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后现代福利思想的背景，我们不妨把非福利主义放在更大的国际思潮下观察。在非福利主义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正是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强调社会公平的新公共行政学派最活跃的时候。而环绕前后的是卡尔·波兰尼于1957年提出、格兰若维特发展的嵌入概念。三者都在强调“嵌入”--将经济嵌入社会，经济在这里代表“物”（即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社会代表“心”（即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嵌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心物一元，要求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科学方法的融合，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
反映在新公共行政学派上，是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反对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将公民贬低为顾客，认为他们只关注经济，忽视社会（如公平公正等）；反映在非福利主义，是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反对福利主义将公民贬低为顾客，认为他们只关注效用（物化的福利），而忽视公平、公正等社会价值。显然，这比黄有光在福利主义内部修补的做法来得彻底得多。
福利经济学由此开始摆脱阿罗不可能性的梦魇，开始了两个重要转变：
第一是开始学科基础由经济人理性转向有限理性。阿马蒂亚·森提出“理性的傻子”的著名说法，给了福利主义致命的一击。阿马蒂亚·森说：“这种单纯的经济人实际上近乎一个社会傻子。经济理论一直充斥着这种理性的傻子，他们被装扮在单一的、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偏好排序的光环里。”揭示出关于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偏好排序悖论，根本在于理性本身的局限。
第二是开始将福利从总效用最大化这种“经济”价值拓展到多种社会价值，引入了诺齐克、黑尔，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公平理论、分配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取消了排序问题，正如鲍德威与布鲁斯所说：“罗尔斯分离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排除了伦理问题之间的所有替代关系，但却保留了最终结果的社会福利主义原则”。
尤其是阿马蒂亚·森的多元化福利理论，提供了一个后现代福利论的经典框架。分配正义问题同资源配置相比，代表了心和物的两极。这里的心并不是指精神，而是指人之所以为人，不同于物的那些方面。
这里应该指出，公平、正义理论的引入，尽管一般都说成是伦理学进入经济学，但我们宁可把它看成是经济本身，而不是伦理，需要剥离出其中纯属于伦理学的成分。在经济理论中，我们也不简单地把公平正义理论理解为一种分配理论，而宁可认为福利论本身需要进行实践论的重构。分配只是实践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实践关系到自由意志。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劳动和分配是同一的，目的性的劳动就是自己的报酬，问题转化为福利如何既是个性化的，又是网络的。
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与福利的品种经济性
现代性福利经济学还有一个局限，这是前卫如阿马蒂亚·森也没有指出过的：现代性福利经济学也是规模经济的产物。
在生产与分配之间，福利经济学不深入生产问题，只讨论分配问题，是一件殊为奇怪的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出的产品，可能产生不同的福利效果。比如大批量生产出的大路货，与手工定制的唯一一份产品，给人带来快乐感是不同的。这种局限性，就是福利经济学缺乏独立的微观基础。具体来说，初次分配理论缺乏资源配置根基，只能借助再分配理论，绕道宏观经济去解决。这造成福利经济学上的生产与分配、资源配置与利益关系的外在脱节。
实际上，分配也有效用与价值之分。后现代观点认为，分配问题不是孤立的分配问题，它植根于生产问题和资源配置之中，必须从实践的观点将自由（自由意志，所谓“道德”）—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包括生活方式）一体化考虑。分配问题如果脱离生产问题（包括生产方式问题）作为基础，就会滑向主观意志，违背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在后现代视角中，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一体的。所以后现代学者都特别注意对生活方式（包括日常生活）的研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脱离生产方式谈分配问题。
以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为代表的幸福经济学注意到福利经济学的这一空白地带。西托夫斯基抓住新奇性（这是品种经济性的福利映射）不能由效率解释这一点，穷追不舍。终于发现了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
