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一个女人是不是受到“性骚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化程度、心理卫生、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等综合素质。保守、胆小、内心龌龊的女性可能有异性多看一眼或在狭窄的船舱通道略一擦肩，就认为是“性骚扰”；而心理健康的女性，就是和异性乘客一起打扑克、说俏皮话，甚至拍一拍肩膀也不会认为是“性骚扰”。
我第一次乘船是1976年9月初从大连去上海。那时唐山大地震后京沈线铁路不通，所有进关的旅客都走这海上一条道。当时大连也在闹着防地震，防海啸，不敢久留。天气酷热，所有人只穿薄薄的衣裳，码头的售票处人山人海，男人和女人挤得贴在一起，没有人说是“性骚扰”。我坐的“长力”号是7，500吨客船，也得有3，000位旅客吧。四、五等舱是地铺，一天两夜的航程，晚间有中央风扇降温，男女混住在一起，没有什么“性骚扰”；白天热得要死，常言道“暑天无君子”，能容纳上百人的盥洗室里，男乘客光着上身；女乘客将毛巾伸进小背心里擦拭，自己忙活自己的也没有什么“性骚扰”。30年过去了，这期间还进行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和25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到今天竟然整出“男女分舱”服务，防止“性骚扰”啦。所以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人性化”服务，而是把人“禽兽化”了，是社会的退步！
有这样一篇报道：“一位经常乘船的年轻女士获悉可以买到‘男女分舱’的票后对记者说，这样很好，更人性化。她称，自己乘船单独与几个陌生男人同处一室时，经常会有异样的眼睛盯着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也算“性骚扰”的话，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是“性骚扰”。
这位“经常乘船的年轻女士”可能不知道，在烟大航线1999年11月24日死亡数百人的特大海难中，唯一幸存的齐齐哈尔市董姓女青年，就是她那个房间里唯一的女性。在客船就要沉没的瞬间，是勇敢的男乘客用室内的家什砸碎舷窗，打开了逃生的出口；又是七个男乘客迎着涌进的没顶海水合力将她连推带拉地救出舱外；又是同室的男乘客将她送上逃生的漂浮物；又将她带到生的彼岸。不知道这位“经常乘船的年轻女士”知道这个故事后，会有怎样的感想！
总之，我认为实行“男女分舱”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不见得合理适用。媒体给予密切关注是对的，但不能一窝蜂地推波助澜地唱喜歌儿，把它说得“花团锦簇”，到后来打乱了几十年来乘客已经形成的出行习惯，诱发乘客不满情绪，有碍于社会的和谐。
2008年3月28日
说过年
春节，又叫过年，又有“年关”之称谓。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富人过年，穷人过关。所以，富人盼过年；穷人怕过年。穷人除了因为没有好吃好喝害怕，更害怕的是因为地主老财借过年之机，以“放出去的债，要收回家来过年”为由，向穷人逼债，因为还不起债而害怕。《白毛女》中喜儿一家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证。
已经到了21世纪，现在过年不用说与万恶的旧社会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就是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下半叶相比，过年的习俗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也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的人家百分
之百都是盼过年的，尤其是有儿女在外地务工或居住的人家，更是盼着儿女们背着大包小包风风火火地回家来，一下子有了过年的气氛，让左邻右舍羡慕不已。没有害怕过年的人家了。即便没有好吃好喝的人家，起码也是吃喝不愁。“年关”这个词儿已经许多年没人用了。现在已经进入城市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过年”好像仅指政府规定的放假那几天。还没等咂摸出年味儿来，就又要投入下一轮新的奔波。于是，感叹：哎！年，是这么过的吗？
