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志愿者”制度最早由跨国企业引入进来。2003年，安利建立了“安利志愿者协会”。到2009年年初，安利已经在全中国建立了171个安利志愿者协会，拥有5万名注册志愿者。2005年，微软开始实施“员工志愿者”制度，每年向所有正式员工提供3天的带薪“志愿者服务假”。此外，微软还成立了专门的志愿者委员会。
与安利、微软一样设立“员工志愿者”制度的跨国企业还有：宝洁、新世界地产、BP集团、拜耳、摩托罗拉、诺基亚、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英特尔、阿尔卡特朗讯、IBM、康菲石油、富迪等公司。
这股来自跨国企业建立“员工志愿者”制度的潮流，也影响了本土企业。2006年2月28日，苏宁电器启动了“1+1阳光行——苏宁社工志愿者行动”，号召苏宁所有7万名员工，从行动启动之日起，自愿承担起志愿者的职责，每年用至少一天的时间进行志愿服务，同时每年捐出至少一天的工资进行社会公益援助。
除苏宁之外，开展“员工志愿者”服务的，还有腾讯、中国移动、华远地产等本土企业。腾讯设立了“腾讯员工志愿者协会”，中国移动设立了“企业员工志愿者协会”。
“员工志愿者”不仅是企业进行志愿服务的主要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企业公民报告》中，企业通常会强调，志愿服务是我们企业公民项目的重要方面。对此，2009年9月16日的《公益时报》报道说，“员工志愿促成CSR（企业社会责任）第二春”。
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是企业将钱物捐赠出来用于慈善公益目的的行为，是企业进行社区服务的重要方式。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体。
2002年，学者杨团、卢汉龙对1999年上海企业的调查发现，慈善捐赠是一种普遍的企业行为，90%以上的企业历史上有过慈善捐赠，而且60%以上的企业当年有过捐赠行为。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6年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90%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慈善捐赠。
不过，2009年7月发布的《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却认为，“目前中国企业逾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尚未达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义务”。
而据民政部发布的《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统计，2008年企业捐款达388亿元，占全年捐赠总额1070亿元的36%。而《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上半年企业捐赠54.57亿元，占境内捐款总额的60.3%。
此外，2009年4月28日，《福布斯》发布的“2009年中国慈善榜”显示，入选的100家企业在2008年共捐赠了44.2亿元。2009年5月8日发布的“2009年胡润慈善榜”则显示，从2004年至今，百名慈善家共捐赠了近157亿元。
在过去，一般是企业直接向受助者捐钱捐物，人们称之为“支票簿慈善”。也就是说，在捐赠过程中，企业所做的只是签发“支票”而已。这种“支票簿慈善”缺乏过程管理，即缺乏慈善捐助的策划、实施、监测和改进。企业通常会以其捐赠动作的结束，作为其慈善捐赠行动的结束。至于捐赠是否有效发挥了作用，社会需求是否很好地得到了满足，企业却往往不会也无法探究。除此之外，“支票簿慈善”还会导致受助群体形成“等靠要”思维。企业零散的钱物捐赠，只能暂时缓解受助群体的状况，并不能根本改善他们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慈善捐赠发挥出更好的作用，并将慈善捐赠从“输血”转变为“造血”，企业的慈善捐赠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从“支票簿”向“基金会”转变。“企业慈善基金会”越来越成为企业慈善捐赠趋势。
实际上，很早就有企业借鉴国外经验，准备尝试建立企业慈善基金会，但一直受到政策环境的限制。直到2004年6月1日，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才允许企业或个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于是，一些企业开始建立企业公益基金会。
首先是香江集团。2005年6月14日，香江集团捐赠5000万元设立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该基金会获得民政部批号为“001”，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非公募基金会。对此，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表示，设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一方面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弱势群体获得社会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希望此举能产生“抛砖引玉”的效应，推动更多的私立基金投入公益事业。
在香江集团的带动下，许多企业纷纷采取类似的行动：南都集团设立“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设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特华投资控股设立“华民慈善基金会”，南航集团设立“十分关爱基金会”，中国人寿设立“国寿慈善基金会”，海尔集团设立“海尔慈善基金”，泰鸿投资集团设立“凯风公益基金会”，桃源居地产集团设立“桃源居社区发展基金会”，万通集团设立“???通公益基金会”，万科设立“万科公益基金会”，等等。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中说：“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各级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643家；其中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有604家，占总数的94%。”这里的非公募基金会大部分都是由企业和企业家出资创办的。
还需要提及的是“河仁基金会”。2009年2月12日，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宣布将其拥有的70%福耀玻璃股份（总额达40余亿元）捐出，成立“河仁基金会”，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这个捐赠计划，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还向基金会注册登记的现行制度发出了挑战。因为按照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目前，还没有通过股权捐赠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先例和相关法规，所以“河仁基金会”面临着注册、纳税等诸多障碍。
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社会化服务
提供社区服务，企业并不具有专业团队以及专业优势，因此需要与拥有优势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而为了获得资源与资金，非政府组织也需要与企业合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可以实现双赢。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创办非政府组织，另一类是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由于企业自己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呈现，加之基金会已经在前面提到，因此本节提到的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主要是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2008年企业所捐赠的388亿元中，除了一部分是企业自己建立基金会以外，其余的都是企业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捐赠的。也就是说，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捐赠或向非政府组织进行捐赠，是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主要方式。
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方面，近年来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企业开始从直接向非政府组织捐款捐物——即作为“钱物”提供者，转变为建立合作项目平台，邀请非政府组织参与，即成为“平台”提供者。
作为“钱物”提供者，一般是企业直接向非政府组织捐款捐物，资助其所开展的项目。由于项目都是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很少有企业的项目或企业希望做的项目，所以在这种“钱物”提供者合作模式中，企业一般参与程度较低，不能将优势发挥出来。
正是这种“钱物”提供者合作模式的局限，促使企业开始向“平台”提供者转变。它不再直接向非政府组织捐钱捐物，而是根据自己的优势与资源，建立一个项目平台，邀请适合这个项目的非政府组织来参与，共同推动这个项目。这时，企业扮演了平台提供者的角色。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微软与联想。在建立北京西城区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项目中，微软的目的是向农民工、农民和弱势群体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以消除数字鸿沟。微软将平台搭建起来后，将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法国沛丰协会邀请进来，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合作。而在“公益创投”项目中，联想也是先将平台搭建起来，再将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邀请进来，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临时性到制度化的志愿服务，还是从“支票簿”到“基金会”的慈善捐赠，以及从“钱物”提供者到“平台”提供者的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都说明了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关系管理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