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拯救人类的是不安于现状的创造者。
--马丁·路德·金
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儿时的好友。他们出生在马其顿王国，一个希腊北部边境的希腊语地区。他们达到了马其顿人掌握权力的顶峰时期。不过，希腊人视马其顿人为异族，不准他们参加奥运会等活动。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改变了这一“原有格局”，他攻克了希腊各城邦，并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尽管菲利普是一个无情的征服者，但他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要致力于希腊文化的学习。亚历山大年轻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科学、医学、修辞学和文学。菲利普的志向也传承给了亚历山大，那就是将希腊文化的教化作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同窗好友、历史学家兼诗人托勒密正是这一志向的实现者，他在亚历山大港创建了图书馆。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是征服者，但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试图将希腊的学术、文学、艺术和科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拉里和谢尔盖家族正是来自“原有格局”的边缘地带。在他俩出生之前，他们的家族就越界投身学术领域。他们缺少财富，很少能与商界精英往来，也没有比尔·盖茨在念高中时就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但他俩也不像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Grove）那样从赤贫起步，后者作为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嗅觉灵敏而又身无分文的匈牙利难民来到美国，将英特尔公司推进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
拉里和谢尔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面临的不单单是与强权制度的分内抗争。拉里家族发动了反对美国汽车业的工会斗争，谢尔盖家族则备受苏联政府的压迫和歧视。
左翼分子
与微软创始人威廉·H·盖茨（WilliamH.Gates）相比，拉里和左翼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有更多共同点。拉里家族扎根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而弗林特正是摩尔在影片《罗杰和我》（RogerandMe）中所描绘的故乡。
拉里的祖父是一名汽车工人，在卡车司机工会反抗早期汽车产业的斗争中，他是工会的左翼成员。工会的领导派别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拉里的祖父参与了堪称是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即1937年弗林特静坐罢工，当时工人接管了一个大型汽车厂。拉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纪念物：一把祖父在激烈的罢工中随身携带用来防身的锤子。
但是拉里的父亲卡尔冲出那种环境，成了一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将这种天分传承给了儿子们。卡尔·佩奇（CarlPage）出生于1938年，童年时曾从小儿麻痹症中死里逃生，这多少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还是家族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生（1956年）。之后他继续到密歇根大学就读，学习工程学。1959年，还在读本科的卡尔就被聘到该校的计算机逻辑小组工作，这是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团队，为首的是阿特·伯克斯（Art Burks）和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计算机科学家。1960年，他获得了两个工程学理科学士学位，其中之一是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学位，他是密歇根大学在该领域获得学位的第一名毕业生。1965年，他获得了该大学颁发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和登月竞赛的时代，航空航天业求贤若渴，需要大批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但是卡尔不为所动，他决定待在学术界。毕业后，他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短暂执教，不过又在1967年返回密歇根（1973年拉里在此出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教职。尽管密歇根州立大学不像密歇根大学那样声名显赫，卡尔还是成了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驱人物。他也是1974-1975学年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并于1978年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美国宇航局阿姆斯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待了一年时间。
佩奇家族的多数人都从事科研或学术。拉里的母亲格洛丽亚·W·佩奇（Gloria W.Page）（他的父母后来离异）在密歇根州教授计算机编程。他的哥哥小卡尔是他的创业楷模。小卡尔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成为一家名为eGroups的网络公司的共同创始人。2000年夏天，这家公司以4.32亿美元股值出售给了雅虎。拉里的妹妹比弗利仍然居住在密歇根。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老卡尔于1996年死于肺炎，当时拉里正在研究创建谷歌。丧父之痛，对他影响至深。小工匠
出身于这样一个计算机知识分子家庭，拉里·佩奇自然早就对计算机非常钟爱。1979年拉里6岁，他们家弄到了一台相当早期的家用计算机，叫做“卓越动力魔法师”（Exidy Sorcerer）。他的哥哥为这台机器写了一个操作系统，不久之后，一家名为“微软”的新公司开始为第一台IBM个人电脑修改操作系统。借助自己琢磨的打字程序和点阵打印机，拉里把计算机当做文字处理器使用，用于完成课堂作业，这是学校里第一次有人看到用文字处理器生成的东西，此前他们对此闻所未闻。
