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调到行桥中学后，在那里担任班主任的几年时间里，也遇到有家长逼迫孩子回家订亲的事情，作为班主任的我，只好很委婉地劝解学生与家长，没有再刻意去帮家长向学生施加过压力。
第四件事是带学生去征兵体检。
1958年11月下旬，崇仁县人民武装部征兵办公室，来秋溪中学初三年级征募一批兵员，目测结果，选定了二十名同学赴县城体检。学校派我带学生进城。
当天晚上，我把学生安排在城郊的一所民房里住宿。民房分作两层，楼上的房间空着，没有装修，一面墙还没有砌起来，连护栏都没有。晚上大家在楼上打通铺，我反复提醒同学，尽量靠里面打铺盖，晚上小便下楼，要靠墙边走。
就在半夜时分，同学们都已经睡熟了，突然听到"啪嗒"一声巨响，好像什么东西掉下楼去，一会，传来唉哟唉哟的呻吟声。
我立即警觉地坐起来，拿手电筒一照，通铺中空了一个铺位，"不好了出事了！"赶紧下楼，就见到邓大纲正坐在地上，满嘴是血，仔细一看，已经跌落了两颗门牙。这一下同学们都醒了，赶快向房东借板车，把邓大纲扶上板车送往县医院急救。
天亮了，立即派人通知邓的父母亲。上午，他们赶过来，邓的父亲安慰我们说："你们不用惊慌，我儿子有梦游的毛病，不过从来没有摔过跤。"我说："当兵体检他可能有些紧张，到了这里又换了新环境，不适应才导致如此。还好伤势不重，住院几天就好了。"
邓的父母亲想得比较开，听到接兵的同志说，有梦游症不能参军，"不能参军也就算了，以后在农村可以干点别的。"
邓的父母还说，他们村里也有一个梦游的男子，四十多岁了，他常常半夜去地里干活，干完活回来接着睡。第二天家人问他昨晚去哪了，他说，他哪也没去，一直在睡觉。
八、吴新民/吴健民（一）
吴新民/吴健民是我爱人的大哥，他比我早一年到秋溪中学工作，在那里教初中历史。我俩既是同事，又是亲戚。
我对他的家庭背景略有所知：解放前他家族比较富裕，是彭田一带最大的地主，有良田五百亩。他弟妹五人，加上叔侄兄弟，长工佣人几十口，住在彭田镇上那幢雕花石门楼的大砖墙房子里，门楼上书有"笔峰拱秀"四个字，与南面的笔架山遥遥相对。房屋三幢直进，重房重厢数十间，屋梁、窗棱、神龛，样样装饰精美，古色古香，很有大宅风范，院墙内还有鱼塘，果园，菜地，住家真算得上是一水之便。
吴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受人尊敬。他家就是从他祖父一辈起的势，那时他家中已有三十亩上好水田，加上他祖母带来的嫁妆，算得上是四邻八乡里的殷实之家了。在他极其争能的祖母勤俭操持下，几十年下来，吴家就盖起了彭田最壮观的宅舍，而且增加了几百亩新的田产，成为临川县上下比较有名的地主。据我爱人私下讲，她家的那些家业，都是靠她祖母放高利贷，剥削当地的贫雇农，积攒起来的，她祖母视财如命，一家人在生活上其实十分小气。
吴的父亲吴默先生曾在行桥小学当过校长，比较有魄力，后来投身政界，在乐安县当过一年县长，因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兼哮喘病，无法医治，于1946年去世。
土改时，吴家的阶级成分被定为恶霸地主。吴的祖父被反霸镇压了，他家的田地房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他母亲带着几个弟妹，被农会扫地出门，住进破旧的柴房里。因为没有劳动能力，一段时间，他母亲无奈地带着年幼的几个弟妹四处乞讨为生。
1949年，吴新民/吴健民从临川龙津中学高中毕业后，审时度世，报名参加了江西军政大学，1950年7月结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某部工作，在那里当了一名营参谋，协助作战。在部队期间，吴曾帮营指导员代写家信、恋爱信，为此颇受领导赏识。他自己为了洗刷家庭出身的污点，在工作上表现得格外积极上进，他主动要求参加了解放福建漳州东山岛的战斗，并积极要求上前线，参加抗美援朝，但是，因个人成分不好，加上部队"三查"时暴露出他的历史疑点--高中毕业前夕，吴新民/吴健民的名字曾被学校统一登记上了"反共救国军"的名单，他因此不能久留部队。
1955年春，吴新民/吴健民转业回乡。我比吴早几个月转业。1955年4月，吴的大妹妹吴望侯嫁给了我，从此我俩既是战友又是亲戚。
