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文①
①即许钦文。
郁达夫先生和丰子恺先生，都是声望很大的作家，常常为本刊撰稿。他们的照相，也都已在本刊上面发表过，大家早就熟识，关于他们一般的事情，不赘了。这里只论两个人相同的地方。
我同这两位先生，并没有多来往，只是偶然会见了几次。可是，于无意中，都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们，也许无非是凑巧，使我发生的感想总是相同的。先由直观，然后理解，我认定他们原是一样的人了。
照一般人所说，郁达夫先生是“浪漫派”或者竟叫他作“颓废派”；丰子恺先生是被算作“佛化”的，好像根本是两样的。其实不然，其中有的出于误会，有的只说着一点皮毛，都是不曾搔到痒处的话。
或者以为郁达夫先生，时常在作品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他是老在喝酒打牌跟女人的，是他自己的口供，说他浪漫颓废，难道还会冤枉么？所谓误会，就在这里。原来小说的格局，有着“自传体”和“正传体”的分别。自传体的小说，语气是直接的，好像近在一边，容易领会，也就容易博得读者的同情。为谋功效的广大，总得采用自传体。郁达夫先生，好像已经成了习惯，所做的小说，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用自传体写成的。可是自传体并非“自叙传”：自传体只有形式上的关系，自叙传是重在实质方面的。在自传体的小说上面所写的，虽然以“我”为中心，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实有的事情，往往由于凭空虚构，或者从别人的故事中“便化”过来。要是郁达夫先生，真在一天到晚的喝酒打牌跟女人，那末，哪里还有功夫读书做小说呢？但他是创作得很多的了，自然书是读得更多，也常常翻译，又要去东边游山，西面玩水；一般酒徒、赌棍或者嫖客，有像他这样的么？一提到“郁达夫”就要摇头大骂的人，总是不曾同他接近，以为自传体的小说就是自叙传的缘故罢。有些在杭州的文人，当他还住在上海的时候，也颇有点不以他为然。一经他搬到杭州，马上互相唱和起来，好像原是老同志，就是一例。可见他本人的行为，并非同他在作品上所写的一样。
丰子恺先生，虽然已经吃了许多年的素，常常寄寓在寺院里，但他固然不曾受戒做和尚，而且服侍母亲是非常周到的，又非常爱护子女，近来常常在杭州，就是为着三位女儿的读书，并不像是出家人的样子。只是由于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的关系，有着许多熟人在寺院里面，为着看朋友他才到寺院里去，并非为想进佛门而接交和尚的。况且他不是阔人，也非富翁，在出门的时候，不好随便去住费用要大的旅舍，耽搁在寺院里才便利。至于吃素，无非为着生理和心理上的修养，这在蔡孑民先生的《言行录》上有着明显的解释，难道蔡孑民先生也是佛化的么？吃素既然是修养身心的一种方法，艺术家是很需要修养功夫的，即使吃素真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采取佛教的一种手段来修养身心，也并不就是佛化。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佛化，所谓浪漫颓废，对于这两位先生，都是不确切的。
郁达夫先生最使我注意的是讲子宫帽的事情。那天他偕着他的太太一道到我的愁债室里时，已有一对新婚的夫妇先在。他们本不相识，经我介绍以后，不知道怎么一来，说到了节制生育的问题，郁达夫先生就大谈其子宫帽的用法。
“达夫！怎么你……”他的太太在一旁重声说，好像想止住他的话。
但他仍然口讲指画的解释，只是把声音放低了一点。不久又有我的房客和他的未婚夫人来参加，他们同他也都还是初次见面的，互相招呼以后，他依然讲他子宫帽的用法。
在刚认识到的青年女子面前，居然谈起这种事情来，或者以为真是浪漫的行为了。当初我也觉得有点异样，可是看了他的认真的神情，就只有感动，知道要不以为然，原是自己也被俗见蒙住了的缘故。随即了然：他固然不是故意放恣，也不是说话随便，却是忠诚；他是说得非常起劲的，因为对方很需要明白这种事情，是有着切身关系的，把他所懂得的尽量贡献就是了。什么难为情，什么不好意思，他是不会转念到的。——他以真心对人，不做作，不虚伪，所以也不讲究顾忌了。
“达夫是何等热情呀！”
这样想着，我深深的了解了他。
因为热情，所以能够率真。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了。
丰子恺先生最使我注意的，在于我为着无妻之累刚从军人监狱里出来时的一次聚会。
“幸亏有令弟，”他对我说：“要是像我只有独个的，那末关进牢监以后，母亲怎么办呢？”
这使得我无话回对，是出于我所意料的。可是我很感动了，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已为我表了同情，注意我的遭遇，是“设身处地”的想过的了，否则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我同他，并没有什么浓厚的私人交情可言，以前只是为着元庆会见过几次，已经隔了七八年。他是在为“不幸者”表同情，却是深切的真情。
他爱母亲，也爱子女，并非片面的孝道和溺爱，是保护弱者，因为衰老的和幼小的，都要别人扶持。这从他也爱别人的母亲，也爱别人的子女，可以明了。有一次，在愁债室里，给他倒茶的人，因为长得矮小，开门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一察觉，连忙站起身去帮助，认真起劲的神情，使我感动得惭愧起来。
能够为人表同情，总要本身先有着丰富的情感。缺乏情感的冷血动物是惟恐别人不够为难的，哪管别人爹死娘活，图一时的快意罢了。丰子恺先生的情感非常热烈，正同郁达夫先生一样，自不消说。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富于同情心，所以我认定，他们原是一样的人。
其实，同情心本是各个人都有着的，表同情，原是人生应有的事情。这两位先生，并没有什么奇怪，不失真心，保持着人生的本来面目就是了。只是因为一般的人都已失却常情，就反而觉得他们是非常的了。他们何尝故意做得特别呢？但总已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了！——这论调，自然是套用管异之的话的。
念四春于苦蚊室
载《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