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光绪帝又自书了《病原》:“腰胯筋络酸跳,疼痛增重,牵及小腹两旁皆作跳痛。早晨洗面手不能举,腰不能俯,所有上下阶及行动坐立卧起,咳嗽用为时皆牵震作痛,早间初起时尤重,甚至呼吸皆觉费力。屡用补肾除湿之药,非但无效,且近来每晚间睡时偶有心跳惊醒之候,宜另设法医治。”可见,此时的光绪帝全身剧痛,呼吸困难,举步维艰,已病入膏肓了。
进入十月,光绪帝的病已露险象。
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中记载:“十月×日夜间,内务府忽派人来说:‘皇上病重,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予未及洗脸,匆匆上车,行至前门,一骑飞来云:‘速去!速去!’行未久,又来一骑,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及至内务公所,周君景涛已经请脉下来。云:‘皇上病重。’坐未久,内务府大臣增崇引子至瀛台,皇上坐炕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予即按脉。良久,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予曰:‘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请脉看舌毕,因问曰:‘皇上还有别话吩咐否?’谕曰:‘无别话。’遂退出房门外,皇上招手复令前谕未尽病状,后退出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很明显,光绪帝已迫近死期了。
光绪帝驾崩当天的情况,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记载详细:“至十九日夜,与同事诸君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但见内监纷纭,而未悉确实信息。至日午,继大臣来言曰:‘诸位老爷们久候,予为到奏事处一探消息,何时请脉。’良久,来漫言曰:‘奏事处云,皇上今日没有言语。你们大人们做主,我何能做主。你们诸位老爷们且坐坐罢。’未久,两内监来传请脉。于是,子与周景涛、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予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毡如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请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急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光绪帝死于十月二十一日酉刻(午后5时-7时),而不是申刻。杜钟骏记错了。此时光绪帝年仅38岁。
其实在此之前的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绪帝已进入弥留状态。当即由张仲元、全顺、忠勋等御医诊视,脉案记载如下:“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而后杜钟骏、周景涛二人亦入宫诊视。杜所书之脉案:“十月二十一日,臣钟骏请得皇上脉左三部细微欲绝,右三部若有若无。喘逆气短,目瞪上视,口不能语,呛逆作恶。肾元不纳,上迫于肺,其势岌岌欲脱。”光绪帝此时只剩一息游丝了。
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光绪帝“龙驭上宾”。
朱金甫、周文泉认为:“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演变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证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笔者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疾病。” 我认为,他们根据确凿无误的档案所作出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光绪帝确实是死于疾病。
第二、立嗣溥仪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1908年11月3日)慈禧在皇宫内庆贺她的74岁大寿。她自认为莺歌燕舞,海内升平,很是志得意满。西藏的达赖喇嘛又特意向慈禧祝贺,慈禧更是喜形于色。她特颁懿旨,赐居雍和宫,加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 白天,慈禧参加为她举行的祝寿庆典。晚上,她又兴致勃勃地出席在西苑颐年殿的演戏祝贺。直到戏散,她才回到仪鸾殿就寝。
在这之前,慈禧已患慢性腹泻之病。这几日,又吃了些不易消化的乳酪果饼,腹泻又加剧了。据《内起居注》记载,自十月十六至十九日,慈禧没有政务活动。这说明慈禧病情加重了。这时,她感到光绪帝病情已露危象,应该考虑立嗣问题了。
据说,在此期间,慈禧曾秘密召见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征询为光绪帝立嗣问题。
其实慈禧早已心中有数,她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慈禧询问为光绪帝立嗣谁更合适。世续、张之洞心中暗道,如果再立一个小孩子,又会造成另一个皇太后垂帘,于国不利。
于是,合词奏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他们推荐醇亲王奕之子,时年25岁的载沣。载沣已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慈禧悲悲切切地答道:“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慈禧综合了他们的建白,和盘端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立载沣之子为嗣,由载沣主政。
张之洞反应敏锐,知道慈禧定下的事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不如顺着好:“然则宜正其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应该先给载沣一个名分。
慈禧虚心求教:“古有之乎?”
