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过《文化苦旅》的朋友，也许一眼就会看出，这里的《山海经》和“乐樽”的故事，都是从余秋雨先生《莫高窟》一文中照搬过来的，只是叙述的语句作了一点调整而已。但是，对于引文的出处和人名的写法，你们会产生丝毫的怀疑吗？大概不会。因为博古通今的余先生早就这样写了。怀疑了董桄福，不就是否定了余先生吗？我斗胆揣测，如果余先生读了董桄福的这篇《独对青山》，恐怕也会感到欣慰的。有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深入人心，并且辗转相传，把影响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呢？然而，当我今天把这两个知识差错考定并揭示出来以后，作为始作俑者的余先生，又将何以处之呢？
㈡余先生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中写道：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凡是涉猎过敦煌学或金石学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清末民初有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叫叶昌炽。在任何一部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这个名字。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另外还有个“叶炽昌”的。余先生显然把名字给记错了。而且在十年来所有的《文化苦旅》重版本中，这个差错始终未能得到改正。由于余先生“博学”的名声尽人皆知，很少有人敢轻易怀疑他，因而其他一些选录《道士塔》的文学读本和“秋雨散文”的赏析类读物，大多照排照印，以讹传讹，正日益误导着无以数计的读者。例如：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文明的碎片》和上海某高校出版社的《大学生余秋雨散文赏析》，都按《文化苦旅》原书印成了“叶炽昌”。
上海大学出版社的《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虽然编撰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专门在注释中把它改正为“叶昌炽”，但却只字不提原书的差错。这种做法，显然出于为名人讳的考虑，但却给使用这本“导读”的人带来了意外的麻烦。听说有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当他手持“导读”照本宣科地讲到“叶昌炽”时，竟然有学生拿着正版的《文化苦旅》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呢？这个人到底叫‘叶炽昌’还是‘叶昌炽’？”那位语文教师以前大概也不了解叶昌炽其人，一下子愣住了。过了片刻，他只好红着脸腼腆地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好好校对，把‘叶炽昌’的人名搞颠倒了，真是！”
不要以为这是我编造出来的笑话。它确确实实发生在上海近郊的一所中学里，是一位分管语文教学的教导主任转告给我的。其实，那个不知道叶昌炽的语文教师，在面对“导读”和《文化苦旅》原书中一误一正两种不同的写法时，他只能选择后者。当然，信口开河，误导学生，他并非毫无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者应当是余秋雨先生。
自从四年前偶尔发现余先生误用“致仕”一词以后，我就感到他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功底不够扎实，于是开始重新细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后来加上一本《霜冷长河》。边读边想边查考，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也有五百多张。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事先确实没有想到，一向为我喜爱看好，并且早已享誉海内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这两本历史散文集，其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类文史知识差错，竟然超出了一百个！你想，这两本文集的字数总共才四十四万多字，其差错率却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这在建国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即便不算破天荒，也是极为罕见的。
本来，我想把这些查检出来的问题制成一份勘误表，供余先生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文集重版前作修订时参考。但看了他驳斥批评者的一些文章，特别是那份《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以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些非常明显而无法否认的的差错，别人早已指出（至少在十个以上），但他就是不加改正。这就以他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他是不会自觉地接受批评意见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自作多情地去讨个没趣呢？
但是，一向热爱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我，眼看中学生中的“秋雨散文”热还在不断升温，眼看那么多的差错还在影响和误导着渴望获得真知的下一代，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因此，我决定把几年来发现的问题和收集的史料，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证，写成一本论辩性的文集，奉献给喜爱文史知识的广大青年读者。书中的文章不尚空谈，不下简单的断语，一律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的思路和方法，而且也能从正面步入传统文化的殿堂，获得古代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多方面丰富而有益的知识。
关于本书的取名，其实并无深意。原想就用现在的副题“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朋友们说：这句话太直了，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还是从古人现成的诗词中借用一句来作正题，只要带有“秋雨”二字就行。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感到不太好找。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早已有人用过。白居易的“秋雨梧桐叶落时”，虽然脍炙人口，但不太切合。因为余先生的《文化苦旅》等文集，至今还经常位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哪里是这种萧杀败落的景象！想来想去，想到了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石破天惊，原是形容箜篌的声音激越高亢，气冲霄汉，把天都给震破了，震得它涕泗横流，就像下了场秋雨一样。我的考证文字当然没有这样的力度。
但余先生的两本文集不过几十万字，其中的文史差错竟达一百多处，诚可谓前无古人。如果换上了我，肯定会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余先生读了我这本小书，会有怎样的反应，我无法逆知，也许他仍然一如既往，不予理会，那么就算我自不量力地“逗”了一下“秋雨”吧。逗，不言而喻，含有“外加”之意，或者借用余先生的说法：“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霜冷长河·文化敏感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不过这种强加，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余先生的散文大量出错在先，已经对广大读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他的差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辨驳。这在学术的讨论和研究中，完全是应当允许的正常现象。于是我决定给本书取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
最后，我还想申明一点：这本文集共约二十余万字，是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赶写出来的。限于自己的精力和水平，肯定会有不少欠缺甚至错误的地方。我真诚地希望广大的读者和专家特别是余秋雨先生，严格地审阅和查察，提出宝贵意见，也可发表专文对我的差错加以驳正。只要确实是我错了，我一定虚心接受，决不文过饰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行动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