吴新民/吴健民很聪明，复员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在抚州市兴鲁坊巷口租了一间民房暂住下来。假如他直接回家的话，就会马上被乡农会管制起来，监督劳动。在抚州住下后，他多次去地区民政局要求分配留在抚州工作，再三要求未果，他被分配到乐安县一所偏僻山村教小学。由于吴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毛遂自荐，说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中学历史的教学工作，一年之后，1956年9月，他调至临川李渡中学任教，在那里任教一年，后因与女学生谈恋爱，造成不良影响，1957年8月调至崇仁县秋溪中学任教中学历史。
1958年，我也调至秋溪中学教生物，我俩一下子成了同事。
秋溪中学的反右运动比较温和，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当时他很想重返部队，我开导他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不要去自寻烦恼。但随后不久，他竟然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向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重返部队，信里说什么自己胸怀大志，精通《孙子兵法》，具有指挥核战争的军事才能。
没等他的信寄出崇仁县，1958年暑假，崇仁县委副书记杨某和审干办公室的负责人，就赶来秋溪中学找吴谈话，要吴写检查，交代他做学生时参加反动组织的前后经过。在杨某等人面前，吴不仅矢口否认自己过去的历史记录，反而与杨某展开辩论。吴说："你没有资格来审查我，我在部队上早就已经通过了"三查"，我俩现在是革命分工不同而已，没有等级差别"云云。在辩论中败下阵来的杨某，抓住吴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这一致命弱点，说吴有政治污点，妄想翻天，于是立即给吴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公安局打电话，叫人来把吴抓走，押送劳动教养。吴此时才大彻大悟，嚎啕大哭，表示悔过，但为时已晚。
吴和我在秋中共事一年，我认为他性情上喜欢表现，好高骛远，这对他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为此曾多次开导他，要他正确认识自己，我说，"你在部队中只是个营部的小参谋，排级，兵头将尾而已。为了纯洁内部，部队才将你复员，复员之后，党和政府安排你工作，教中学，你应该知足--"他那时对我的良言好意相劝，根本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反而讥笑说："燕雀怎知鸿鹄之志哉？"
1958年10月下旬，一个西风冷雨、寒气袭人的下午，几名公安干警，荷枪实弹，押解着十几个劳改犯前往宜黄山中烧炭。他们一行人从秋溪街上路过时，其中就有吴新民/吴健民。是他！两个月过去了，他人已经变得消瘦异常，背着一床军用小棉被，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疲惫不堪。他见到了我，未说几句话，便行色辛酸，匆匆赶路去了。
1959年春夏之交时，吴新民/吴健民经过八个月的劳动教养，服役期满，恢复了人身自由。此时他本可以继续留在秋溪中学，等待重新安排工作，但那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时期，他母亲放心不下儿子，赶到劳改农场去探视，看见儿子双脚浮肿，不成人样，做母亲的放心不下，苦苦哀求他回到家乡，说，要死也要死在家乡。
吴听从了母亲的劝解回家生活，谁知道回乡之后，他才真正算是掉进了人间地狱，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生产队的干部把他当成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看待，每月的初一与十五，他都得自觉前往公社接受例行的罚跪批斗，有时还得跪破瓷碗片，一跪下去，两个膝盖马上鲜血淋漓，渗透到裤子的外面，冬天，裤子很快就结成了冰壳。跪的时候，还不能稍微移动身体，偶有移动，便遭受拳脚交加，打翻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逢上大的运动到来，他还得作为黑五类的代表挂牌游街示众。
