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瓦解五国“合纵”之后，秦国在列国中一强独大，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有效制约秦国的攻伐扩张，秦国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各国的权贵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凭借封地，大兴“养士”之风，实际是纷纷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便以养士名闻天下。《史记》载：齐国孟尝君“食客数千人”，赵国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国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于是乎，后人便认为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模范，“战国四公子”养士被传为千古美谈。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错的，通过“养士”收罗天下人才，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投奔自己的人，无论贤愚尊卑有才无才，一律来者不拒。如此看来，与其说他们是在收罗人才，不如说他们是在开设慈善机构。事实也说明，他们收罗的“人才”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就连孟尝君手下的冯煖、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并无多大建树。当然，这两人在四公子的一万多名门客当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孟尝君失势后，其门客包括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纷纷弃之而去，孟尝君不由长叹道：“文（孟尝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可见当时孟尝君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门客李园所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读孟尝君传》，文章说：“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一句“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可谓一针见血！你若视宵小之辈为“人才”，那么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为你所用的。这就是东汉文学家赵壹所说的“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邪夫显进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时，概莫能外。
可见，光有爱才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识才。
眼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名闻诸侯，出尽了风头，作为超级强国的秦国相国，吕不韦也眼红了。
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钱，光家里的仆人就上万人，养几千个“士”，是毫无问颢的。
最重要的是，吕不韦想通过“养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
《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吕不韦认识到，无论贤与不肖，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只有识才，才能爱才。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库”的量，更注重“质”。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吕不韦还组织门客撰写了一部巨著，“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洋洋二十余万言，这在当时是一部大书了。书成后，吕不韦令在咸阳市门公布，“悬千金其上”，声明若有哪一个人能在书中改动一个字，当场奖励千金。
此举一方面说明，吕不韦与他的门客们对这部书都非常自信，一方面也说明参与著书的门客们也都具备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吕不韦被罢免后，“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杀后，他的门客竟有一千多人前来吊丧，并偷偷地将吕不韦埋葬于洛阳北芒山下。
看来，吕不韦的门客，无论才与德，比孟尝君之流的门客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