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末的名士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惨遭司马氏杀害的人。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个《广陵散》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不少喜好历史的文人,只要提到他,就会把这个故事牵出来,满怀感慨地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我们的余秋雨先生也不例外。
《广陵散》是一首古老的琴曲,又名《广陵止息》,也省称《止息》。据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主编的《中国音乐词典》“广陵散”条介绍:
现存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据该书编者说,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此外还有《西麓堂琴统》等传谱。各谱分段小标题均有“取韩”、“投剑”等目。近人因此认为它是源于《琴操》(东汉蔡邕撰)所载《聂政刺韩王曲》。
这里所说的《神奇秘谱》,刊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它的作者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关于《广陵散》曲的起源和传承,朱权说得很简略,只说“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那么隋朝以前呢?他就不得而知了。近人根据各种传谱“分段小标题均有‘取韩’、‘投剑’等目”,推测它就是蔡邕《琴操》所载的《聂政刺韩王曲》。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广陵散》的起源就被提早到了东汉末年的蔡邕(132-192)以前。然而从蔡邕以后直到隋朝的约400年间,这首《广陵散》曲的传承情况,却仍然是一片空白。
为了填补这段空白,余秋雨先生对此作了一定的努力。他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写道:
他(嵇康)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接着,余先生在叙述了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终前请求行刑官让他再弹一曲《广陵散》之后写道: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阮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淼不可寻。(同上,第281、283页)
通过以上几段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余先生向当代的读者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一)《广陵散》的起源已无可考见。只知道在三国魏末,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在洛水之西的华阳,将这首古曲单线一脉地传授给了嵇康;
(二)嵇康生前从未将《广陵散》再传给别人;在他被杀以后,这首古曲便“淼不可寻”地绝响了。
余先生讲述的这则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是那样地富于诗意,洋溢着“秋雨散文”的动人魅力。然而,它是否真实可信呢?余先生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呢?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都十分关心的。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关于嵇康学得《广陵散》曲的故事起源较早,始见于东晋荀氏的志怪小说《灵鬼志》,其书久已亡佚,现据《太平广记》卷三一七转录如下:
〔嵇康〕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官拜中散大夫,故称)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
《灵鬼志》所述内容,在《太平御览》卷五七九中也有类似的著录,仅个别文字稍有出入而已,如“去路”作“去洛”,亭名“月华”作“华阳”,书名“灵鬼志”作“灵异志”等。拿这篇小说跟余先生那段文字一对照,就可发现两者写的虽然都是《广陵散》传承的故事,但《灵鬼志》中的传授者是“鬼”,而余先生说的却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通过仔细的查找,我终于找到了余先生那段文字的真正蓝本不是《灵鬼志》,而是《晋书·嵇康传》:
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看出,我在前面所引余先生的第一段文字,几乎就是根据《晋书·嵇康传》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的。那么,《晋书》与《灵鬼志》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首先应当肯定,《灵鬼志》成书于东晋时代,而《晋书》则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史臣们奉诏修撰的,两者相距200年以上。前者的资料必然为后者所采用。但《灵鬼志》写传授《广陵散》曲给嵇康的,是一个在月华(或作“华阳”)亭中被凶徒杀害的断头鬼魂。这种荒诞的故事怎么能原封不动地搬进正史中去呢?可是史臣们又不愿意舍弃这个材料,就只好动手改写,把阴间的鬼魂改成了阳世的来客;虚构的鬼话变成了嵇康的生活实录。难怪有人要打趣地说:大唐王朝虽然还是封建时代,但制度不新朝代新,这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晋书》作者这种“以小说入史”的做法,历来是官修正史的大忌,早已受到过学者严肃的批评。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就在《史通·采撰》中说:“晋世杂书……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清代学者李慈铭也在《越缦堂读书记·正史类》中痛加指斥:“《晋书》之舛驳芜累,多采小说”;“嵇康、阮瞻之遇鬼,甚至载及荒幻,颇伤史体。”可见援引史料,论证史事,有一个分析鉴别、去伪存真的问题。《晋书》的作者这样做,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生活在科学昌明时代的余秋雨先生,怎么也去步那些封建史官的后尘呢?如果你确实脑子里只有《晋书》而从来不知《灵鬼志》为何物,读者自可谅解,但希望今后能引以为戒,在开口发表议论之前,先把有关的史料好好收集鉴别一下,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力求得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
现在回过头来对余先生提出的关于《广陵散》传承问题的两个观点,加以讨论和辨正。
(一)《广陵散》的传授并非单线一脉,早在东汉和三国初年就已流传于文人学者之中。
这里举两条嵇康以前的史料:
傅玄《琴赋》曰:“马融谭思于《止息》。”(据《文选·嵇康〈琴赋〉》李善注引。《止息》即《广陵散》。谭思,谓深入探究。)
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据《文选·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李善注引。)
第一条史料“马融谭思于《止息》”,是说马融在深入探究《广陵散》;第二条史料“听广陵之清散”,是说应璩听过《广陵散》。马融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应璩是三国魏初的诗人,比嵇康早生32年。他们在嵇康以前早就听到乃至研究过《广陵散》琴曲,那么,仅仅由一个人向嵇康秘密单传《广陵散》的说法,也就可以否定了。
(二)嵇康被杀以后,《广陵散》并未绝响,自晋至唐、宋,仍然在民间流传。
这里举三条嵇康以后的史料:
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
《文选·嵇康〈琴赋〉》:“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李善注:“《广陵》等曲,今并犹存。”
楼钥《谢文思许尚之石函广陵散谱》诗:“慢商与宫同,惨痛声足备。”
第一条史料“流广陵之名散”,是说演奏名曲《广陵散》。第二条史料“《广陵》等曲今并犹存”,是说《广陵散》等乐曲,现在都还保存着。潘岳是西晋诗人,他的死晚于嵇康约30多年;李善是唐代的学者。两人在嵇康以后还能听到《广陵散》的演奏。李善甚至明确指出,该曲在唐代还跟其他一些乐曲共同保存着。第三条史料说明南宋文学家楼钥亲眼看到过石函的《广陵散》曲谱,还写了诗来形容它曲调的惨烈与沉痛。那么,余先生所谓“《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以后,淼不可寻”的说法,不是也可以否定了吗!
最后,让我再引用余嘉锡教授在《世说新语笺疏》中一段总结性的论述(本文的写作多得益于此):
由斯以谈,则《广陵散》乃古之名曲,弹之者不一其人,非嵇康之所独得。康死之后,其曲仍流传不辍,未尝因康死而便至绝响也。《世说》及《魏志注》所引《康别传》,载康临终之言,盖康自以为妙绝时人,不同凡响,平生过自珍贵,不肯教人。及将死之时,遂发此叹,以为从此以后,无复能继己者耳。后人耳食相传,误以为能弹此曲者,惟叔夜(嵇康字)一人。(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7页)
我在前面所引明朱权《神奇秘谱》中那段“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的说法,也证实了余嘉锡教授的判断。如果《广陵散》琴曲在嵇康死后真的成了绝响,那么“传自隋宫,历唐至宋”就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