一、社教运动
1962年8月底，我向抚州地区专署文教处提出调动要求，不久，即从崇仁县秋溪中学调来临川县行桥中学。
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个新政策的推动下，临川县文教局将行桥、东馆、青泥这三所乡镇中学，调整合并为一所中学，即行桥中学。
回行桥之后，我的调令暂放在行桥小学。当时我爱人还在行小任教，行小校长不愿意我夫妻俩都留在行小，所以我被安排去了离行桥八里路远的谢家小学，在那里教五年级语文。我不想教小学，为此，我及时跑到县城，向县文教局任嘉瑞局长说明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秋溪中学任教了五年生物课，曾教过高中生物，同时又在华东师大生物系函授过四年，是一个称职的生物老教师，我要求调动工作。
在谢家小学呆了二十来天之后，我便调到了行桥中学。
合并后的行桥中学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基础薄弱，校舍十分简陋，就像供路人遮风避雨的风雨亭。全校有五个班级，初三两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一只招了一个班，学生总数不到300人，教职员工17人。我调来行中后，颇受校长李之明信任，到校第二天，我就担任起初二（1）班班主任的工作，并负责全校的生物教学，同时我还兼任行政文秘的事务，学校开周前会，政治学习会，我都担任记录工作，还经常为学校写工作计划、学期工作总结、政治思想工作汇报等等。
1962年至1964年上半年，学校领导与教师关系比较协调，也比较团结，学校面貌有所改观，盖起了食堂和礼堂，教师宿舍也修起来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节节提高，有不少学生考取了高中、师范，这在以前是听也没有听说过的。以前的行桥中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作"行桥中小学"，实际上只是让行桥小学戴个帽子，即在行小毕业班的基础上，加办了个初中班而已。
1964年下半年，社教工作组①进驻学校后，校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开始裂变。
社教工作组由县委负责，目的是要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组把行桥中学校长李之明列为走资派之后，开始挨个发动教师提意见。每天晚上政治学习时，工作组老邓，他都在会上要求老师提李之明的意见，要我们挖空心思去想，鸡蛋里面去挑骨头，想方设法去提，结果提的也只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怎么也不能上纲上线。学校教师因此分成了两派，一派维护领导，一派反对领导，两派之间还只是文斗，没有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
我和过去一样，这一回，还是积极分子。我本着批判错误缺点，希望领导能及时改正的想法，提了一些李之明校长的领导作风问题，如：阿谀奉承，吹拍上面的领导，唯唯诺诺，耍两面派，对上级与对下级态度不同。因为提了这些意见，后来文革中我受到李的报复。
和学校相比，行桥公社以及各个大队上的社教运动搞得比较火热，在他们那边，平时开会，搞什么楼上楼下，背靠背提意见。这样一来，人人过关，个个自危，世界上再也没有好人了，一个个看似好端端的小单位，一下子被弄得四分五裂。一些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欺上压下、虚报浮夸、腐化堕落分子，受到了社教工作组的狠狠批斗。冬天，那些被查出有问题、过不了关的干部，他们衣服脱光，站在风车跟前，让社员群众用风车朝他们狠狠扇风。
行桥公社综合厂的厂长熊保民/熊文明，他被查出在解放前曾当过土匪，土改时划为贫农，他因为土改时表现积极，当上了乡农会主席，混入党内，后来又当上了厂长，但他品行败坏，不仅贪污了石灰厂、砖瓦厂的公积金700元，同时还乱搞男女关系，群众都说他是个不系裤带的人。社教工作组的领导将他的情况报请上级机关，处理结果，熊被开除党籍，清除出革命队伍，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我的老战友刘忠华，在社教运动中也受到冲击。他的故事比较特别。当时，刘是谢家公社刘家大队的书记，1964年秋末的一个晚上，部分社员准备揪斗走资派，刘被当成是大队最大的靶子。刘忠华当了几年大队书记，既未贪污，也未打骂过社员，再说，一个大队书记，只是农村的一位基层干部，当走资派还不够格。而且，刘忠华有三兄弟，还有叔伯兄弟共十余人，他们家族十分团结，所以，他得知要批斗自己的消息后，心里并不害怕。
斗争会刚开始，社员尚未到齐，有位社员站起来提意见，开口就说："操他妈的--"他话音未落，刘忠华的几家兄弟就火冒三丈，纷纷站起来说："你们斗争他，有意见就提，不能出言不逊，开口骂人，他妈，就是我们的妈，大家有份--"话音未落，就把小煤油灯打灭了，桌子也被掀翻，会场顿时乱作一团。社员们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抽身逃回家去。
这样一场揪斗会，也就只好不了了之。刘忠华后来跟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得意，"我就来硬的，我怕个卵。"他说。
社教运动是由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挂帅的，在做法上有点过火，不过，对整顿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作风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就在社教运动的火头上，毛泽东站了出来，给党的基层组织发表了一封信，给他们松绑，结果，一夜之间，基层单位的工作组就被撤掉了，有的工作组走得不及时，被子和行李都被扣留下来，而那些有问题的干部，也就此不了了之。但从此之后，干部与群众、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之间积累下了许多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结果导致了文革中派性斗争的大爆发。
