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慈禧传信录》载：“一日帝御圆明园，共后妃宴天地一家春。酒半，枢府奏，英法军已陷天津，帝痛哭起，罢宴。孝贞与诸妃皆泣，后独进曰：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付。帝乃召奕、肃顺共计之。主和，顺主战，阅于御前，不能决。” 如果费行简所记不差，这应是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兵逼天津城下后，咸丰帝在宫廷里的反应。这里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懿贵妃临事不乱，颇有主见；第二，懿贵妃早就信任恭亲王奕；第三，奕明了世界大势及本国实力，所以主和；肃顺昧于世界大势及本国实力，所以主战；第四，咸丰帝对整个世界和本国的政治局势，知之不多，是和是战犹豫不决。但综观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懿贵妃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参与了一定的国家政事。
然而，关于懿贵妃这段时间的活动的最可靠的记载当属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篇》。吴可读，字柳堂，道光三十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在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北京期间，曾写了一篇日记。这篇日记主要是写他的母亲在这前后患病故去的经过。但其中也写到了咸丰帝及其大臣们对英法侵略的态度，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有五处提到了懿贵妃对咸丰帝北狩热河、对英军翻译主任巴夏礼、对英法侵略军的态度问题。而这五处记载和一处评价咸丰帝北狩的记载，在已出版的含有这篇日记的四种版本中有三种均被删掉了。这三种是：一为1893年刊本《携雪堂全集》，二为1900年刊本，三为1908年排印本《吴柳堂先生文集》。这三种版本都删掉了以上六处记载。为什么要删掉这六处呢？这在《慈禧外纪》中，译者的一段说明道出了原委：“勃氏（案系指濮兰德）原书曾引者录之。原书曾引，而坊间刻本因恐犯忌而删去者，译之。” 就是说，濮兰德、白克好司著的《慈禧外纪》原书曾引用的吴可读日记《罔极篇》此处原文照译，包括坊间流传的刻本因恐犯忌而删掉的文字。这犯忌主要是怕触怒慈禧太后。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是该书译者陈冷汰，还有另一学者黄浚也这样认为：“柳堂之《罔极篇》，实记其母殁于围城事，其原本与《慈禧外纪》重译者，有详略之不同，盖柳堂叙及西后为懿贵妃时弄权专擅处，后来皆删去也。” 濮兰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译的《慈禧外纪》是在1910年10月首先用英文在英国出版的，原书名是《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文本是于1914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这本书中所收录的《罔极篇》就是包括删掉的六处记载的第四个版本了。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前三个版本，分别出版于1893年、1900年和1908年。慈禧在世，又是中文本，怕犯忌而删掉这六处文字，是合乎情理的。而《慈禧外纪》是英国人所写，先在英国出版，介绍到中国时慈禧已死去六年，且清王朝已倒台，所以译者全文翻译就不怕犯忌了。吴可读，据说“少时颇倜傥，好狎邪游，不修边幅” 。这样一位散仙似的文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上一些听来的关于皇帝和后妃的传闻是极有可能的。当然，濮兰德、白克好司是怎样得到吴可读日记原本的，书中没有交代，我们也无从了解。不过，为怕触怒那拉氏及皇室，在慈禧当政之时而删去犯忌文字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为此，这删掉的六处文字，尤其是关于懿贵妃的五处文字就应视为重要的历史记载而加以研究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末期，懿贵妃对整个战争是持何种态度呢？这删掉的五处文字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英法侵略是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
英、法、美、俄四国列强相互勾结，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攻占广州，袭扰上海后，于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英法军舰炮击大沽南北炮台，激战二时许，炮台被占，直逼天津郊区。为了诱迫清廷就范，英法军并没有占领天津。他们陈兵津门，胁迫清廷签约。五月十六日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同英国公使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五月十七日同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在这之前，于五月二日和五月八日分别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和美国公使列卫廉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并规定，这些条约分别由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这些条约是在侵略者刺刀逼迫下签订的，是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公使额尔金供认不讳地说：条约是“对准咽喉的一支手枪” 。
