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他决定对异人投资，但又有点不放心。因为在吕不韦的时代，对一个政治人物进行投资，还史无前例。所以，他要咨询一下他的父亲。
吕不韦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因为“立主定国”这样的事，实在难以用数字计算出有多大的利。所以，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还不能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不知为何，司马迁为吕不韦作传，没将这段话写进去。
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以作出某些推测。
一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投资拍板的关键时刻，作为精明商人的吕不韦也要向其父亲请教，可知其父也是商人，而且经验丰富。吕不韦能成为赵国的富商巨贾，当有赖于其父为其打下的良好基础。
二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说明吕不韦已经掌握着经营决策权。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大概应当在六十岁左右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绝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务农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泼天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也就是说，商人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
吕不韦是“儒商"吗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
再上溯，春秋时期的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时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时化名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以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但是，专制时代的商人都有个非常大的缺憾，就是只富不贵。只有做了官，才能又富又贵。所以，即使身为富商，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是没有地位。
吕不韦是商人，但他更想做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那时尚没有官商、儒商之说。一般说来，只要做了官，就会得到一定的俸禄。官做得越大，俸禄就越丰厚。这时，官员们一般会安心做官，不屑于经商了。即使想官商两不误，也得由家人或亲友出面打理，官员们自己是不能亦官亦商的。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陶朱公也罢，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做官。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泽被世人，二是泽被子孙。
挣下财富泽被子孙，这是商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的愿望。而泽被世人，则是胸怀大志的商人才具有的理想。有泽被世人理想的商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商”。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发达之后，就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按照儒家的要求，人在发达之后，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
所谓儒商，并非狭义地指儒生出身的商人，或有文化的商人，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泽被苍生、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
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有抱负的商人。他在实际掌握秦国政权之后，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商人到一个政治家的嬗变。
虽然后人将吕不韦视为战国“杂家”的代表人物，但吕不韦仍是个受儒家思想影响颇大的商人，是一个“儒商”。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更多的是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思想。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建国立君”，可以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既有利，又有功，还可以名垂后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