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伤害的责任——要理解和防止你的出现对于社区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环境污染，对当地居民生活的打扰和影响，对当地生计模式的影响等。有些影响是隐藏的，甚至要在很多年后才表现出来。企业首先要尽一切可能来预防这些负面影响的发生，当负面影响发生后，要负起责任。
增加现有价值的责任——要回报社区。社区为你提供了土地、员工、生活环境、原材料、顾客等，有德商的企业要积极地回报社区。而当企业这样做的时候，企业也能从社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回报。
增加未来价值的责任——要造福未来。对于企业来说这是最难的部分，即要考虑到企业的存在对社区的长远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并为此积极准备，要与社区形成可持续的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哈佛商学院1949届》一书中得到旁证。坚守原则和价值观的哈佛商学院1949届毕业生正是因为具有出色的道德一致性，所以才作为一个群体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成功。
在哈佛商学院1949届毕业生们看来，“社会责任和利益扩张在本质上是不冲突的，相反，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基于这种道德一致性，他们中的许多杰出者已被载入商业史。在消费领域，吉姆·博克将强生公司打造成企业帝国；特劳伯则彻底改变了布鲁明黛尔这家全美最大的百货店，塑造了美国的消费文化。在高科技领域，彼得·麦克科洛一手打造了施乐。在金融领域，红杉基金的创办者比尔·卢恩和曾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夏德，致力于保持华尔街的诚信。此外，汤姆·墨菲将一家小电台扩展成了包括ABC在内的传媒帝国。
他们的商业生涯的辉煌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50年代美国经济能量日益增长，不过很长时间只能勉强满足普通美国人的需求，这是他们的积累期。60年代迎来了美国商业的黄金年代，他们平均年龄40岁上下，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期，于是成为这10年繁荣经济中推动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他们拿出了对美国经济的敏锐把握能力和对大公司的领导力，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美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高科技的发展和金融服务的新魔力。70年代，他们登上商业顶峰。当时整个10年油价下跌，经济衰退，赤字猛涨，成为他们进入商界以来最糟糕的10年。这些人不同凡响的地方就是，其中许多人在这个动荡年代生意依然红火。到80年代，他们逐渐从顶峰淡出。
或许让今天的人们倍感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没有挣到大钱。在他们呼风唤雨的年代，CEO们的薪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许比今天中国国有企业老总的薪水还低），几乎没有人可以数以万计地积累财富。在这些“老帮菜”的晚年，他们似乎落伍了。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只是说，“我们关注钱的方式不一样”。随后他们看到了21世纪美国企业经理们的集体堕落和丑闻。他们在遗憾之余，认为这些堕落毫无必要。
恐怕没有谁比卢恩更清楚其中炎凉了。这位华尔街的“圣贤”、巴菲特的密友，在1999年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他拒买当时最挣钱的高科技股，而其他股票缩水将近10亿美元。他坚持“价值投资”的长期理念，保持着他们那一届同学的信条，相信没有通向财富的捷径，只能依靠严格道德标准指导下的努力工作，财富产生于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公司。然而，等2000年春天纳斯达克一崩盘，卢恩重回顶峰，红杉基金当年获利20%。
在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今天，哈佛商学院1949届毕业生对喧嚣的商界的批评仍然令人振聋发聩。他们秉持自己的价值观，抓住了自己黄金时期的机遇。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批评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狂潮是“过去50年最糟糕的时期，是黑暗时代”，批评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商业文化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是令人厌恶的权力、贪婪和自大的组合。而且历史会证明这群“老帮菜”更有眼光，也更有价值。他们更能诠释美国繁荣的真正内涵，他们为美国商业精神描上了底色。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而以勤奋、勇敢开辟的商业进程却会质朴平实依旧，绵延不息。
如果他们“有幸”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年代，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21世纪初新经济神话破产后，安然、世通、安达信等一批企业高管涉嫌造假而爆出财务丑闻。在2008年遍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包括前纳斯达克主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和许多华尔街知名投资银行高管在内的金融帝国缔造者，或因涉嫌欺诈而受到起诉，或因过度贪婪而遭到谴责。21世纪初期一系列企业丑闻的爆发，引发了全面的社会信任危机。
丰裕社会与责任回归
作为一种风尚，企业公民不仅仅是传统伦理道德在商业界的副产品，更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社会走向丰裕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19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竞争出现之前，消费品匮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企业之间的竞争都以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经历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之后，社会经济和物质生产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开始脱离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宽松自由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使得企业在抵御风险能力提升的同时，逐步开始有能力追求和实现利润之外的目标。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人类作为物种进化的10万年间，90%的历史都处在相对简单的经济状态。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一个部落人一年的收入还不到150美元，大概在100美元左右；1750年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还不到200美元。换言之，人类社会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增长到150美元，用了97000年；从150美元增长到200美元，用了2750年；最后，从200美元增长到6600美元（当今世界人均年收入），只用了250年。物品方面的增长更是惊人，一个生活在1000年前的部落人的库存单位（SKU，Stock Keeping Units）是300，而今天居住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民的库存单位是100亿，增长了将近3300万倍！生产力释放和物质的丰裕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以人均寿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少有人能活到40岁，1929年美国人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可是到今天，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增长到70岁，是他们曾祖父辈的两倍！