一、腊八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这是我小的时候父亲常说的一句家常嗑儿。实际过年从腊八就已经开始。腊八粥是先喝点稀的溜溜，杀猪才是正儿八经的实惠。
我父亲是从哈尔滨铁路局转到林区森铁的火车司机，虽说是工人出身，但是对种地、养猪不外行。因为来得早，在机务段附近开了几块地，侍弄起来很方便，上班、种地两不耽误。每年收获的倭瓜、土豆、玉米除了人吃之外用于养猪。我小的时候基本保证每年都能“过了腊八就杀猪”。
每年一进腊月门，父亲就叨咕算计哪天杀猪，给我们讲他小时候，杀完猪后怕胡子来抢，爷爷趁着天黑时候，把猪肉偷偷地埋在院外的井台下，用水浇上冻成砣，隐蔽好。吃的时候要趁着天黑悄悄地去刨开，拿出来一块之后，再按原样伪装上的故事。
从我十二三岁时，家里小棚子有一口大缸，冬天用它装猪肉。杀完猪之后，要趁猪肉还没有冻实成之前装缸，这样可以随弯就弯，塞进去没有空隙。那时候也有过年时候专门偷小棚子的蟊贼。所以要在小棚子里做一个机关，挂上一只破铁桶，预防一旦来小偷，只要他一开门水桶就会“咣当”掉下来，即便不吓跑小偷，屋里也能听到动静。
到1970年春节，因为受“备战、备荒”“抓革命，促生产”的影响，我家没有养猪。父亲好像特对不住我们几个孩子似的，到腊八吃饭时候就叨咕：“今年没有猪杀呀！别着急，等我给你们买肉吃。”那年头儿大都依靠凭票供应的猪肉，但是给得太少不够吃的。过了腊八父亲就开始打听，直到年跟前儿了，一位我叫张大爷的人趁着天黑给扛来一脚猪肉，谁家的不让声张，只说1.30斤，大约40斤50元钱。那年头能一次舍得花50元钱买猪肉吃的人家是很少的，加上供应的猪肉，那个年过得还是相当不错。
去年过年猪肉比往年贵呀。猪骨头、精肉、馅肉已经买了几次，冰箱里已经满了。老婆又说没有排骨。再次到市场，挑着选了4根排骨，一过秤二斤半多点，15元一斤，40元钱。用一只手掐着，一面往家走，一面端详。想起了那年50元扛来一脚猪肉的事儿，真是没法儿比呀！慨叹：“一代不如一代。”回家一算，又觉得便宜。父亲那时候是大工匠，每月120元工资，按当时价格能买90多斤猪肉。我现在的月收入，按现在市价买300多斤没问题。社会还是发展了，进步了，得知足呀！（本书付印时，已是2013年春节，今年的排骨在大商总店买的32元斤）
二、小年
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如果说腊八是过年的序幕，小年才是正剧开场。
到了小年父母告诉小孩子说话要注意了，不但不能骂人，不吉利的话也不能说。该置办的年货就该往回买了。母亲忙着蒸馒头、豆包，包冻饺子，给我们做新衣服。男孩子最热衷的当然是买鞭炮。那时候鞭炮的品种也是不少的，除了小鞭、炮仗、二踢脚之外，还有“拉炮”和“摔炮”。拉炮的两头各有一个线头，把一头拴在门把手上，另一头拴在门框上，不知道的人一拉门就响；摔炮像青霉素小瓶那么大，拿在手里乘人不注意，猛摔在地上，“啪”的一声，吓人一跳。小鞭儿买回来要放在防潮的地方，一天不知道要摆弄多少遍。不到过年时候舍不得整挂放，要把成挂的拆开，一个一个放，这样才过瘾。过了小年之后，几乎全天总能听到外面“噼啪”小鞭的声响。
刚到辽南那年正是12月初，很快就过年了。最先发现这地方人特别能放鞭炮，专买浏阳、广东产的那种叫“大两万”“大三万”放完一地红纸屑那种的大鞭炮，都是整箱买，整盘整挂地互相攀比放，放完一地的红纸和烟花炮筒子要在门口摆着显摆，展扬。差不多的人家要用松花江半截子车拉大半车。于是我立即加入这个行列。我家虽然是儿子，对放鞭炮竟不感兴趣，直到现在，过年放鞭炮仍然以我为主。
2006年回伊春过春节，发现伊春卖这种南方鞭炮的价格竟然比大连还贵30%。难怪伊春人还在放早先那种传统炮仗。
三、除夕
民间有句话叫“一夜五更分两年”，说的就是除夕。
除夕这天是过年的高潮，早晨起来之后，扫院子，猪圈、羊圈要换上新草。水缸要挑满水，要劈一大垛柴火，够正月里烧一个月的。直到大门，房门贴上春联过年的气氛就相当浓了。下午3点左右吃完晚饭，就等待过年了。
