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采取“轻关易道通商”政策，使赵国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而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作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知其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猗顿本不是赵国人，他原籍鲁国，“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种地养蚕都不行，不是务农的料。但他是个上进心极强的人，不甘终生贫贱，便跑到一个叫殊公的富翁那里请教致富之术，碌公对他说：“子欲速富，当畜五柠。”柠，原意是母牛，引申为牲畜之意。殊公建议他从事畜牧业，可以迅速致富。于是猗顿迁居西河猗氏，“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孔丛子》）。
《史记·货殖列传》则说“猗顿居猗氏，用盐盐起”。猗顿极有可能通过经营畜牧业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便又开始经营盐业，成为当时的大富豪。他之所以名叫猗顿，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持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
郭纵则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冶铁致富，居然富可敌国。《史记·货殖列传》的原话是：“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也是靠冶铁起家，可算作冶铁世家。秦国攻破赵国后，开始向蜀移民，卓氏等富商也被迁到蜀地。当时的蜀地还属于洪荒之地，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与卓氏一起被迁到蜀地的赵国富商们纷纷贿赂秦国官吏，请求将他们留在相对繁华一些的地方。而卓氏却以其独特的商人眼光，看中了临邛，即今四川邛崃。因为这里有铁矿，卓氏可以发挥其长处，在此冶铁。不久，卓氏即通过经营冶铁业成为当地巨富，光家中的僮仆就有上千人，外出打猎游玩的排场跟王侯差不多。至西汉时，临邛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赵国多富商巨贾，与赵国都城邯郸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
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中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入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史记》也说：“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像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在当时也可算是一个大都市了。大都市有个重要特征，就是商业繁荣。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现了猗顿、郭纵、卓氏，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