在“规模生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章里，西托夫斯基提出了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由于我们的技术创新，我们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在生产舒适时的有效性。但是，由于新奇性和它的刺激性主要来源是想象力，而我们还无法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在创造新奇性时的有效性。因此提高了的想象力成本会提高新奇性的价格，而生产率的提高却补偿了普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而舒适的价格并没有升高。新奇性的相对价格的升高压缩了它的供给，并对它的提供者造成冲击--艺术家、娱乐业人士和其他同类人士。我们必须在降低他们的收入和降低他们的数量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
首先用后现代经济术语解释几对概念：舒适与新奇，前者指同质性（物质）效用对应规模，后者指异质性（意义）价值对应品种；想象力与劳动力，前者指综合性能力（象征能力），后者指专业化能力（理性能力）；技术创新与计算机技术，前者指现代性技术，指工业生产力，后者指后现代技术，指信息生产力；规模生产与新奇性生产，前者指规模经济，后者指品种经济。
西托夫斯基在这里实际启发人们思考一个道理：效率对规模经济有效，但对品种经济无效；个性化对品种经济有效，但对规模经济无效。效率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却无法降低想象力成???。同质化的劳动力创造舒适效果，异质性的想象力创造新奇效果。对福利效果来说，规模经济不能直接带来新奇性这种品种经济性效果；品种经济也难以直接带来舒适这种规模经济性效果。
西托夫斯基在这里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贯穿“生产力—生产方式—福利效果”的新福利论的逻辑链。计算机技术之所以适合新奇性，是因为它与范围经济（品种经济）匹配，系统越复杂，它的相对特长越得到发挥；而工业化技术之所以不适合新奇性，是因为它仅与规模经济相匹配，仅适合规模扩张，不适合品种增加。
最主要的是，西托夫斯基区分了舒适与新奇这两种福利价值，前者内在联系于规模经济，后者内在联系于品种经济。
在福利模型的图像上，以X代表舒适，则K代表新奇。西托夫斯基指出，二者是一种矛盾关系。“完全的舒适和刺激的缺失在一开始是闲适的，但马上就会变得无聊，进而变得令人困扰。到达这一阶段后，有机体就会主动地寻求刺激。”西托夫斯基还特别指出：“它们互相对立还有一个原因，即不舒服总是特定的，因此只有满足导致不舒服的特定需求才能缓解它；而无聊是泛化的，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摆脱它。”这几乎非常直观地点出了X点与K区的不同。
实际上西托夫斯基所说的舒适，对应的应是同质化的物质欲望，它是特定的（较为刚性的）。所有这种欲望，都可以通过标准效用折算为交换价值，因此成为理性的。而新奇，对应的应是异质化的精神需求，它散布在K域的广大空间，每个节点（备选方案）对它都是暂时的、短暂的，它需要多元化的满足。
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产出不同的价值。舒适代表一元的福利，新奇代表多元的福利；舒适指向同质化的物质福利，新奇指向异质性精神福利。这样，福利经济初次分配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得到了一种新解。
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显示，效率对个性化无效，工业化技术不能提高新奇性的效率。这个判断符合日常经验，但理论上并不精密。精密说法的公式是，一种技术导致的效率的变化率斜率相反，则该技术对个性化的有效性相反。可以将“非个性化”（规模化）套入公式中“个性化”的位置，命题仍然成立。这就是规模经济与品种经济的判别式。
后现代福利论要突破的逻辑
福利经济学本是着眼于人的福祉（在黄有光的概念中，福祉不同于福利，更为基本）建立的，却只研究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这一段，而跳过交换价值变为意义价值这一段。这等于确定效用后，变成钱后就不管了；然后直接从另一端谈效用或钱的分配。跳过了在同等效用条件下，规模经济产品和范围经济产品的福利价值（意义价值语义上的福利价值）不同这个问题。
就幸福本身来说，现代福利经济学最大的历史局限，就是把手段与目的对立起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按照效用理论，个人创造效用的过程（劳动）是一种痛苦，而总效用却代表幸福。这无异于说，所有个体的痛苦加在一起等于总数上的幸福。
第二是把当期与未来对立起来。按照效用基础上的资本理论，在理性化的资本过程中，人们牺牲当前的需求满足，以获得未来某一时点的更大满足，所有个别的牺牲等于总体的获得。
手段与目的对立，是现代性生产方式的必然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中间过程。但是对于后现代经济来说，这种对立并不是必然的。
后现代经济要求手段复归目的，因此它在两个方面要突破现代性的逻辑：
第一是后现代经济学主张将社会幸福建立在个人快乐（而不是个人痛苦）之上。
第二是后现代经济学主张将未来的福利建立在当下福利的实现之中。
由此，我们明显地看出，后现代经济学福利论的意图是将福利分布式地散布在K域，使个人快乐通过社会网络累积为社会幸福，以回应“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的元问题。
福利解构的理论方面
福利在从X点复归K域的降解过程中，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元价值的优先性如何排序
