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在他所编撰的《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一文中赞扬殿版书“其写刻之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大雅，莫不尽善尽美”，“殿版书以开化纸印本为尤精美，予生平酷嗜之”。并断言“殿版诸书，直将亘百千年而不敝”。
陶湘的朋友吴眉孙说：“周鼎、商彝，世多赝造，若开化纸自乾隆以后不复制，而其技亦亡，后有巧工无能为役，藏书家宜永宝之。”（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陶公认为吴先生的话有很深的道理，因此不遗余力搜集开化纸所印书籍，一时有了“陶开化”之美誉。苏精说：“藏书史上不仅陶湘将人以纸传，开化纸也将纸以人名了。”（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序》）
陶湘所藏殿版本中有：作为中国地图最重要的依据，康熙年刻本《钦定皇舆全览》（残本）；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奉饬编纂，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刻本，五色图绘《本草品汇精要》（原名《本草品荟》）；雍正二年（1724年）刻本，三种律历渊源书《历象考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乾隆三年（1738年）刻本，四色套印《御制唐宋文醇））；乾隆六年（1741年）刻本，御制诗图绘刊《恭和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及乾隆十年（1745年）刻本，绘图《圆明园四十景诗》等。
从清光绪十五年至民国十六年（1889—1927年），陶公购求殿版书“共搜集百数十种”（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并按年代次序编成书目。未购得而内府尚存的殿本、内府写本、未发刻的殿本也都各附书目。内府不存而从南北书贾处求购的殿本以及各书馆影印、石刻的殿本都在书目中区别开，编撰成《武英殿聚珍版本书目》、《武英殿袖珍书目》以备考查。
（五）陶装
涉园藏书不仅版本精致，而且装帧精美。陶湘在书籍入藏之前，总要亲自检查、整理、重付装帧。“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知为陶装者”。“一本辄兼数本，一本之中又选其纸幅之宽展，摹印之清朗者，以及序目、题跋，必遴其完善无缺。签题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傅增湘《涉园藏书第一编·序》）。“装订之费比书贵”、“求其旧式尚存”这些细节，足见陶公藏书讲求精、善、美。此外，陶公对藏书爱护备至，遇到购来的图书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缝棱不苟，被书林誉为“陶氏书套”。
据陶湘之孙、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高级经济师陶宗谦先生回忆，陶公当年与天津文运堂经理王朋九关系密切，所以经常从该店购书，并将购来的书籍集中在天津解放南路奉化道的一套宅院内修补、装帧。请来的良工巧匠中有一位人称“小杨子”的杨永维（富村），就是天津文庙的裱糊行家，陶公购来的书大都经他裱装。该宅院中晒书（除蛀虫法之一）的情景，陶宗谦先生至今记忆犹新：遍地白花花的一片，书香飘逸，令人若置身书海而心旷神怡。
陶公藏书不仅要内容好，而且要在版式印刷、纸墨、装帧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所付出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三、增益校勘
读书、藏书、校勘、刻书是陶公平生志趣。经陶湘校勘、刻印的古籍，不但校订优良，纸墨优美，而且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丰富的藏书为陶公校勘创造了条件，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因素。刻书不但可以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还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
闲暇之余，陶公经常搜览、校勘藏书。经他校勘的书籍，几乎红笔圈遍，他用心剖析其中的疑义错谬。有时还与缪荃孙、傅增湘、罗振玉、章钰等人互出所藏，商讨雠校。