张之洞毕竟胸中有数,顺利答道:“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
慈禧很快作出决策,果断地说:“善,可两用之。”即载沣可任命为监国摄政王。
张之洞看看火候到了,急忙进一言:“皇帝临御三十余载,不可使无后。古有兼之制,似可仿行。”兼,即一个皇帝同时兼做两个皇帝的继承人。即溥仪既是同治帝载淳的继承人,又是光绪帝载湉的继承人。吴可读尸谏就是为此。
慈禧极为明敏,她完全洞悉张之洞谏言的本意。这时她不忙于回答,而是默不作声,反复思索。过了好一会,她紧盯着张之洞说:“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从所请,可即拟旨以进。” 慈禧同意了张之洞的建议。
在这之前,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到东陵恭送佛像,因达赖说佛像放在东陵可以驱邪,为太后治病。同时,庆王亦可顺道视察东陵工程进展情况。因此,庆王没有能够参与为光绪帝立嗣的谋划。等他回京后,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庆王只得顺水推舟表示同意了。
慈禧当机立断,于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连发三道上谕。
第一道:
上不豫。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第二道:
又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第三道:
谕军机大臣等。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著在诸王之前。
事情发展迅速。第二天光绪帝便死去了:
“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
慈禧又连发三道懿旨。
第一道:
钦奉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第二道:
又钦奉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第三道:
又钦奉皇太后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这三道懿旨,既宣布溥仪继位,又宣布溥仪兼祧同治帝,同时宣布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而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说明此时的慈禧仍然坚信自己会像从前一样大权独揽、隐握朝纲的。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很快地撒手人寰。基于此,她没有必要害死光绪帝。
立嗣溥仪的经过,载沣的日记很有参考价值。现抄录如下: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同诣皇后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仪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仪交在隆裕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癸酉酉刻,大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大臣同庆王(庆亲王奕劻)、世相(世续)、鹿协揆(鹿传霖)、张相(张之洞)、袁尚书(袁世凯)、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从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
以上日记应是真实可信的,即慈禧立嗣是在两天之内完成并宣诏于全部军机大臣的。
慈禧为什么要选择溥仪为嗣皇帝呢?这和溥仪的出身是密不可分的。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是咸丰皇帝的七弟,父亲载沣是奕的第五子。奕有四位福晋,生了七子三女,第一子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当了光绪皇帝,因此载沣就承继了醇亲王位。溥仪是载沣的长子。从血统上看,他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是奕的嫡孙,光绪帝的亲侄儿。
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从小就在宫里,慈禧很宠爱她。载沣和她的婚事,是慈禧钦定的。
溥仪是慈禧太后亲妹夫奕的孙子,又是她最宠任的军机大臣荣禄的外孙。关系如此密切,慈禧选择他为继承人就不足为怪了。
溥仪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908年11月13日)被隆重迎入宫的。
第三、慈禧崩逝
慈禧平时患有肠胃之病,但身体素质很好,不影响她的政务活动。《慈禧外纪》记道:“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日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 这个记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自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以后,慈禧的身体突然不适。到了九月,即增加了腹泻症。以后腹泻病久治不愈,且愈发严重。自十月初六日(10月30日)起,太医院院使张仲元为慈禧主治。当日的脉案是:“十月初六日,张仲元、李德源、戴家瑜请得皇太后脉息左关弦缓,右寸关较前稍平。肠胃未和,寅卯辰连水泻三次,身肢力软。总由肺不制节,水走肠间,脾运迟慢,是以食后艚杂等症未减。” “身肢力软”,说明慈禧身体消耗很大,已十分衰弱。
十月初十日(11月3日)是慈禧的74岁寿辰。连续庆贺六天,慈禧必亲自到场。这对慈禧的病情影响更大。
十月十四日(11月7日),慈禧的病情明显加剧。由名医吕用宾入诊,其脉案云:“皇太后六脉均见数象,寸口微浮。头痛目倦,心中食蓸辣难受,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种种病情,皆由胃气不降,表感不清,湿热蕴结所致。”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酉刻,光绪帝崩逝。而此时,慈禧的病情也发生很大变化,显然更加严重了。张仲元、戴家瑜的脉案云:“皇太后脉息左寸关至数不匀,右部仍躁。肝气冲遂,胃燥不清,以致时作咳嗽,顿引胸肋窜痛。口渴舌干,精神异常萎顿,小关防多,胃纳太少。”
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张仲元、戴家瑜做出最后诊断:“请得皇太后六脉已绝,于未正三刻升遐。”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未刻(午后1时-3时),慈禧太后宾天了。
她是死于老与病。
在此之前,即十月二十二日晨,慈禧自觉不好,感到要不久于人世。为此,她连发两道懿旨,以安排后事。
第一道:
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奉崇熙太皇太后懿旨:现命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
这就给予了摄政王载沣以监国的名义。
第二道:
又谕。朕钦奉太皇太后懿旨:昨经降旨,特命摄政王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这道懿旨表明,慈禧把国家政事的最高决策权全部交给了载沣。但同时又留了个尾巴,遇有重大事件仍必须请示隆裕皇太后裁定。不管怎么说,慈禧已意识到自己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交出政权了。
载沣是慈禧的侄儿兼外甥,隆裕是慈禧的侄女。溥仪既有爱新觉罗的血统,又有叶赫那拉的血统。皇权没有落到其他姓氏的手中。这也许是慈禧的一种自以为是的神机妙算。
慈禧又命起草遗嘱。遗嘱得到她的首肯。她在安详中死去。她死后发表遗诰曰:
予以薄德,只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拄。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力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个遗诏是慈禧在神智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命军机大臣草拟的。拟后进呈,慈禧阅后,命改定数处,又加入数句。加上的是遗诏中的不得不再行训政之语。慈禧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有的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种说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言不由衷的。
慈禧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真是完全出人意料。她说:“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不准妇人执政,不许太监干政,这话如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不以为怪,却偏偏出自作为妇人而当政近50年且又宠信太监的慈禧之口,简直是莫名其妙。
慈禧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就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地,即河北省遵化县西60里的菩陀峪。这个工程浩大、极尽奢华的陵墓,直到慈禧死后才完工,用了35年的时间。
慈禧死后便埋葬于此,至今尸骨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