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末夏初，宣传队联系好去茅排公社演出，队员们兴趣很高，清早从学校出发，徒步行走了整整大半天，才走到茅排。到达岳口村时，一行人在供销社门口休息片刻，突然，有几个女同学遇见熟人，她们马上临时决定要搭乘熟人的吉普车溜去南城县观光，把我们撇在一边。当时我们颇感意外，我和程奇伟、王明昌议论：她们这一去，是否能及时赶回来演出？岳口到南城县有十几公里，岳口离茅排还有十五华里，即使能赶得回来，徒步走的话，至少也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我们摇摇头，共同发出感叹：女孩子大了，老师们管不住她们--。
剩下的一行人，继续前行，走到了茅排公社，当地造反派组织公社大联筹的同志接待了我们，把我们的吃住安排好之后，我们就到茅排附近观光了一阵，看到了那年春天茅排山洪爆发，供销社被冲毁后留下的痕迹。那时供销社的负责人是我的学生付桂英的父亲，他为了抢救供销社内的物资，不幸被洪水卷走了。等洪水退却后，在下游七八里的地方，才找到了他的遗体。付桂英一家悲痛至极。后来县里在行桥戏台下举行了追悼会，追认付桂英的父亲为革命烈士。
演出要开始了，我们在公社焦急地等待着，一直到夜幕降临，几个女生才叽叽喳喳，一路谈笑风生地回来了。此时王明昌老师实在按捺不住怒火，对她们几个人目无组织纪律，狠狠地提出了批评。王老师气得晚饭都没有吃。我和程奇伟劝解他说，"她们既然平安回来了，你批评几句就算了，如果弄得她们情绪不好，这会影响晚上的演出效果。"
好在当晚演出，同学们的情绪很高，小节目一个接一个，没有塌场，大家很投入地唱歌跳舞，把一天的疲劳都跳掉了。
第二天早饭后，宣传队的同志挥手告别茅排公社。走在路上，大家想起昨天的事情，感觉还是有些不愉快，觉得人心不齐了。回到学校，个个都显得十分疲劳。此后，宣传队偃旗息鼓，再也没有外出演出。很快，文革的形势恶化，文斗变成了武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不久就自动解散了。
四、校园里的牛鬼蛇神
武斗开始了，我继续留在"红旗战斗队"里。
不久，保皇派得势，造反派组织自然也就土崩瓦解，队长全必善被人差点用步枪刺死②，副队长李伟雄被人绑了一个晚上，我则遭到同乡诬陷，被说成是原国民党"豫章山区政工队员"，保皇派判决我监督劳动五年。其他的队员，他们大多数倒向了保皇派，最后剩下的那些，都成了牛鬼蛇神，与学校的其他几位牛鬼蛇神：张学文，李静、黄冰玉、徐炳福、高灿云等人一起，接受监督与改造。
张学文成了学校最大的牛鬼蛇神。他教初三语文，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红卫兵查抄到他的日记，将其中的反动内容以大字报张贴出来，其中一篇写道："一天晚上，独自仰望天空，繁星闪烁，特别是看到东南方向的天空，有一颗耀眼的明星，那就是我家未来的救星。"因此，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谁是大救星？"，小标题是，"--请看反革命分子张学文反攻倒算贼心不死"。
在另一篇日记中张学文写道："父亲是农民，家里虽然雇了长工，但他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充其量只能算个富农。每年收获数百担稻谷，第二年开春卖掉，能卖到好价钱，那时真正是丰衣足食。而今公社化，什么都化掉了，谷仓厨房空空荡荡，晚上老鼠成精到处找东西吃，它们在灶台上开运动会，闹得我晚上睡不着觉。"他还有一篇"记梦"的日记，"一天晚上做梦，梦见父亲回来了，穿一件旧蓝布长衫，拿一把破伞，经商回来，风尘仆仆，脸色蜡黄浮肿，大概阴间也在搞运动，弄得如此寒酸。看见了他，大吃一惊，然后便惊醒了--"就因为这几篇日记，张被列为"三反"分子、黑帮，上纲上线，把张批斗了数十次，到1969年，他被彻底下放到农村。