陶湘曾经说过：“欲尽鬻所有，从事刻书，期之十年，可成百卷，流布他日，藉以不朽。”（伦明《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陶湘》）他从清宣统年后开始致力于刊行古籍，到民国十年至二十年（1921—1931年），刻书量已相当惊人。当时的涉园刻书可与武进同乡、藏书家董康的诵芬室刻书齐名。董康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已陆续有些刊刻，诵芬室的刻书远比藏书著名。三十年中，他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等三十余种，并有余力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家代刻书。如今陶湘与董康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刻书时间上，陶湘较董康少二三十年，可数量相当，足见速度之快；在刻书内容上，两人都以集部为主，董康所好在戏曲，而陶湘戏曲、美术、工艺及丛书都侧重，可见范围之广。陶湘校勘、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伦明先生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赀养刻工。”陶公由藏书转入刻书，可见其目光远大。
陶湘校勘的典籍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双照楼宋元本词
此刊为吴昌绶刻《双照楼所刻词》17卷和陶湘刻《涉园续刻词》23卷的合本。
继汲古遗风，广收善本，是词学一大结集。宣统三年（1911年），杭州的吴昌绶（印丞）创办影刻历代名人词集，选用宋元旧本，刻《双照楼所刻词》，共计40卷。民国七年（1918年）刻至17卷时，因资绌中止。吴昌绶将已刻书板和未刻稿本全部卖给陶湘，所刻之叙录亦归名于陶氏。民国十一年（1922年）陶湘将40种词刊刻完成。但他没有埋没吴昌绶的成绩，前17种吴氏刻者仍名吴双照楼。将《涉园续刻词》23卷并入吴氏《双照楼所刻词》17卷行世，续刻《双照楼宋元本词》（又名40种词），成为一时名作。陶湘不淹没吴昌绶之成绩，亦成为一时之佳话：“归交双照楼，传古心事热。影刻宋元词，字字为勘阅。涉园继之起，放眼收玉屑。爰成甲乙编，今环昔则玦。”（章钰《古风长歌》）
（二）缪藏明抄本《儒学警悟》
《儒学警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宋嘉泰中俞鼎孙、俞经辑，收《石林燕语辨》、《演繁露》等宋人著作6种，记载宋代制度掌故、人物琐事。一向只有抄本流传，知者很少。
明代手抄本《儒学警悟》是怎样到陶公手中的呢？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一位书商从山西得到一部《儒学警悟》全编6册，书中有明代题识一行：“嘉靖壬辰（1532年）季春吉庵王良栋录藏。”由此可认定为明抄本。后被清宗室盛昱（1850—1900，字伯熙，别号伯蕴）购得，秘不示人。数年后，缪荃孙用重金从盛昱手中收得，以各种版本参照考订，正其讹误，补其脱逸，并在病卧中撰序一篇，亲自授予陶湘刊印。民国八年（1919年）缪去世后，傅增湘又校勘。民国十一年（1922年）陶湘将缪藏明抄本《儒学警悟》刊印完成。缪荃孙曾在撰序中写道，该书为“丛书之鼻祖，又为海内之孤帙”，“兰泉传古之功不可没”（缪荃孙《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倘若缪荃孙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三）宋咸淳本《百川学海》
《百川学海》是我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宋代咸淳年间左圭辑，共10集，100种。所收多为唐宋野史杂说。成书虽较《儒学警悟》晚72年，但流传较广，当时即经雕版，影响比前者大。
民国三年（1914年）陶湘开始刊刻《百川学海》，因未得到左氏原本之序，曾多次与傅增湘商讨。后傅东游日本，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见到宋咸淳左氏真本，首帙完好，序目俱在，于是模刊补入，且摄影留真。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陶湘根据宋咸淳本影刻，缺卷根据明弘治华氏复宋本摹补，民国十九年（1930年）依照宋本目次编印。
陶湘曾在《影刻百川学海·序》中评论道：“若求其搜采渊宏，体例完备，于学术的融贯之益，于原书无割裂之嫌，合四部以成编，如百川之归海，名实相符，巨细无疑，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者，唯左氏《百川学海》，庶几足以当之。”
（四）“陶本”《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一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建筑工程标准和法规的书籍，为我国古代完整的建筑专著之一。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始编修，元祐六年（1091年）由主管营造的工部将作监李诫（字明仲，河南郑州人）编纂成书。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1097—1100年）重新编修。崇宁二年（1103年）刊印。全书共36卷，是当时中原地区官式建筑的规范，对研究古代建筑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封建时代重经史，轻百工技艺，该书并未引起社会重视，直至近代还鲜为人知。
