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在商言利。
商人如果不追逐利益了，那还叫商人吗？商人不仅唯利是图，而且还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
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因为他们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欺骗、掠夺、压榨、侮辱，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老百姓都重义轻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但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存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有奉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利的权利，会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轻则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重则带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暴力革命。
正确的态度应是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合法、诚实劳动或资本投入，获得应得的报酬。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义利观。
不仅敢于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军事家何尝不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经典《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集中阐述了孙子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孙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将其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商人的理想。其实也不仅仅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在汲汲以求利益的最大化，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一条铁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是人人皆有的，但并非人人皆能追求得到。关键是事情该如何去做、道路该如何去走。否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空想而已。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非让人只捡西瓜，不要芝麻。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应有前提，即对现实状况要有准确的把握，对市场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一般是很难立竿见影的，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资。这就要求企业不能斤斤计较一两次利润的大小，而应当目光长远，力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企业长久的持续发展。
吕不韦做出在异人身上投资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项投资是高风险的，而回报却是个未知数。
因为，秦昭王何时死是个未知数。
秦昭王死后赢柱是否能顺利即位是个未知数。
赢柱是否能立异人为太子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被立为太子，是否能顺利接班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在若干年后顺利坐上王位，是否对吕不韦的付出心怀感恩，是否能让吕不韦飞黄腾达，更是个未知数……
不过决心已定，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去做。
于是，吕不韦以百倍的信心和执着，开始操作他商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桩大买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震古烁今的一桩大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