徐炳福也是因为写日记，受到牵连。他在日记里抱怨说，自己家庭成分够不上地主，土改工作组没有掌握好政策，他为此感到十分冤屈，只好在日记里发牢骚，"我家庭成分不是地主，家里有十五亩田，另外还跟人家合伙烧砖瓦窑，因老屋被日本鬼子烧了，为了盖房子才烧砖瓦窑的。鬼子投降后，到处盖房子，砖瓦窑生意好，再加上贩卖一点粮食，土改后就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实在冤屈--"。他被批斗了几回之后就下放劳动了。
李静是学校的会计兼英语老师。文革中，他远在四川昌都的胞妹被打成黑帮，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妹妹大义灭亲，检举了自己的哥哥，说李静与何应钦称兄道弟，后来她又改口说，与何应钦称兄道弟的不是哥哥李静，而是他们的父亲，但那时李静已经成了牛鬼蛇神，翻不得身。李老家临川河埠，他父亲是国民党后勤部运输司令，少将军衔，与何应钦相熟，解放后已去世。他胞妹为父亲料理后事时，留下了一张何应钦与父亲合影的照片，为此倒了大霉。李本人在南京出生长大，中央大学财经系毕业，任上尉军需，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南昌铁路局担任总会计，社教时他查出有历史问题之后，被调至行桥中学当会计。
黄冰玉是学校唯一的女黑帮，"狐狸精"。她原在江西修水中学任教，因生活作风问题调来行中，但她不思检点，依旧与情夫往来密切，那男子曾几次前来看望过她。不仅如此，她在行中又与熊芝琏勾搭成奸，惹得熊的老婆闹到学校来骂街，痛骂黄是厚颜无耻的骚妇。另外黄在私下也说，"学校是牛栏猪舍，校长是马屁精--"，学生揪斗她，贴大字报说她是淫妇，晚上开她的批斗会，白天强迫她参加劳动，挑大粪。黄不会劳动，挑粪时，衣服上裤脚上到处都沾满大粪，臭气熏天。有一次师生上山为学校食堂砍柴，红卫兵也押着黄冰玉去砍柴，她一个上午只砍到了两个枕头大小的木棍，总共不到二十斤。扁担吃肩，她就用毛衣裹着扁担，换肩前行，换肩时，扁担勒着喉咙，不小心就把自己拐到了烂泥田里。有时，师生们要挑柴火到几公里远的跃进水库，一路上，扁担压着肩头实在疼痛，黄就只能蜷曲着腰，用背弓去挑柴担，过往行人看见她这样的狼狈相，议论纷纷，有一位农民说："这是学生故意折磨人家，一个女老师，她生长在城市里，哪里会砍柴？"另一位农民说："何苦呢？一点柴火，烧一碗水也烧不开，还不够洗她的XX--"他们不明事理，纷纷拿她来逗乐。黄后来调离了行中，不知去向。
高灿云对学校领导那种虚伪、吹拍的作风看不惯，说了一些风凉话。他说："李之明校长会把上级领导的爱好，当学问来研究，XX喜欢吃甲鱼，XX喜欢喝上等的绿茶，这些，他摸得一清二楚--"，这些言论，使他成了反党分子。一天下午，县长王金凯在教师会上说："对领导不满，就是对党不满，要狠狠地批判，决不可心慈手软！"王县长在行中教师会上说了几句就走了，但从此之后，对领导不满，对党不满的高灿云，就只好忍气吞声，过起牛鬼蛇神的日子来。
五、四旧
行桥镇上的红尖兵造反队，力量最为强大，他们改造完行桥镇的公社政府之后，开始走向社会，深入到各大队的自然村里，轰轰烈烈地造起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来。
之前，那些五类分子经过土改复查、反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社教四清等运动，早已经被革过许多次命了，变成了臭狗屎一堆。但这次情况不同，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十二级以上的风暴，革命小将要来个大扫荡，要掘地三尺，彻底查抄五类分子的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还要扫除四旧，把那些代表旧社会封建思想文化势力的古董文物、古建筑、寺庙、祖宗牌位等等，也来个彻底铲除，毫不留情。