事实上，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一切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丰裕社会时代，只占据已有人类历史的0.25%。1969年，时任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的克里斯滕森说：“鉴于我们已经掌握了经济增长的奥秘，所以我们应该将注意力从生产转移到教育和环境之类的质量提高等问题上来。”正如古人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一个富庶社会里，企业公民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对商业界的普遍要求。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生产规模和能力的增加，企业的权力愈加扩大。尤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权力取代政治权力，公司享有超越政府的话语权，公司管理者的行为权限和自由度日益膨胀，形成超级寡头式的资本主义力量。1929年，200家最大企业拥有了所有公司财富的49%，一些超大型垄断企业进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操纵政治。以美国J·P·摩根在1901年以卡内基钢铁公司为基础合并10家钢铁公司组成美国钢铁公司为例，这家巨型企业拥有的现金甚至可以应付美国政府1880年度的所有开支。此外，企业对于利润的单极追求，也导致其不择手段地对社会施加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并转嫁成本，如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种族主义、工伤、职业病、环境污染、不公正交易、产品质量不安全、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等等。消费者一方面在享受丰裕社会的成果。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更加严重的消费主义危机，因而对于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尤其是对其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而将成本外部化提出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对企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规制和有效约束。
劳资进一步分化和劳工运动
资本主义财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20世纪兴起的全球化潮流，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鸿沟，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劳工保护运动和“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
以美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里，收入阶梯高层和低层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增长比例都保持基本相同的比例，每年在3%以下。但随着管理者资本主义崛起，企业管理者决策水平对公司业绩影响程度加重，最高收入者地位一再上升。虽然今天美国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跟1975年基本一样，但1%的收入最高者，其收入却比1975年翻了三番。而且越往上，收入增幅就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企业CEO的薪资是普通工人的42倍，可20年后的今天，这一差距扩大到了惊人的500倍！
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富裕和福利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少的劳资冲突，这一现象因为全球化潮流开始逐步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开始流向生产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劳工标准相对较弱的国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外包把工厂扩展到世界范围，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广大的市场、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较低的劳动标准获取超额利润。随着劳工标准向下看齐，“血汗工厂”纷纷出现。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开始跨越国界，进行了有关劳工利益的全球化讨论，并开始给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对其供应链上的企业公民表现负责，并开展了全球性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
1991年，美国Levis公司在亚洲的工厂雇用低龄女工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发起的一场“反血汗工厂运动”。这场运动以“耐克观察运动”为先导，对一些跨国公司通过高强度劳动榨取劳工血汗以实现公司收入增长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并敦促这些跨国公司向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施加压力，以提高当地的劳动标准。这场运动席卷了耐克、Levis、锐步、GAP等知名品牌，其中一些跨国公司压榨和剥削其亚洲代工厂工人以获取超额利润的黑幕遭到揭露，侵占劳工利益和破坏环境的经营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这些国际大品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品牌信任危机。在消费者拒绝购买的压力下，出于修复自身品牌形象的考虑，跨国公司开始把保障海外劳工权益纳入公司的决策过程之中，并且在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内相继建立了企业公民守则。到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企业公民守则，其中118个为跨国公司所制定。
2000年前后，多数欧美跨国企业都对其全球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和审核的要求，只有通过评估和审核，才能获得订单机会。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传导机制推动了企业公民领域的国际合作。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99年，联合国经合组织推出《公司治理原则》；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首次敦促企业遵守国际行为准则，使经济活动兼顾公共利益，承担企业公民责任；2000年，“全球契约”正式启动，它倡导以“共同价值和原则”规范企业经营活动，在企业公民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消费社会崛起和消费者保护运动
随着消费主义取代宗教成为一种新的信仰，消费社会迅速崛起。一些企业在利润驱动下无视消费者利益，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引发了广泛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
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促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在质量和功能上更加挑剔，并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开始以人权和环保标准要求生产商。消费者从自发争取自身利益开始，发展到自觉、有组织地促进社会公正，同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作斗争的做法，更大范围内促使企业公民理念在全球推广。1899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消费者组织——美国消费者联盟出现；1962年3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国情咨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消费者权利”概念。
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运动到处兴起。到1984年，全世界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消费者保护组织。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正式确定每年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985年，联合国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敦促各国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利，迫使企业出于对市场份额和品牌的关心，不得不倾听利益相关者诉求，积极主动履行企业公民行为。几十年来，在消费者的压力下，跨国公司不得不纷纷制定生产守则，并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其生产体系外包渠道对工人权利实施保护行为。同样在消费者对环境关注的压力下，波澜壮阔的全球环保运动得以开展。消费者在全球发起的一波又一波抵制购买运动，迫使跨国企业认识到股东权益片面最大化的局限性，注重履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更加充分全面地充当企业公民。今天，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经成为促使企业实施企业公民行为的最大推力之一。
日益加剧的环境破坏、资源掠夺性开发和环保运动
18～19世纪，“水与钻石的悖论”（人可以一生不拥有钻石，但不可一日无水，水对于人的重要性远高于钻石，但钻石的价格远高于水）一直在困扰着经济学家们。200年后，被日益破坏的自然环境和越来越紧张的资源储备，开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陈旧范式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