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张爱玲的“庐山真面目”实在难以看清，戴文采只好在爱玲回房后，“用一支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钩了出来……”她希望通过研究垃圾来发现爱玲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现在不大吃零食了；用许多棉花球和一小张一小张的擦手纸；用一种白色的有羊毛纹而棉质成分比较重的软纸巾；吃STOUFFER．S牌的鸡派；每天喝TWO-TAN牌鲜奶，吃许多种不同的淡味及无味蔬菜，有些罐头装也有些铝简装；喝雀巢SIKLA即溶咖啡和奶精；用两种牌子的香皂，IVORY和COAST，像香皂只用乳脂凝香；她用联合报航空版信皮子打草稿，中国时报信封黄薄脆包书纸，纸毛渗墨，所以她不用……这一系列生活细节的描写可谓琐碎。垃圾，因为这是“张爱玲的垃圾”，所以才会被如此的重视。戴小姐还写道，张爱玲曾经扔掉一只显然刚买不久的、美国制的单座电炉。由五环生铁圈卷成一个漩涡，黑座基白钮子，大约保险丝烧坏，或者插座线路断了，她没有修理的本事则理直气壮扔了。戴小姐拾回来后，把它用一只桃红绞金绳索的盒子盛着，收藏着--真正张爱玲风格的电炉。
然而，戴小姐自作聪明，把住进张爱玲隔壁公寓的事打电话告诉了住在旧金山的丁女士。这位丁女士又立刻打电话给纽约的S教授。S教授1961年就在他的英文著作中以42页的篇幅肯定张爱玲的文学地位，一向极获张爱玲和其他华文作家的敬重。接完电话，S教授又立刻打电话给同住纽约的庄信正先生，因为只有他知道张爱玲的电话号码。可是，庄先生深知“张爱玲是不大接电话的，十次电话大概有九次不接”。这一次却如有灵犀相通，张爱玲立即接了电话。庄先生就在电话中告诉她：“你的隔壁房间住了一位小姐，据说是台北某报委托的……”爱玲对此类事情显然很反感，立刻就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庄信正不放心，又打电话给爱玲，但是没人接。接着，他打电话给曾经委托协助张爱玲迁居事宜的好友林式同先生。林先生很有默契地简洁说道：“没问题，已经搬好了。”其间仅用一天工夫，可谓神速。
直到几天后，戴文采才发现张爱玲已经搬走了。可是，她又如何想象得到其中的曲折呢？也许，爱玲的心境，诚如她随意写下的一段话中所说的：“这几年在郊外居无定所，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戴文采把所写的关于“张爱玲垃圾”的文章寄往台湾，并且提到报酬的问题：除了稿费要特案办理，她住在张爱玲隔壁期间的一切押金、租金、电话等费用，亦要另案付酬。结果出乎她的意料，台北两大报纸都不准备采用戴文采的稿件。不久之后，戴文采把这篇题为《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的长文收入了她的作品集《女人啊！女人》。
从此，爱玲越来越过着闭门幽居的生活。她很少接电话，住址是向外人保密的。信都是寄到她租用的信箱里的。而且，她又常常不去开信箱。姑姑的来信就有未取被退回的情况。据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她的书，常常寄去三校稿久无回音，再去信问，如三校稿不寄回可否付印的航空邮简复信只有一个字：“可。”
当时，爱玲已经很少从事创作了，她几乎是抛开了创作的五彩文笔，完全埋首在中国的故纸堆中。每当她的指尖触到那些泛黄的书页，莫名其妙的，她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恍恍惚惚间，故国神游。她觉得自己触摸到的是遥远中国一脉汩汩流动的温热血源。
她穿着旗袍，走在新大陆的街头。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可是这些面孔是那么的陌生。故国千万里，故人千万里。她曾经那样热烈地追求过亲情和爱情。她是多么渴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活。可是，如今只剩下寒夜街头踽踽独行的身影……有谁知道，冷静沉默的外表之下，她的心灵是一座真正的呼啸山庄！
此刻，爱玲走到落地玻璃长窗前，轻轻地拉开了窗帘。熙攘人寰，万家灯火，一片辉煌。每盏灯下一定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隔着茫茫的金山湾海水，可以眺望到遥远的旧金山的高楼与营营飞舞的灯光。今晚上有月亮，真好！可是，那月亮已不是半个世纪前上海滩的月亮了。月儿弯弯的，病恹恹地淡淡地挂着。爱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真的，忽然很想上海，想念那“朵云轩信笺上的铜钱一样大的”上海的月亮。她也想念故乡的亲友们，姑姑、弟弟、苏青……其间，她曾给姑姑写去过几封信。信中谈到的，无非是一些病痛对自己的折磨。其无可奈何和人生境遇凄凉之感，形诸笔端。给弟弟张子静则很少写信，并且在信中非常坦白地告诉他，自己没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持他。
爱玲拿起了书桌上的一面小圆镜子。这是她那年在唐人街的集市上买的。她爱极了镜子后面那轮圆圆的月亮，以及用隽秀的柳体书法题写着的唐朝“太平宰相”张九龄的诗句“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她把镜子转过来，轻轻地抹去上面的灰尘。她已经有好久没有仔细端详自己了。恍惚中，她觉得那镜子就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其中会变幻出令人吃惊的物像：雾失楼台、烟锁重楼中隐现出一位东方少女的身影。……忽然，少女的身影渐渐隐去，镜子里出现的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苍老的脸。短短的花白的头发，瘦削的面颊，苍白的唇……爱玲茫茫然地扔下了镜子。年华老去，美人迟暮。“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云一般霏霏然的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她也唯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貌、盛气，都渐渐地消磨去了。”（“迟暮”，《张爱玲文集》，第四卷）“镜里朱颜，愁边白发，光阴催人老。”岁月真是一把无情的刀！它不仅无情地碾过爱玲柔软而敏感的心，还在她脸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唉！老了。”爱玲低声叹道。她打开了那只随身携带的小箱子，轻轻地捧出那本珍藏在箱底的厚影集。爱玲把一切东西都看成是身外之物。这几年陆陆续续搬了好几次家，许多东西也都扔掉了。唯有这本脱了线的旧影集，一直陪伴着她。