民国八年（1919年）原北洋政府代总理、曾主持民国初年北京市政建设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钱塘丁氏嘉惠堂藏本《营造法式》抄本，随即将该书石印出版。由于丁氏抄本讹误甚多，影图粗糙，朱先生请陶湘校勘，以求得精确无误。
陶湘针对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中的《营造法式》诸本相互校勘，同时参照吴兴蒋氏密韵楼抄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本、浙江范氏天一阁影宋抄本、张蓉镜影抄南京陶氏五柳居本以及晃载之《续谈助》、庄季裕《鸡肋篇》、陶宗仪《说郛》、唐顺之《稗编》等书中摘抄的《营造法式》若干条，以及钱氏述古堂藏28卷、图样6卷、看样1卷等，与丁氏嘉惠堂藏本反复校勘，约勘误数十条。同时参加校勘的还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元、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11位学者。经过7年的艰辛努力，民国十四年（1925年）仿宋崇宁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告成。按残存的“崇宁本”版式重行刊刻问世的《营造法式》，世称“陶本”。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陶湘又从殿本《营造法式》中发现“诸本”遗漏的第4卷中的46个字，但未能补充到已刊行的“陶本”中，这是应该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补全的。
陶湘长孙、北京建筑专家陶宗震先生在他所著的《陶本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校勘出版始末记》中说，陶氏校刊本“不仅在内容上勘校考证尽可能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刷等方面已非常考究，故又称‘仿宋刻本’，在彩色套印方面则为前所未有之创举”。陶氏校刊本“成为近代研究宋以前古建筑的可靠技术专著，在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者中引起极大的重视，‘陶本’刊行后，受到欧、美、日等国外汉学家及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之学者极大的关注，纷纷与陶湘联系探讨，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由此朱启钤先生倡议成立营造学社，陶湘为三个创始人之一。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为我国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的学术机构。
（五）《唐开成石经）及《武经七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军阀张宗昌请陶湘代为模刻的《唐开成石经》及陶湘建议为张代刻的《武经七书》完成。陶湘为《武经七书》撰缘起：“按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曰‘七书’。用以试士（考武状元）。元明因之，有清亦因之......感夫欧风东渐以来，战术日精，身列戎行者，或忘我古昔整军之自有良法也，爰并刻一帙以示方来。”以讽喻当时片面求新、求洋而忽视我国固有的优势之武人。
提及刊刻《武经七书》，陶宗震先生有感而发：“祖父校刻古籍不仅注重于传播文化、文物，亦紧密关切时局，既应取西方物质技术文明之长，补己之短，亦勿忘我国传统中固有的整军经武之良法。而西方列强却从我国传统中汲取不少精华。发动第一次欧战的德皇威廉，战败后看到《孙子兵法》仰天长叹：‘恨未早见此书。’直到近日，美军在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军中传阅的仍有我国解放军将领陶汉章将军注释的《孙子兵法》。可见武器与装备上的第一强国在战略思想上仍然从我国传统中汲取营养。这一点祖父在《武经七书》的《5起》中即已对我国‘身列戎行’者指出了，可惜未受到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的重视，这是历史应引以为戒的。”
（六）《托跋廛丛书》
民国十三年至十七年（1924—1928年）陶湘完成丛书《托跋廛丛书》的刊印。
丛书中所辑十种古籍是：宋王十朋撰，宋周世则注，宋本《会稽三赋》；宋吕本中撰，宋绍定本《童蒙训》；宋马永卿辑，明嘉靖本《元城先生语录》；元陶宗仪辑，抄校本《草莽私乘》；明黄成撰，明杨明注，旧抄本《髹饰录》；明华悰韡撰，明嘉靖本《虑得集》；唐吕从庆撰，抄校本《丰溪存稿》；宋蒋堂撰，旧抄本《春卿遗稿》；宋张若琼撰，旧抄本《张大家兰雪集》；元陈孚撰，明洪武本《陈刚中诗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