一般来说，一队造反派的人马，往往有三四十人之众，他们戴了红袖章，每到一处，马上和当地生产队长取得联系，问清楚谁家是地富反坏右之后，便一阵风一样赶赴他们家中，抄到东西之后，又一阵风一样扬长而去。
彭田余家村的项山寺，僧尼们听说红尖兵造反队要来破四旧，赶紧收拾东西及时逃走了，只留下名叫妙修的当家师，他没有走，他说："佛门净地，总不过问政治"，但是他想不到，自己会被红卫兵抓去批斗，红卫兵说他是剥削阶级、寄生虫，不劳而获，最后他被红卫兵小将用石头活活砸死。
项山寺规模较大，有四五百年历史。据当地人介绍，寺庙是由明朝一位姓项的知府所建。项原在福建某地任知府，他是一个越边的知府--因越界行使权力触怒中央政府，为逃避朝廷的追究，他卷起赃银，携带家小，逃离福建，潜逃到江西境内，经黎川乘船顺流而下，行至彭田的余家村时，他下船视察，发现余家两岸是高山，中间是块狭小的平原，地理环境比较优越，于是便择定西面大山半山处的一块平地，在此筹建寺庙，取名"项山寺"。
项山寺正殿、经堂、舍间共有一百余间，规模壮观，寺庙还购置了上百亩山地和几十亩农田，由雇请的长工为他们常年耕作。寺庙住持为感谢项知府的慈悲喜舍，在寺庙前面的廊房舍间内，为知府夫妇专门塑造了泥像。要修建这样一座寺庙，耗费肯定不少，这个身处边僻之地的项知府，竟然有如此经济实力，可见一定是贪污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项知府从福建逃亡江西，遁迹山林为僧，建造庙宇改恶从善，朝廷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解放后，寺中仍有僧尼六、七人。我妻弟吴关民小时曾在项山寺当过放牛娃，他因家中无力养活，被当了地主婆的母亲强送到庙上打长工，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当家和尚妙修对他很好，丝毫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子弟而歧视他。听他说，庙里当时曾经躲过一个地主婆，后来形势紧张，躲不下去了，地主婆只好半夜潜逃去了湖南长沙，潜逃之前，她在河边放了一双布鞋，让人以为她已经投河自尽了。
文革中，项山寺被破了四旧之后，寺庙全部被拆光，拆下来的木料砖瓦板石等，由五类分子搬运到行桥分水岭，用来建造农业中学。
行桥镇宝林山上的宝林寺和镇东头的下庙，也被破了四旧。解放前，我父亲常常到那里去听和尚念佛，他和国兴大师是好朋友，我也在宝林寺躲过几天壮丁。文革中，宝林寺荡然无存，不久，公社在寺庙的地基上建起了粮站，下庙则变成了锅炉铸造车间。
汪家村的邻村陈坊村，村头本来有几座巍峨的牌楼、石牌坊。明代时，陈坊村出了个才子陈际泰，陈际泰到北京赶考，考中进士，名列第二百三十名③，石牌楼石牌坊就是为他所建。牌楼高大气派，上面那副对联，我还记得，左联是，"仁义无双里"，右联是，"文章第一家"，横批，"诗礼传家"，文革中这些牌楼惨遭毒手，造反派的铁锤，将那巨大的花岗石柱、牌楼顶上一排排精致的镂花石人石马，全部砸碎，残留下的巨大石块，至今还堆积在路旁。
乌顿汪家的乌顿古寺与下庙，也在文革中毁于一旦。始建于唐代的乌顿古寺，一日之间被夷为平地，下庙则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了一幢空房子。乌顿古寺里供奉有一尊阳公菩萨，香火很旺。有人说，阳公菩萨很灵验，有求必应。听说造反队要来拆庙，有人趁夜把阳公菩萨悄悄偷走了。
解放前，我也见过那尊小菩萨，菩萨外相是个小娃娃，一尺多高，前额上有个小包。传说他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在玉皇殿上玩耍时，不慎把净水碗扳歪了，泼掉了几滴水，造成民间某地大涝，玉皇大帝追查此事，发现是自己外甥干的，立即传讯外甥，因见他年幼无知也不好怎么处罚，只是用手指在他前额上轻轻地弹了一下，以示惩戒，就这一下，他额头上顿时起了一个小包。这就是民间流传阳公菩萨头上小包的由来。