咸丰帝对于这些条约是不满意的，对各国公使驻京一条尤其反感。朝臣大哗，坚决反对公使驻京。纷纷上奏，陈明公使驻京的危害。其中以吏部尚书周祖培所奏外使驻京八害折为最有名。他们认为，这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并说：“乃若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蔓延。潜引奸民，广传邪教，我之虚实，彼无不知，彼之去来，我不能禁。”对外国公使驻京噤若寒蝉，畏之如虎。所以，咸丰帝命桂良、花沙纳到上海与外国公使修约，并在上海换约，以使外国公使不能入京。但英法公使在上海不同桂良、花沙纳见面，坚执赴京换约。他们派兵舰北上，到达大沽口外，以武力胁迫清廷。咸丰帝看在上海换约不成，便命桂良、花沙纳照会英法公使由北塘进京换约，不许其到大沽口。并“与之约定人数，言明换约后不许逗留，不得携带军械，不得坐轿摆队，方可许其进京”。之所以不准英法由大沽口入河换约，是因为大沽海口是战略要地，“布置均已周密”，严阵以待，从此入京对我是不利的。但是，英法“名为换约而来，实系意在占踞天津，借端要挟”。居心叵测，是想凭借武力彻底打垮咸丰帝拒敌侵略的决心，从而在中国攫取到更多更大的权益。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二十九日，英法等军舰强行侵入大沽海口，连续猛击我南北炮台。炮台将士奋然还击。此战结果，侵略军惨遭失败。清军击毁击沉英、法兵船12艘，击毙击伤英兵460人，法兵14人，英军司令何伯受伤，何伯的副手伤重致死。法军司令也受了伤。清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胜利。
这次战役是英法侵略军蓄意挑起的。咸丰帝的上谕指出：“（英法）既为换约而来，并已许其进京互换，是中国已属尽情，毫无他意，何以反先行开炮，肆行骚扰？是伊先自背约，并非我之无信。” 道理在我，义正辞严。对此，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更为明彻地分析道：“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
但是，这次胜利只是局部性的战役胜利，而不是全局性的战略胜利。胜利之后怎么办？咸丰帝仍然坚持“剿抚兼施”的指导方针。他在上谕中指出：“惟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乘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
根据自己的实力，在一次战役胜利之后，而乘势寻求战略上的和平，这种做法不能视为错误。
咸丰帝看到了英法报复的必然性。他说：“至夷情狡悍，来图报复，亦在意中。” 因此，他一方面命令直隶总督恒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严饬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加意防范”。同时亲调武成永固炮八尊给僧王使用。僧王在大沽口作了周密的布置，以资防范。一名为“赘漫野叟”的记道：“其于海港竖栅也，用铁工至五六百名，用熟铁至百数十万斤，历时半年始成。于各港内层层密布，谓夷船不能飞渡矣。其于海岸筑垒也，内外各竖合抱大木一层，加帮小木十余层，中以牛皮囊实之，椎筑极坚，谓夷炮断不能攻矣。挖濠深广皆二丈，马队万难超越。截留浙省解京洋铜九万斤，添铸铜炮，增建炮台，不惜数十万之帑金，其区画未始不周密也。” 说僧格林沁因狂妄轻敌而没有做认真的防范布置，简直是太冤枉人了。
但是，咸丰帝毕竟是泱泱大国的封建皇帝，他对自己的整体实力和防范措施估计过高，而对英法侵略者的贪欲和国力认识不足。他说：“经此次痛加惩创，自应知中国兵威，未容干犯。” 又说：“该夷蓄意狂噬，遽受大创，自应胆落。” 还说：“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虽已周密，声威亦为该类所畏，原不难使该夷再受痛惩。”说这帮夷类经此“惩创”、“大创”、“痛惩”。就“所畏”、“胆落”了，未免言过其实。咸丰帝的这些夸夸其谈，真有点阿Q的味道哩！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联军真的又来了。这次与上次不同，是作了充分的入侵准备的。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200余艘，军队25000多人，陆续开到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事。六月十五日占踞北塘，七月五日攻陷大沽炮台，七日攻占天津。僧格林沁大军西撤，退守通州一带，以保卫京师。而英法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夷众自天津进发，窃伺帝乡，迢迢三百里，毫无阻碍，故无恐怖” 。他们一路烧杀抢掠，追到通州城下。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咸丰帝的“剿抚兼施”的指导方针呢？剿抚兼施，即战和并用的方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对这一方针做了解释：“驭夷之法，不外战抚两端，能战，则其权在我，而抚局易成；不能战，则其权在夷，而要求益甚，此理所必然，势所必主也。” 就是说，战与和，第一位的是战。只有打胜仗，才能迫使敌方就范，换得和平。如果打了败仗，那就得任人摆布了。即“剿抚兼施”的基点是剿。这个看法也正是咸丰帝的观点。然而战是如何战呢？是速决战，抑或是持久战？这一点咸丰帝的看法则是模糊的。他说：“惟念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持久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怕“迄无了期”。又说：“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 又是一个“如何了局”。他只想打速决战，而不想打持久战。这种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咸丰帝所遇到的夷已经不是鸦片战争前的夷了，他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一是社会制度不同。过去的夷往往是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或与中国相同的封建制阶段，而现在的夷则是处于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