从我记事儿起，我家每年的除夕饺子，一定是芹菜馅的。父亲做饭的手艺不错。他一边和着饺子馅，一边和我们叨咕“过年吃芹菜馅饺子好呀，是你奶奶说的，勤谨一年”。所以这除夕芹菜馅饺子一直吃了30多年。直到背井离乡走出来，折腾到辽南安家，当年就住上了楼房，再不用买煤、挑水、劈柴火了，过日子一下子轻松了，用不着“勤谨”了。回想起小时候上山落柴火，帮大人种地，当“知青”抬木头，打石头当装卸工时挨的那个累呀，全是这“勤谨”闹的。这回离开父母身边自己“执政”过年了。于是，郑重地和老婆宣布：今后年夜饭坚决不吃芹菜馅饺子。说这话儿，不是我吃几天饱饭撑得没良心，真是年少时候干活儿累克了。结果，这一不吃就是十几年。直到近两年身体发福，加上血压高，才又开始想吃芹菜馅饺子啦。
四、接财
除夕之夜还有一个重要节目——接财。
结婚之前我对“接财”没有什么印象。结婚后每到年夜煮饺子时，屋里已经有柴火了，老婆还是要到外面柴火垛去往屋里抱几块柴火。开始我没注意这个事儿，随着老婆很快成为第一批个体户，外人传说我家是万元户。春节之前又是进钱的高峰。她把这每年的好“收成”归结为除夕的“抱柴”。
到辽南之后烧天然气，没有柴火可抱了。于是想个变通方法，每到过年前，挑那楠木或铁木，价格贵品相好的筷子买一盒，取“一箸财”之意放在外面小厦子里，到年夜饭之前“抱”回来，全当抱“财”了。这几年家门口有了ATM机，春节晚会看完老赵的小品就往外走，到ATM机前按一年的心理目标以千当万，提完款挎兜里揣溜鼓，心里默念着新年发财，到家里饺子已经煮好。这招儿挺灵，由于我不贪财，目标定得不高，这几年的“收成”基本都能达到心理定位。
从改革开放之初企盼富裕的抱柴火；到生活略有宽绰后抱“一箸财”；再到今天的抱现金。昭示了改革开发放30年中国老百姓生活变化的渐进之路。如此下去“小康”有盼头了。
五、初一到初五
我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耐得住寂寞。生活中不吸烟，扑克、麻将、象棋是玩的东西管什么不会。不是绝对不会玩，主要是心眼儿不够用，手中的牌照看不过来，更不用说算计对家了，一玩就输索性不玩。最大爱好就是嗑瓜子，一气儿下来半斤八两没问题，速度快还不伤舌头。从1979年结婚之后，每年初一到初五就是在家沏上一壶茶，嗑着瓜子，闷头儿看书。到辽南后也是这样过。直到2001年6月，大连市政府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2002年春节大连新闻报道：过年新时尚，大连市民春节期间不去串门，去逛新华书店或在家看书学习。我听了这个好笑呀。心说话儿，从20年前开始我就是这么过年的。
以上说了这么多都是说“变”，也有不变的。
平常我们扫地都是从屋里往门口扫，除夕夜扫地则另有“规矩”。要从门口往屋里扫，扫得的垃圾不能立马拾掇出去，要在床（炕）根底下放一宿，因为，那都是“财”呀！！！
（2009年1月17日在网上修改于伊春）
关于顾城的两句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看到有人把这两句诗用在博客的台头，想必是十分推崇。这两句诗，前一句绝对是诗的语言，也绝对有诗的意境。后一句我怎么看怎么是病句。“却”用得不准确。“却”是转折句儿，用眼睛寻找光明是正常使用眼睛功能，是常态，用不着转折。只有在发现眼睛另有用途时，才应该用转折。如：“有人却用它寻找肮脏与龌龊。”这样才符合句子结构。如果是寻找“光明”，应当用祈使句“去”或用陈述句，直接说“我用它寻找光明”。 想到这了，于是说给人听，人家说：“那是顾城的诗，改不得呀。”看来顾城已死，此句便是铁案了。
忽然想起，此前是看过这两句诗的，只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也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仔细想，顾城这样写，想必有他的道理。于是翻书；于是对这两句诗有了下面的认知。
这是顾城做文学青年之前写的。
顾城的父亲从1958年进入《解放军报》任编辑和记者。顾城自小生活在北京，自然经历了生活的优越和很好的幼儿教育，八岁时就显现了创作诗的天赋。13岁随父下放到山东渤海湾一处农场，与父亲一起喂猪，历尽饥饿与劳作之苦。1974年回到北京，先在街道做杂工，干过搬运工、拉大锯、刷油漆等粗活儿。同时开始自学。他爸爸顾工说：“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象、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到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这两句就是那时信手涂在墙上的。”当时顾城只有小学文化，还算不得“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