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福利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有钱意义上的福利“烟消云散”为多元化的幸福意义上的福利。
当坚固的世贸大厦在恐怖主义分子的一击之下烟消云散后，美国人的有钱再也不是快乐的有效保障了。恐怖主义不能降低美国的总效用，却可以降低美国的总福利。
在互联网上，中国、印度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没钱的状态下，不分日夜地享受游戏的快乐。
日本兴起了继明治维新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将国民酷总值--福利碎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在后现代状态中，福利多元化为碎片。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多元化、碎片化的福利何以可能？
互联网实践中的福利问题
迪努、毕山诺、若季妮的多元价值选择
安娜帕娜想用同一笔钱，雇用三个失业工人中的一个。雇用哪一个，才能让这笔钱对穷人帮助最大呢？迪努最穷，看来应该雇他，才能让这笔钱用得其所。但是，毕山诺最近才从小康坠入困顿，而另外两人一直受穷，因此毕山诺是三人中最不快乐的。雇毕山诺所能增加的快乐值在三人中最大。不过，若季妮患有慢性病，如果雇她，这笔钱所能提高的生活质量在三人中最高。到底应该雇谁呢？
阿马蒂亚·森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上了三次当。每一次，我都觉得应马上作出决定；但每一次，又发觉后面的情况更加值得考虑。
安娜帕娜面对的问题，叫做“可能世界”的问题。理论上用“可能世界”这个术语，表述伦理问题与实践问题。还有，它属于后现代问题。后现代伦理或后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当可能世界遇上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时，选择答案可以是多元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帕娜的问题与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视为同一个问题。要问的都是：我们作出的经济选择，放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看，怎样才算“好”的。由此推论出福利经济学中争论的“一元是否等于一元”的问题。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从感受来说，同一元钱给每个人带来的快乐，确实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每一元钱的量上看不出来，主要与质有关。不同的品种，具有不同的质。钱的不同利用，可能带来不同的生活质量。
在安娜帕娜的例子中，效用值是唯一的，雇人的钱是同一笔钱，同一个数；但价值是多元的，同一笔钱有实现三种价值的“能力”，平等主义的价值（迪努）、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毕山诺）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若季妮）。而三种价值是异质的、相对的，难以通约和比较。
那什么叫“好”的呢？“好”（善）是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上述选择可以说都符合“好”的标准，同等地看待它们，显示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
显然，这没有那么可怕。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多元选择，可以说将司空见惯、无处不在。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经济学只考虑中间结果，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或归于心理学，或归于伦理学。但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真实世界中的最终结果（幸福或正义），而不是中间结果（如效用）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
互联网站在哪一边呢？因为它必须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向精神文化体验方向发展，所以，它只能投后现代主义一票，否则它在经济实践中就会赔惨了。比如，为什么《传奇》好，世嘉的网游在中国就吃不开？没什么好讲的，人心就像东南西北风，非要纳入经济人理性的模子就脱离了真实世界。
这些道理，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不屑于把它纳入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只有求助于阿马蒂亚·森和卡尼曼这样具有前卫意识的“伦理—心理”型经济学家，才能把这些现象纳入规律研究。
要想深入了解这种情境，请参见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
利用计算机提高创造新奇事物的能力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带来一个突出的新现象。用西托夫斯基的话说：“和人脑相比，计算机技术更适合于制造有限度的新奇性，它们干得更快，干的量更大。计算机可能成为艺术家们提高产量的一个有效工具。”亚伯拉罕·莫里斯就呼吁采用计算机技术，以提高艺术家创造新奇事物的生产率。
新奇性，是我们所说的品种经济性的另外一种说法。品种经济性是相对于生产者说的，新奇性是品种多样化带给用户的体验和福利。二者是从不同角度说的，但反映的是一回事。
与新奇性相对的是单调性。单调性是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性带来的痼疾。个性化，或用户选择的多样性，要求产品克服单调性，而具有新奇性。
新奇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异质性，即某感觉所包含的信息量和新奇度；二是人认知信息的异质性，即大脑处理信息和将它与已存信息联系起来的能力。
根据心理学中的冯特曲线，新奇性的事物对人的吸引力，随着新的程度和奇的程度的提高，开始上升，随后下降，呈正态分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新厌旧现象。
这要求新奇性必须靠品种的多样化来保证，人们对前一个品种不再感到刺激后，就需要有新的品种提供新的刺激。
互联网上充满新奇事物和新奇刺激，人们的喜新厌旧表现得格外明显。互联网对于人们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个性化的有效性如何越来越成为新的问题。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福利经济学来说，要求福利多元化的解释。
有钱不等于快乐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比如，在1000美元之下的（农业）社会中，温饱就是幸福；在1000～3000美元的（工业）社会中，有钱就是幸福；在3000美元以上的（信息）社会中，自由才是幸福。农业社会的幸福观是生存幸福观，温饱就是幸福，因此把农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工业社会的幸福观是发展幸福观，有钱就幸福，因此把工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富裕问题。信息社会的幸福观是自我实现幸福观，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幸福，因此把信息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自由（即“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问题。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观察和谐与幸福的条件得出的结论。
