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顿靠经营畜牧业、盐业致富，郭纵、卓氏靠经营冶铁业发家，这都有史可稽。而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吧。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了五条：
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可见，照人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来看，吕不韦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分子。
笔者又查了一下，1987年9月16日国务院发布、至今仍未宣布废止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以下行为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一）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
（二）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
（三）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的；
（四）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
（五）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
（六）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
（七）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
（八）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货源、支票、现金、银行账户以及其他方便条件，或者代出证明、发票、代订合同的；
（九）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进行不正当经营的；
（十）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十一）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可见，吕不韦如果生活在当代，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非法商贩。因为他起码违犯了第（二）款“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和第（四）款“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以及第（十）款“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尤其是第（十一）款，一句“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就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放的大筐。
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法规都有“其他”一项。实在找不到相关条例，就按“其他”一条论处吧！
吕不韦“贩贱卖贵”，百分之百会“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而且他偏偏经营金银珠宝。在经营过程中，也难免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否则，他怎么会“家累千金”？
“贩贱卖贵”与“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所谓“投机”，就是善于找到机会，善于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
“贩贱卖贵”、“投机倒把”，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无可厚非。
商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贸易活动，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商业。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活动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
《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战国后期，人们已经由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进化为以货币为等价物进行商业活动。大量文物证明，山西，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吕不韦进行经营活动的地方，是我国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铜贝109枚，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由此亦可见，赵国商品经济之发达。
在后来吕不韦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
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
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屯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的时候，商人们便不得不降价销售；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们自然会提高价格。
某一物资供大于求了，其利润自然会降低，生产者、销售者便无利可图，如此一来，生产者则会转产别的物品，那么，这一物资便会渐渐实现供求平衡。
某一物资供不应求了，生产者、销售者便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无论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生产、销售这一产品。如此一来，这一产品便会多起来，多了便会贬值，在市场上也就能渐渐地实现供求平衡。
“贩贱卖贵”并非吕不韦的发明，在这方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门写到了善于“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关，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一作李悝）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的价格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姜太公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司马迁认为，白圭是古代善于经商的楷模，“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可见，在吕不韦之前，白圭便是一个“贩贱卖贵”的高手。他在经商活动中掌握了一个原则：“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丰年谷物价格下降，他就买进；歉年谷价上涨，他再卖出。他这样做，既调节了市场供求，又赚得盆满钵满。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将这种市场的巨大调节作用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洞悉人性、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重利轻义，但人们口头上却重儒轻商。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举国上下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余一概斥为异端邪说。《史记·货殖列传》由于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责为“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彪的儿子班固学着他爸爸的腔调骂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如今看来，班彪父子的话真可谓腐儒之论！
值得注意的是，白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商业理论家，一个经营管理专家。他介绍其经商经验说，经营生意的策略，既要有伊尹、姜太公的政治谋略，又要有孙武、吴起的军事谋略，还要有商鞅的法治思想。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有灵活的头脑和广博的学识。
可以推断，既然“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那么，吕不韦肯定也学习借鉴了白圭的经营思想。吕不韦的“贩贱卖贵”，就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当代，也被一些头脑灵活的人运用到了股市上。当股价上涨的时候，股民们纷纷跟进，而善于“治生”的人们已经在悄悄抛出了；股价下跌，就在股市飘绿，人气低落之时，有人却在悄悄吃进。不仅在流通领域，在股市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更是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