社教运动结束后，行桥中学的校长与老师矛盾加深，谁看到谁都不顺眼。
二、香花毒草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
文艺界、教育界首当其冲，先是学习上面下发的文件，结合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社论，随后便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举国上下，风起云涌，一个超强台风顿时席卷了整个国家。
1966年暑假，临川县委指示教育局，召集全县2800多名中小学教师，云集到县城所在地上顿渡镇，进行所谓的政治学习，其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行桥片的中小学教师集中住在上顿渡镇轧花厂的棉籽仓库内，集中学习了十几天。每天从早到晚，时间安排得紧紧的，开大会，听报告，学习文件，阅读报章，大家伙一起吃食堂，住就住在棉籽仓库里。大会之后，以学校为单位，开小会，进行小讨论。大会、小会，反复强调，人人必须联系实际，广开言路，大胆揭发错误的思想言论，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一定要批深！批透！！批臭！！！特别要批判有的老师写的反动日记、散文、诗歌及戏剧作品等等，不管它是香花还是毒草，一定要把它挖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视为毒草，决不心慈手软，坚决铲除。
那时，我在工作之余，写过几首诗歌，曾在县文联不定期出版的小报上发表，内容是：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有方，给农村带来新的变化，如：兴修水利、修建山塘水库、建设河坑小水电站，给行桥人民和行桥中学送来光明等等。我还写了一个剧本，名曰《耕读花开》，剧本的主题思想明确，是歌颂党的教育方针，对比两种办学思想：一种是脱离实际关门办学，从书本到书本，结果培养的学生个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把韭菜看成麦子，麦子看成韭菜；一种是联系实际开门办学，结合农村中学开办农场，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开展多种经营，既读书又务农，不忘劳动根本，这个举措，既可以为国家减少教育经费的支出，又可以解决那些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使广大贫下中农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创作《耕读花开》，前后花了我半年多的时间，完稿之后，我亲自送到县文联、县委宣传部审阅，宣传部长陈正隆同志说："该剧本主题思想明确，内容健康，对广大农民子弟入学读书，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建议县采茶剧团排演。"不久，文革开始，整个事情便搁置下来。
我认为，我写的诗歌、剧本没有错。我政治背景清白，贫农家庭出身，我父亲曾当过长工，我参加过解放军，从事文化教员的工作，我是一名转业军人，一直以来，得到党和政府的关照，我感谢党和政府，根本不可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想法。
我还认为，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本来是一件大好事，谁知我写了这个剧本之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硬把它说成是毒草，由此我遭来一场横祸！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其实就是由校长李之明撺怂起来的，因为在社教运动中，我批判过他，所以现在他抓住这个机会，向我大加报复。
集中学习到第十天，大鸣大放大字报开始铺天盖地，整个临川县城热闹非凡，当时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行桥片的中小学老师入住的临川县棉籽仓库里，过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针对我的大字报，《耕读花开》被判定为"三反大毒草"，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时我已成了行桥区的头号反面人物，张学文算是第二号反面人物，张被斗得更厉害，因为他家庭成分富农，还居然敢写反动日记，说什么"希望老蒋早点打回来"。后来，还有资本家的女儿黄冰玉，学校的李会计以及高灿云等五人陆续被揪了出来。
大字报从棉籽仓库四楼顶上直挂下来，标题字有禾斛那么大，从两百米远处都清晰可见--"《耕读花开》是"三反大毒草"！"从此，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上厕所要请假，下午去河里洗澡，也设有专人看守，象看守犯人似的。晚上睡觉时，我睡在三反分子张学文旁边，睡的是地铺，房间里的木棍、砖头、绳索、扁担，凡是带尖带刺的东西，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为什么？怕你畏罪自杀。那时的气氛，真好像是战争就要从你身边发生，地震就要从你脚下爆发一样。当时我心里可以说是无所适从，无力辩解，只能耐心等待挨批挨斗。
