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的随便、暧昧，女生们没有了平时的矜持与清高。在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嘛！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爱玲觉得：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这是非常典型的张爱玲的笔法，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这就是暴露着的人的“本性”。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小孩子”(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其担忧。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防不胜防的，以至于有时候会犯上“神经过敏症”。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后来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运出去变钱，因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婴儿。
与此相随的是，在战乱中，人们承受着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看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愫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玲也觉得他们过早结婚的悲剧在于“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这对于求知欲、交友欲最旺盛的年轻人而言，当然是无益的。爱玲清楚地记得，在“围城”的日子里，有一对男女去她们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爱玲揣测他“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那些年轻的学生们都笑了。也许，在那样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里，爱玲觉得“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战争与婚姻，后来，张爱玲在她的成名作《倾城之恋》中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中，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她写道：“但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也许，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当年爱玲周围的年轻人们的影子。
除了情爱，还有一大主题便是“饮食”。宿舍里的男女同学整天讲的无非是吃。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爱玲和炎樱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香港陷落后，她们曾经满街地找寻冰淇淋。她们疯狂地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是否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她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叫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咯吱咯吱全是冰屑子。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渐又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人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却对尺来远之外的脚底下就躺着的穷人青紫的尸首熟视无睹。没有一点怜爱，没有一点同情心。也许看得太多了，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那么多吗？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那些从天上缠绵飘下来的雨丝，是香港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还知道会怎么样呢？
除了工作之外，学生们还要学习日语。派来的教师是一个黄头发剃得光光的年轻的俄国人。也许，他幻想采用一种新的“语境教学”的方法，也许，他真是别有什么企图，总之，他上课时的提问非常可笑。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他不会不知道直接问女孩子年龄是件不礼貌的事。女同学站在那儿支吾，他便猜，“18岁？19岁？不会超过20岁吧？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吗？”当女孩子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词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语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这位先生看到了爱玲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轻倩活泼，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俄国先生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并且还赶紧解释道：“五元，不连画框。”爱玲和炎樱相视哑然失笑，俄国先生真的不明白中国女孩的心理吗？怪哉，怪哉！
善良的先生，岂知他的这种教学方法适得其反。起初学生黑压压拥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学校只好又调换了先生。
在百般的空虚与无聊中，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画。她仿 佛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时的中学时代，当时她就常在课堂上躲在下面画画。对线条与色彩的敏感，对她后来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爱玲觉得，在战争这段时间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即使以一生的精心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无论是爱玲的画还是文字，总是那么犀利，有一针见血的功力。爱玲后来正如她所愿的，确实从事了“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的工作，只不过，不是用画笔，而是用文字，但两者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爱玲与炎樱则不愧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爱玲特别喜欢炎樱有一幅画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的温馨意境。