与历史主义对立的是普遍主义（又称教条主义），它是工业化的思想基础。普遍主义包括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极左教条主义，即计划经济的僵化观点；一种是极右教条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僵化观点。它们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希望把工业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结论普适化，拿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生搬硬套。首当其冲的矛盾，就发生在与信息社会观点的冲突中。举例来说，按照普遍主义或工业主义的观点，有钱自然就会快乐，GDP发展人民自然就会幸福。但信息化的观点认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更多地从物质需求向文化需求发展，富裕（不管是先富后富，还是共同富裕）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才能保证不做辛辛苦苦的无用功。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2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同上书，231页。
同上书，28页。
后现代主义福利论的原理框架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在福利论中的映射是福利的价值多元化。
福利经济学转向后现代，面临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个方面是，要从总效用等于总福利的现代性范式转向总价值等于总福利的后现代范式，它要求福利回归感性的生活世界；第二个方面是，将社会幸福建立在个人快乐之上，它要求福利的个性化、多元化。这两个方面都涉及福利论的解构，涉及后现代经济福利的聚焦点，从X点复归K域的问题。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特点与局限
后现代经济福利论与现代经济福利论的分歧，植根于福利经济学命题发展的相当早期的地方。质的分野线大致可以划在古典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后现代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属于同方向，而与旧福利经济学的倾向（基数效用与庇古）完全相反，与新福利经济学（序数效用与帕累托定理）的分歧就更大了。但是，后现代福利观与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特别是阿马蒂亚·森的一支）又急剧走到一起（后现代经济学的公理系统，就直接演化自这一分支）。福利论中的现代性观点与后现代性观点的关系大致如此。
古典时期，如斯密、边沁的福利主张与后现代福利主张，在价值论的基础上有共同语言。其中，在反对标准效用上是一致的，相当于同是在K域寻求福利基础。在以下两个方面是相近的：一是边沁的个体效用观，与后现代的多元福利价值观同方向，都是针对K域中的元素或节点立论的；二是斯密的同情学说，与后现代的有机网络观同方向，相当于针对K域的连接（同情可视为节点间的连接）。所不同在于背景相反，斯密、边沁的大背景是启蒙理性下的祛魅，后现代的背景是针对启蒙理性的返魅。举例来说，从后现代返魅的观点看，《道德情操论》的同情心不是指利他倾向，而应理解为网络倾向（主体间性）；在经济意义上也不是指道德，而是指心物一元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或自由意志（意向之网）。利他仍然是现代性的概念，它排斥了后现代交互、有机互补和意向性的多重内涵。
福利经济学被边际主义打断多年之后，再生为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由于全盘采用了现代性的价值定义，否定多元化价值，而转向了标准效用（第一站是基数效用），从而与后现代开始处于对立关系。后现代主义主张“回到边沁”，表明了鲜明的对立立场。因为以后现代观点看，以效用为福利的价值基础，势必从范式上连根拔起了个性化和品种经济（异质经济）的福利基础，从而对信息社会一系列高附加值对象失语。庇古具有把福利完全物质化的局限，而后现代福利论反对把信息阶段异质性的高级需求（如精神文化需求）简单还原成同质性的低级需求，因为这意味着把信息和“生物多样性”从价值上归零。
新福利经济学比旧福利经济学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它用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完全放弃了--哪怕是效用的--人际比较。在此基础上的帕累托定理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新基础。
以后现代观点看，帕累托定理不过是福利理论的最优化（导数化），将福利经济学的论域从K'进一步移向了X点。而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第二定理，只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或数学）的拷贝，实质是以资源配置的话语空间（X点）抽掉了分配正义的话语空间（K域）。这带来了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局限，尤其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局限。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围绕福利主义的著名争论，本质上就是围绕这种局限性展开的。在阿马蒂亚·森看来，“福利主义者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必须仅仅依赖‘效用’信息”，从而“给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加上了笨重的镣铐”。阿马蒂亚·森的非福利主义克服了这种局限，基本上直接属于后现代福利论。
新福利经济学的另一个局限在于稀缺性假定。当增值体现于从物质稀缺向丰饶转化时，这一假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增值体现于从信息过剩向信息简约转化（如搜索引擎、信息助理等）时，这一局限就体现得很明显，解决不了当效用值降低时福利值提高的问题，如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参与生产（DIY）、家庭生产经营（C2C）、SOHO等出现的新问题。
后现代眼中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由福利加总问题而起。新福利经济学试图将个人选择（个人偏好）加总为理性的社会选择。以后现代眼光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涉及的是分歧后的分歧，也就是标准效用经最优化（帕累托定理）这些根本分歧之后的形式上的分歧。福利经济学将效用排序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本身已决定了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性质，想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内部解决理性悖论，这种方法早已被哥德尔证明是行不通的。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有点像福利经济学的哥德尔定理。阿罗与哥德尔一样，都没有完全丧失对理性的信心，但他们都发现了形式化理性存在的不可克服的悖论。就问题本身来说，阿罗把福利问题归结为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一致问题，个人选择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所说K域中的元素，而社会选择相当于X点理性选择，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个人选择可能以连续统为基础，而理性的社会选择必须以连续为基础。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中的个人与社会的排序需要满足的两个公理即完全性和传递性本身就要求连续，而把个人偏好当做个人选择（偏好一般是指价值）意味着个人偏好有可能具有连续统（延异）的性质，二者本不在一个论域中，非要把个人选择从K域纳入X的连续空间，必然会出现悖论。
福利主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把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当做同一个维度的问题，这是后来的各种不可能性定理走入死胡同的根本原因。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原因在于福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确定的逻辑规则，不能解决人际间效用比较的问题。尽管黄有光争辩认为，可以通过附加信息来挽救序数效用，但仍无法回避福利主义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非福利主义，开始主导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方向。福利经济学发生了与后现代主义同方向的演变。
非福利主义与分配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