二是来往目的不同。过去的夷来往多是为了通商。而现在的夷是为了侵略。
三是力量强弱不同。过去的夷或是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或是臣服中国的四邻国家，力量往往较弱。而现在的夷则是怀着贪婪的侵略欲望的以先进的武器为先导和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的资本主义列强。
咸丰帝及其周围的枢臣们对世界的这个大变化是不了解的，仍然以世界的中央之国自居。而咸丰帝统治下的中国已是国力衰败、人心涣散、士气不振的外强中干的极贫极弱的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国家。《剑桥晚清中国史》说：“（清朝）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有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昭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 咸丰帝对世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二三百年前的封建中世纪阶段。四夷宾服，万方来朝，是他们习惯的思维模式。咸丰帝及其某些朝臣习惯地把资本主义列强称为不屑一顾、不堪一击的“夷”。当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时，他们往往是主战的。在二鸦期间，主战派往往是不谙世界大势的封建顽固官僚，也有一些是擅长纸上谈兵的英雄好汉。而主和派一般地讲，往往是同列强打过交道，并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比较开明的封建官僚。
当时的懿贵妃便是主战的强硬派。《罔极篇》记道：“懿贵妃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开衅端，会帝病危，不愿离热河，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 懿贵妃反对议和，主张硬打。《慈禧外纪》说：“慈禧此时已晋封为妃，京中人称为懿贵妃，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盖吾人心中，知其幼年家世，所谓尊贵龙种，不知外国虚实，其强硬何疑。” 懿贵妃主张强硬，这与她“不知外国虚实”是确实有关系的。黄浚评道：“那拉氏在彼时不但主张帝当留，且当留而力战。一可见其仇外之心理，早伏庚子之祸乱；二可见其于当时之国力，实不甚了了，徒知报仇，而不肯细察原因，比较力量。” 懿贵妃主张坚决抵抗，这当然是出于维护其地主阶级利益的需要，然而，这种反对侵略的积极态度则是应予肯定的。不过，懿贵妃当时也只有25岁，且深居内宫，她对世界形势和国内情况“不甚了了”，也是实情。她不区分具体情况地一味主战，也正说明了她还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谋略。
第二，咸丰帝应否北狩木兰的问题。
木兰，满语是吹哨引鹿的意思。后来专指围场而言，其地约在今河北围场县。清代自康熙朝始，为了保持武功本色不衰，也为了安定北方边陲，皇帝于每年四月（5月）率王公大臣，并带领大批军队到此围猎比武，同时指令蒙古王公贵族轮班陪同打猎。史称木兰秋狝。皇帝来此驻跸之所为避暑山庄，也叫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清朝皇帝在这里避暑，并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康熙帝共秋狝56次，乾隆帝共秋狝53次。乾隆在位60年中，约20年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度过的。但自道光帝以来有40年没有进行了。“成庙始罢行幸，今四十年。” 成庙指道光帝。
清帝秋狝热河一般是四月（5月）去，八月（9月）返京。而咸丰帝却在八月要秋狝热河！
当英法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逼距北京只有咫尺之远的通州城下时，咸丰帝表示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咸丰帝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60年9月9日）发出朱谕：
朕为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抚局，乃该夷屡肆要挟，势不决战不能。况我满、汉臣仆，世受国恩，断无不敌忾同仇，共伸积忿。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著内廷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迅速定议。并有僧格林沁密折一封，一并阅看。本日奏事之外大臣，并著与议。特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