在自由、幸福、平等、正义等诸多价值中，最终作为目的价值的福利到底指哪个？
自然不必说，效用已经被排除了。因为总效用最大化等于总福利最大化，是现代经济学的福利观；福利只能在价值中选择，而不能在效用中选择。功利主义无疑要选择幸福作为最终福利，幸福在微观上具有享乐的背景。按这种选择，第一节提到的毕山诺应该得到工作。但森争辩认为，自由比幸福更为基本。在《理性与自由》的主题词中，他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幸福。至于正义和平等，它们涉及的是人际比较，不具有自由（通过个人选择）和幸福（通过个人快乐）那样的个体基础（比如很难说个人正义，个人平等），反而是构成二者条件的一部分，因此是第二个层级的元价值。
从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与从政治角度看可能不同），自由从属于幸福，是幸福的一个阶段。生存、发展和自由，从空间上看，是幸福在世界一、世界二、世界三不同维度上的具体内涵；从时间上看，幸福在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中分别体现为生存的自由、发展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其中发展的自由，甚至与不自由是同义语。
所以终极的福利是指幸福，而不是指自由。在后现代经济中，自由无疑是重要的基本价值（元价值），但是它可以通过个性选择的自由以及协同合作的自由而得到充分的体现。获得这种自由本身，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手段。
需求的历史发展
现代经济学的福利学说，由于取消了价值问题，在微观基础上过度依赖效用，而效用又被还原为欲望（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说的作为生命本质的欲望，而是把生命当做非生命的物质欲望），这无形中就取消了需求的历史发展问题。生存的需求可以还原为欲望，进入效用；但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不能还原为欲望，进入效用的，正如复杂劳动（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能还原为简单劳动一样。
后现代经济因为要进入K域讨论问题，必须在福利的基础理论上，将需求的历史发展内生到价值中去。由此派生出以下两个基本范畴。
一元化与多元化
从后现代经济角度看，在需求的低级阶段，价值以及在它基础之上的福利具有一元化的特性，表现为物质需求（欲望）的同质性；而在需求的高级阶段，价值以及在它基础上的福利具有多元化的特性，表现为精神需求的异质性，包括物质需求满足的选择多样性。
这表现为K域中元素的处理上，后现代经济学需要在“情境依存”的价值基础上为福利定位，实现局部和全局的统一，而不是像现代性的福利经济学那样，进行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最优计算，以调和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之间的矛盾。
文化与社会网络
从后现代经济角度看，需求的低级阶段主要体现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需求的高级阶段主要体现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满足。
在发展阶段，文化与社会网络的作用被相对贬低；而在自我实现阶段，文化与社会网络作为“经济”以外的经济因素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经济中文化与社会网络作用的发挥，具有在比现代性更高的层面上复归自然的意义。
这表现为K域中网络的处理上，后现代经济学需要在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基础上，通过“战略互补”，描述K域的有机联系特征。
福利解构的实证方面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的《东亚快乐鸿沟》，提出“快乐鸿沟”（或“幸福鸿沟”），意义在于，把我们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关注，从以技术为本、业务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
黄有光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作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
对幸福指数的测评，一直是有争议的。黄有光看重的，有许多是很微观的指标。举例来说，性生活的次数，根据Durex调查报告显示，一年当中日本人平均性生活天数为37天，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美国132天，是最高的。各国和地区平均性生活天数是96天。其他指标还有笑的频率、亲友的关系、生活态度，甚至心跳、血压以及大脑前额活动的脑电位等。这与阿马蒂亚·森倡导、联合国采纳的人类发展指数比，准确度和可比度肯定有差异。或如黄有光说的，“如果有人非要在准确性上穷究到底，其实在准确度和可比度方面，即使连GDP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算是带过。
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能带来同样比例的幸福？或用微观的说法，有钱是否一定能带来快乐？黄有光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的论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