回到上海后，爱玲多次拿出战时画的画来欣赏。“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爱玲想着要重新照着样子再画一遍，但是再也画不出来了。也许正如李商隐诗中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香港沦陷之后，爱玲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那是一个让人厌恶的特殊的环境。浑浊的空气，流血的伤口，神经质的病人，扭曲的心灵……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病人的日子悠长如白开水。上头派给他们的工作是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这实在是一种机械而单调的工作。但在寂寞的病中岁月里，他们似乎喜欢上了这种工作。在原来男生宿舍的餐室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也许根本就不想思想。因为枕头不够高，将他们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们的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90度角。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躺着，从朝霞满天到夕阳如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如果不是那间或的眼睛的眨动，你会觉得这是一些大头人。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是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风雨之夕，空气中似乎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女人的抽泣的声音，让人心里陡地一阵寒噤。可是，爱玲似乎也并不怕上夜班。她可以坐在屏风后看书，还有特地送来的牛奶面包当夜宵吃。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病人大小便，她们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盆)的音译]或是“二十三号要溺壶”。也许，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在这种沉闷的空气里，偶尔也会有那么一点戏剧性的场景，虽然那是少得可怜的。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看，有产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欺压着无产者。他经常派被雇者出去替他采办东西，医院院长觉得病人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其实，那些东西对他而言，又有多少用处呢？也许，自私，贪小，本来就是人的劣根性之一。
肉体上的病痛，是不是也会造成心理上的扭曲？爱玲觉得：“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爱玲还特别用一种冷峻的笔调记下了其中的一位颇有点心理变态的病人。这是一个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的病人，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里，他叫唤着：“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然而，没人理他。那声音忽高忽低地在暗夜里回荡着，让人厌烦。终于，整个病房的人都醒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爱玲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要水。”其实，他只是想人家给他点东西，不管什么都行。爱玲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默默走开了。他叹了一口气，静了一会儿，又叫起来了。他已经叫不动了，但还是在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也许，在那时，病人所需要的只是一丝注意与关爱，这比什么都重要。
凌晨3点钟，爱玲的同伴们正在打瞌睡。爱玲出去烧牛奶。她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房去。多数的病人已经醒了，眼睁睁地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那么，一袭白衣的爱玲，在他们眼中是不是美丽的百合仙子呢？在这个香港从来没有过的寒冷的冬天里，在这个污秽的环境中，人心中毕竟都存在着一丝渴望，对圣洁美好东西的暖暖的渴望。
爱玲来到厨房，她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水寒刺骨，手疼得像刀割一般。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曾用它煨汤，病人们曾用它洗脸。爱玲洗了许多遍，但总觉得怎么也洗不净。爱玲把乳白色的液体缓缓地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上，澄静，光丽。爱玲沉浸于这温馨祥和的气氛中，感到了一种难得的平静。这时候，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又追踪到厨房里来了。那声音忽高忽低，忽长忽短，气若游丝，如发自于坟墓。厨房里只点着一支小小的白蜡烛，风一吹，那小小的火焰好像马上会熄灭。爱玲忽然觉得非常恐怖。她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同时，又充满了一种对人生莫可名状的幻灭感……
这人死的那天，大家都欢欣鼓舞。那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学生护士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爱玲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那甜甜酸酸的味道，爱玲却怎么都咽不下去。她想到了那人望着牛奶瓶时的绝望的眼神，想到了他在暗夜里的那一声声“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的呼喊声。她忽然觉得那声音似乎是一个濒死的人在呼救，而她，其他的人们，连一点点的温暖都不肯施与他。现在，窗外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他已经死了，解脱了，而自私的人们还在若无其事地活下去。
在香港大学的三年，对爱玲后来创作道路的影响，我无法明确地量化说出有多大，这是一个“储备时期”，爱玲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从她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早期作品，到不久后在文坛横空出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质的飞跃。那么，在港大三年间的刻苦攻读是功不可没的。一方面，是知识方面的积累。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或许是在生活经历方面的积累。后来，爱玲写过好几篇以香港或港战为背景的名作，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而散文《烬余录》则向我们全面讲述了她在香港读书生活的情景。香港对爱玲而言，确实是一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城市。爱玲是爱香港的，这里有她年轻的美丽的梦。她可能不会想到，10年后，她再次离开这里时，将是永别祖国，开始四十余年异国漂泊的生涯……
1942年初，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香港海依旧蔚蓝如昔，可是，该死的战争，摧毁了香港大学爱玲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也摧毁了一个女孩子美丽的英格兰之梦。别了，香港！别了，英格兰之梦！
船过浅水湾，爱玲当时也许并不知道，浅水湾坟地的海边，刚刚添了一座新坟，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女作家萧红孤独地长眠在那里。落红萧萧几人知？！1942年1月19日，病重的萧红在医院中已不能说话，唯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脸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萧红含恨离开了世间，年仅31岁。从遥远的黑龙江呼兰县到青岛，从上海到东京，再到香港，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从与萧军的一见钟情到最后的黯然分手，萧红的人生道路是坎坷而曲折的。短短一生，她渴望能够照彻生命的煦阳，却屡遭凄风苦雨；企图飞出宿命的苑囿，却如小鸟过早地折断了羽翅。自古才女多磨难，一代情事痴后人。爱玲是在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萧红的故事的，扼腕之余，倒颇有一种“心有戚戚焉”之感。
船向前行驶着，和活泼的炎樱在一起，爱玲倒也没有多少伤感。毕竟，上海是一个留下她童年和少年时代足迹的地方，虽然回忆并不愉快，但“毕竟是上海人”啊！那一份亲切的故园情是挥之不去的。
船身摇晃着，爱玲却觉得好像坐在火车里，她感觉得到时光的流逝：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