过去周围邻村闹旱灾时，村民们都到庙中烧香，叩头，敲锣打鼓，把阳公菩萨抬出来巡游田间，不一会雨就下起来了。我记得多次抬菩萨出游，多次都应验了，是否巧合，谁也说不清楚。
六、游街
1968年，春夏之交时，行桥公社红尖兵造反派，纠集了其他几个势力较小的造反派，一群大约二十几人，组成大联合司令部。
为了制造声势，他们经常通知各大队、各生产队，要他们将各自的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押送到行桥公社围墙外面集合游街。
游街活动往往安排在行桥镇当街的日子，时间长达一个上午。
我曾两次看见了游街的盛况。游街时，四、五十号"五类分子"排成长长的一列，脖子上挂着木牌，木牌长五尺宽三尺，大多是用整块的禾斛板制成，足有三、四十斤重，木牌上写着：地主分子罗会昌、伪保长的儿子杨狗仔、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左老仔等，各人的名字上都用红墨水画上了大叉叉，有的，头上还戴着自己用白纸粘制的高帽子。
在一长串人群中，我看见了我爱人的同学吴昌龄，他靠墙根蹲着，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鼻尖，脖子上挂着一块松木的禾斛板，上书：恶霸、伪乡长的儿子吴昌龄④。我在谢家小学的同事林康励的老父亲，也在其中，林的父亲解放前在行桥街上开了家五金店，属工商业地主。文革中，林康励因为摆弄矿石收音机，被冤屈为窃听敌台，后屡受批斗，精神失常而死。
等人数到齐之后，便开始游街游乡。领头的地主分子，手拿一面破铜锣，一边敲一边高喊："地主过去剥削农民，罪该万死--"。
那天逢街，集市贸易，人员众多，特别是村村队队都来了许多人，看热闹，看黑五类游街示众，真是热闹非凡。有人在背地里议论："大晴天，不去干活，这些极左分子真会别出心裁，想捞取政治资本，用心险恶！"也有人引用周总理的话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还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不断地唉声叹息，"照这样闹下去，真不晓得会成什么世道--"
行桥公社松岗大队，有一位贫困孤寡的老婆婆，大家都叫她英婆婆，她无儿女，靠帮人做一点针线活、养几只老母鸡下蛋度日，平时她也会为当地的青年男女牵线说媒，事成之后获得一点感谢费，聊以维持最低生活。那时她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文革的飓风竟然也刮到了这位孤寡老人的头上。
松岗村的一群小混混们，他们平时无所事事，闲得发慌，看到行桥街上闹革命了，于是便想起拿英婆婆来逗乐。他们给老人戴高帽子，为她鸣锣开道，旁边还有一位地痞喊道："快来看啊，看牛鬼蛇神游街！"一路把她拽到行桥街上，加入到黑五类的行列。
英婆婆度量大，想得开，她认为这是村里的小娃娃在逗她玩。游街回来，英婆婆既不介意，也不悲伤，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没有把游街示众当回事，仍旧跟往常一样生活。但是，行桥街上一位名叫莲英的中年妇女，她就想不开。莲英偶尔也会为人说媒，并且认为给人做媒是行善积德做好事，不过造反派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媒婆当成四旧，必须加以坚决破除，莲英为此被抓游街，她心里不服气，跟造反派的头头申辨了几句，结果更被强揿着头游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