吴以前过的是少爷生活，对于干农活一窍不通，生产队分给他的劳动任务，总也不能及时完成，叫他去田间锄草，他什么也不懂，居然把豆苗都锄掉了，分给他种蔬菜的自留地，杂草总有几尺高。因完不成村队分配的任务，他又被当成了吃剥削的反动典型，口粮也被生产队吊销了。他无法可想，只好不断向地区民政部门写信反映情况，结果，夹在信中的转业军人证也被公社书记缴走，最后他走投无路，穿起一件破烂的军服，半夜背着铺盖卷偷跑去抚州地区投监，看守所的负责人说："平白无故怎能把你收监，你有困难，可以找民政部门，请求他们帮你解决。"于是吴又跑到江西省民政厅上访，诉说自己在农村的苦衷。民政部的负责同志很同情他，马上写了一封信，让吴带回，交给当地公社书记，此后，生产队才恢复了他的口粮供应，同时，严词警告他说，"你，吴新民/吴健民，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像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留着也是祸害，不如拉出去枪毙了算。"那些年，要不是他身强力壮的弟弟鼎力接济，他恐怕早就死于非命了。
1976年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严霜凛冽，我骑车赶去行桥中学，路过游家峡时，一群社员正在那里疏通渠道，修筑水库。我偶然瞥见吴新民/吴健民也在修水库的队伍中，他衣衫单薄，冷得瑟瑟发抖。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只是停车片刻，随后我就骑车走了。
九、支农
秋溪中学是农村普通中学，每年秋天放农忙假，教师们都要去大队上支农。
1960年秋收时，我和木器社主任黄亦农被派去马岭大队支农，我俩吃住在大队部，吃饭交粮票和菜金，每餐三两大米，菜金二角，具体任务：协助各生产队收割二晚，及时布置好冬种、积肥等工作，并负责检查督促所布置的工作是否落实到位。
马岭大队书记邱宜民，对上面派人来支农他不理不睬。秋收时节，农村无闲人，他却清闲得很，时刻梳梳头照照镜子，要不就抽烟喝茶，或躺在眠椅上，眯缝着眼睛，半睡半醒，倒也逍遥自在。老实说，我俩都看不惯他那个样子。
秋收结束后，县委指示：以公社为单位，整顿干部作风，将各大队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整风学习，检查是否有多吃多拿现象。学习期间，邱宜民还是老样子，生活吊儿郎当，对于女同志，言语轻薄，人人看他不顺眼，但也拿他没办法。听说他玩女人很有一手，曾和本大队饲养员余水红/谢木红乱来。
学习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信用社主任邹来喜突然跑到公社来，向公社书记黎荣民收取借款。黎感到莫名其妙，他根本没有向信用社借过一千元，哪里会跑出来一张借条呢？而且，在邹来喜的借条上，既有公社的公章，又有黎书记本人的私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小小的公社，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不寻常。黎荣民将此事及时向县委汇报，并请求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公安局的同志查询了几天，未得结果，后来查对借条上的笔迹，才查出此事是邱宜民冒充的。原来，邱宜民趁公社办公室主任余水生不在的时候，他将预先做好的借条偷盖上公章私章，然后填上借款数目，径直到公社信用社，说是代黎书记借款，把钱取走了。邹来喜立即向邱追还借款，此时邱的脸色由红变白，不断摇头叹息，并轻声地自言自语："身无分文--该死！"于是公安局的同志给他戴上手铐，拘留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