拉里很早就就读了蒙特梭利学校，并在随心所欲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他的父母鼓励他对事物的好奇心和修修补补的工作。拉里九岁时，哥哥给他一套螺丝刀，他立即着手拆掉家里所有够得着的电动工具。普遍的说法是，他的父母不太高兴，因为他无法将那些工具重新装好。
这件事拉里至今引为笑谈。最近在谷歌碰到他时，我问他那个故事是否真实。他仰起脸笑了。并非他不能把工具装好，他说：“我只是没装。”
这是可信的，因为一直以来，他更适合造东西，而非拆东西。他在1995年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赢得了包括这所大学第一批“杰出学生奖”在内的诸多荣誉。但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时是如何用乐高积木做成的外壳造出能工作的可编程绘图仪和喷墨打印机的。在密歇根大学，他还表现出了对创业的兴趣，他学习商务课程并参加了LeaderShape计划，该计划旨在教授各种技能，培养其成员成为社会领袖。
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班时，他在计算机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方面奠定了同样坚实的基础。正如众多学者家庭一样，拉里的家人从未丧失其左翼根源，并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家人要求朋友们捐款给民主党，而不是买鲜花。这种政治倾向主导着拉里的个性--同样主导着谷歌的个性。现在谷歌90%以上的政治捐款都捐给了民主党，其雇员在2008年一律支持巴拉克·奥巴马。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作为经济顾问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施密特、拉里和其他三名谷歌高管每人捐款2.5万美元，用于资助奥巴马一个耗资15万美元的就职宴会。
不准移民的苏联犹太人
如果说拉里·佩奇肩负着代表家族历史???锤子，那么谢尔盖肩负的则是一把镰刀。他出生于莫斯科，同样是在1973年，当时莫斯科仍是苏联的京畿之地。
拉里和谢尔盖同是犹太人，但犹太血统对谢尔盖家庭的影响尤其重大。谢尔盖的父亲米哈伊尔（到美国后改名迈克尔）·布林（MikhailBrin）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和天才数学家。起初他想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物理学并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但他遭到了拒绝，因为苏联禁止犹太人进入物理系学习。政府不想让他们接触到苏联的核机密。所以他决定改学数学，并在为犹太学生预留的考场内参加了入学考试，这些考场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绰号--“毒气室”。1970年，米哈伊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3年后，谢尔盖在此出生了。
20世纪70年代，鉴于苏联急于证明它对美国的技术优势，一位天才数学家通常会被招募参加太空计划或军事研究。但这种选择没有向米哈伊尔·布林提供。他想继续在大学深造，但遭到拒绝，这同样是由盛行于苏联的反犹太主义造成的。
由于没有研究生学位，他在俄罗斯经济政策规划机构Gosplan找了份无聊的工作安顿下来。他那奥威尔式的工作任务，是提供适当的统计数字，借以证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民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这比被排挤到西伯利亚的某个研究站要好些。他的妻子尤金尼亚也努力捱过了反犹太主义，并获得数学学位，后来她在苏联天然气和石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工作。
米哈伊尔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数学研究，并在著名的数学期刊上成功发表了论文。或许拿下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些，但他显然对苏联式的经济学不太感兴趣，而对学术生涯更感兴趣。他说服两位讲师指导他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并向哈尔科夫国立大学提交论文，这所大学位于乌克兰，与莫斯科相比，这是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区。197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来追求他的学业，”来自莫斯科的长期好友兼同事安纳托利·卡托克（AnatolyKatok）说，“这有来自苏联体制的阻力。他们不需要犹太人，也不需要外来者。”
1977年，米哈伊尔出席了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他遇到了外国研究人员和学者。这是改变他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回家告诉妻子，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国家到美国定居，那里才有真正的机会。问题在于，单单是表露离开苏联的愿望就足以使他们陷入危险，被扣上“不准移民的苏联犹太人”的帽子，从而招致更多歧视。
但当时俄罗斯犹太人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属于少数可以从苏联移民的人群。卡托克和布林一样，也是一名深受优等民族之苦的数学家，他与马里兰大学建立了联系，在该校的资助下，他设法于1978年首先移民，并在马里兰大学获得教学职位。然后他努力帮助好友布林，并使布林也在那里谋得教职。
1978年，布林的家庭申请移民许可，包括米哈伊尔的母亲在内。他们告诉当局，他们希望在以色列定居，而这正是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的选择。但申请移民许可使米哈伊尔被炒了鱿鱼，尤金尼亚也不得不放弃了她的工作，全家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在他们等待申请批准的日子里，米哈伊尔靠将英文技术文件翻译成俄文来养家糊口。他们在失业状态下挣扎了数月，不过到了1979年，他们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这正是时候，因为此后不久苏联政府就终止了所有移民申请。
布林一家几乎舍弃了所有财产，他们在巴黎临时安顿下来，这里通常是离开莫斯科的第一站。一些家庭最终沦为难民，滞留在一个国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直到他们设法取得新的国家签证。但卡托克和其他同事帮助米哈伊尔（现在叫迈克尔）取得了签证和马里兰大学的教学职位。
“我本人和迈克尔·布林都很幸运，因为有来自同事的深切同情和相互支持，”卡托克说，“我们才得以避免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