爱玲坐到桌子前，开始了她最后一本书《对照集》的写作。她要公开这些私人照片，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张爱玲。
在这本书里，有母亲、姑姑、炎樱的影像，也有不少她风华正茂时代的照片。然而，独独缺少的是男性形象。仅有的她父亲的形象，也是在一张集体照里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看不十分真切。在她一生中均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两男性：胡兰成和赖雅都没有出现。也许，爱玲觉得自己的一生是缺少爱情的。如果说，与胡兰成的情缘如同“水月镜花”，那与赖雅的恋情则不免让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张爱玲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在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的，这也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我们看到，张爱玲已经非常的苍老，而且有一种出奇的病态的瘦。她手中握着的一卷报纸上，竟赫然印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黑体大字。看罢令人有一种心惊的感觉。她究竟要传达出一种什么意思呢？也许，这会让人感觉到一种森森然可怖的“死亡”的气息。她是在向读者们隐隐然地透露着一个讯息：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她的那篇“得奖感言”也写得极为平实，语调则是冷峻的。在文中，她追忆了半个世纪前关于《天才梦》一文的不甚公平的获奖经历后，进而在文末写道：
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间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时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颗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现在此地的文艺将这样公开评审，我说了出来也让与赛者有个比较。
在《对照记》的结尾，爱玲写道：“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患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张爱玲轻轻合上了老相册。她累了，她想休息了。也许，她没有想到自己要睡多久。也许很短，也许很长，也许是永远。一行清泪，从她的眼角流出。淌过她的面颊，慢慢地渗入暗红色的地毯中。那种地毯的红是深沉的，带点褐色的，是那种经过风雨洗礼的红……
1995年9月8日，邻居发现已有好多天没有见到这位瘦削的中国老太太了。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
那个时候，距离她死亡已经过了六七天了。张爱玲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近乎“苍凉”的世界。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如她在作品中写的：“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她早为自己写下了遗嘱：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二、不举行任何丧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的荒野。爱玲离去的方式最显她一贯的举重若轻的风格，她永远不贩卖自己。自生自灭原来就是生命的真谛，又有几个人能像张爱玲那样把它还原！
9月19日清晨，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矶惠捷尔市的玫瑰岗墓园火化。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完全遵照她的遗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火化时也没有亲人在场。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林式同偕同诸文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中。也许，太平洋亦可称得上是人世间最荒凉的处所了，人们把一捧捧深红或纯白的玫瑰花瓣相继撒入水中。花落水流红，但愿海水有情，终有一天会把她的骨灰送回她魂牵梦萦的上海。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此番魂魄归来，已时隔43年。真是“生也漂泊，死也漂泊”！
张爱玲离去的那一天，正是旧历中国的中秋节。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那天，太平洋上的月亮一定特别圆，特别亮。它默默地照着一个“天才”女作家矛盾的一生--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