正当大家大张旗鼓展开大批判时，突然上峰来了文件，撤销工作组解散学习班，各学校立即返回本单位去闹革命。这一下子，可真是救了我的命，其实也救了不少小秀才的命，否则的话，一直呆在上顿渡，我就下不了场，最后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我爱人在家里为我天天提心吊胆，暗暗祈祷老天爷保佑可怜的人。那时候我爱人因为不是在编的正式教师，所以没有资格参加革命。
回到行中，对立的双方马上分化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两股力量，矛头由过去的指向群众，转为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校内领导，指向社会上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牛鬼蛇神等等。从此我的处境出现了戏剧化逆转，我获得了人身自由。升学在外的学生，他们陆续返回自己的母校来串联、闹革命，他们与母校学生结合，提出要为我写的诗歌剧本平反翻案。他们一致认为："汪兴隆老师是本地人，所有同学都了解，他是转业军人，他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根正苗红，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我们革命小将看过他写的诗歌和剧本，内容题材鲜明，主题思想明确，歌颂了党的英明领导，是宣传党的教育方针的好作品，是香花不是毒草。可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歪曲，颠倒黑白，妄图干扰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现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与广大革命学生一致提出：一定要给汪兴隆老师彻底平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67年初春的一个上午，行桥中学在初三（2）班的教室里，为我召开平反大会。平反会上有校长李之明、教育局长封钦兹、区委书记章仰荣，章书记在会上宣布："汪兴隆同志写的诗歌、剧本《耕读花开》不是毒草。为此，予以汪兴隆同志彻底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向汪兴隆同志深深鞠躬，表示道歉！"
平反之后，我彻底获得自由。如果说，1949年9月是我的第一次大解放的话，1967年的平反，则称得上是我的第二次大解放。
三、红旗战斗队
平反之后，获得了人身自由，我从此扬眉吐气，轻装上阵，立即加入了本校的造反派--"红旗战斗队"，队长是全必善，李伟雄，他俩是我们推选的，队员由老师和部分学生组成。行桥中学就数这支战斗队力量比较强大。学校里还有什么"井冈山战斗队"，"红尖兵战斗司令部"，"憋不住战斗队"，名字稀奇古怪，他们大多是保卫毛统帅的，毛是红统帅总司令。
"红旗战斗队"成员关系较好，立场很鲜明，主要是反对校长李之明的错误思想。后来，"红旗战斗队"跟保皇派"井冈山战斗队"闹对立，"井冈山战斗队"的头头熊芝琏、侯根年/侯永福等人，被抓去游街示众，学生造反派贴他们的大字报，说他俩是猪牯精，大嫖客等等，因他们曾经玩弄女学生，名声败坏。在斗争过程中，"红旗战斗队"队伍不断壮大，很快，战斗队又组织起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是王明昌、程奇伟，这两个队伍其实是一班人马，队员们互相配合呼应，成为校内实力最为雄厚的造反队伍。
我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位积极分子。该支宣传队经常去附近的公社、大队宣传演出，他们自编自导了一些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人民公社好之类的节目，很受群众欢迎。后来解放军6011部队进驻江西，该部队派出了一支宣传演出小分队，来到行桥公社。全队只有七八个人，可是人人都会吹拉弹唱，是专业的艺术人员，他们在学校里住了几天，演出了好几场，深受师生和附近群众的欢迎。不久，他们和我们宣传队的女学生混得熟络了，有几位女学生还与他们同台演出节目，几个人之间产生了深厚感情，后来小分队要调走，临到分手时，真有一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觉。
为了搞好文艺宣传队，李伟雄队长特派我一人去南昌采购铜锣、钹、二胡、大鼓等乐器。宣传队平时的演出经费极少，购置乐器的费用，都是由老师们集资一点，学校补贴一点这样慢慢凑起来的。我第一天去，第二天赶回，匆匆忙忙，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一个人把这些笨重又精致的乐器，从南昌带回偏僻的行桥中学的。特别是大牛皮鼓，上车、下车、中途换车，全靠我独自一人折腾，想起来的确很困难。
为了充实宣传队的演出项目，我编写了一些表演唱、快板、顺口溜之类的小节目，女同学也编了几个舞蹈，内容不外乎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等等。每次演出的节目有十几二十个，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左右。
行桥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演出的时间持续了大约有一年多，平均下来，十天或半个月演出一次，演出的现场，由公社和大队准备好，演出没有报酬，他们也不招待演出队晚餐。每晚演出后同学们都要赶回学校住宿，白天照常上课，上课学的是"语录"。学校还专门建起了一座红旗形状的壮观语录牌，上书，"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每天上食堂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