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过哈佛又怎样，你下过乡吗？”这是北京大学的学子们下乡锻炼动员的一条标语。观此标语，语气中充满着下乡的豪情，似乎下乡的经历比进哈佛念书的经历更牛。
那么我们就倚老卖老地说一句吧：我们“老三届”在四十余年前下过乡了，牛过了。“文革”期间，红卫兵们摇身一变，成了“知青”，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去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去了。
1968年9月21日，虚岁十八的我与同伴小史（一位胖乎乎憨厚朴实青年）一起乘坐着农民们摇着橹的木船来到了异乡。下了生产队，被安顿在生产队会计火根的家中住下。一间房里可搭两张小床，煮饭的灶头也在一室，就在这狭小的卧室兼灶间里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也就是“乡下人”生活。下乡的当天下午便被安排干一项重活作“见面礼”，一名叫火泉的大队干部带着我们挑猪灰。我肩上从来没承受过什么担子，下乡首日就被重担压得嘴扭鼻歪，肩头疼痛难忍。他们显然在对我们面试，看看是不是干活的料，他们当然喜欢强劳力。后来从当地小青年的口中知道，其实他们农民并不欢迎我们知青下乡，原因是我们会与他们“抢工分”，工分就是钱，工分是他们的命根子。一盒蛋糕多几个人吃，大家就会少吃。看来，他们只是接受政治任务而已，因为是毛主席的号召，当时称“最高指示”，谁敢违抗？
劳苦的日子就此拉开帷幕，每天太阳一出或未出就出工，太阳落山才收工或收不了工。农忙时节常常要开早工、开夜工，凌晨天色尚黑，出工的叫子声逼着你睡眼惺忪醉酒似地下地，累了一天后，晚饭之后的开夜工让你骨头散架，晚上躺在床上如死猪。农村没有星期天，也不讲究节假日，春节是个例外。有时连续很多天的劳累真想休息一天，但求上天怜悯，下场大雨，就可以歇工了。好不容易盼来了点雨水，满以为可以享福一日，但生产队长的叫子还是吹响了，赶紧披蓑衣，戴箬帽，拿起农具叹气出门。
插队知青更有一苦，不比人家农场的知青有公共食堂，自己不必为饭菜操心，“插青”一日三餐都得自己解决，没那个吃现成饭的福气。不比农家有老人在家煮饭，农民收工一回家就可捧起热饭碗，我们回屋后还得饥肠辘辘地在灶边忙一阵，往锅里下米，往灶膛里添柴火。有时急于填肚子，就吃夹生饭。至于下饭的菜，咸菜萝卜干是常菜，如果燉个蛋，煮块咸肉，那是营养菜。也有过酱油汤与饭做伴的经历，还算硬汉，绝对没有和着泪水一起下肚。不久前闻一青年自诉每顿吃着七八元钱的盒饭而叫苦，我想，这种有荤有素又有汤还不用自己动手煮的盒饭放在我们那个时候岂非天堂之食！
农村虽然多的是蔬菜，可我们常常无蔬菜可吃，因为我们自己还未种上蔬菜，后来种了，却又种不好。有时好心的农民子弟送来几棵，那就特让人感激。有一天吃晚饭时，一位妇女叫她的儿子给我们送来了每人一小碗鸭肉，我们喜出望外吃得满嘴油腻，真如山珍海味，真是久旱逢甘霖，一辈子不会忘。如今想起，多想去报答报答这位善良的妇人，可她早已离世了，无法“涌泉相报”了，实乃一大憾事！
我们各种农活干了个遍，唯独一件没尝试过，就是赶着牛犁田，这是老农的技术活也算轻松活，轮不到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农活不少，录下一些以便保存记忆：
四个人摇着两支橹的船去一条名叫花泾港的宽阔河道里罱河泥积肥，几条船犹如赛龙舟，每条船上清一色的男劳力，飞快地摇船，飞快地罱泥，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抢先完成任务者便似英雄，便似战士从战场上英勇凯旋，小命未丢，快乐无比。这项活计既要速度，又要技术，比拼体力与实力。
两个人摇着船远赴苏州市内挑大粪，将公厕粪池里的粪便用粪桶一担担地挑下船。船舷上架着窄窄的跳板，如果一步不慎，或肩上打滑，或体力不支，连人带粪桶一齐跌进河中，岸上的市民就有好戏看了。装满一船之后运回家就算完工，往往在下午两三点左右便可结束，悠闲着当会儿神仙。
又是两个人摇着船去太湖割茭草，用作牛的饲料，人的下半身浸在太湖水里，手持镰刀使力割。赤足踩在硬刺刺的茭草残根上，脚底很痛，可是谁顾得了，只想早早装满一船回去交任务。某次我竟在茭草丛中捡到一窝鸟蛋，如获至宝，回去以后我的伙伴向我讨要几个，由于舍不得，我竟拒绝。如今想想不禁脸红，当年十八九岁的我竟如此孩子气、如此不仗义！
以上三桩农活都离不开江南水乡的“摇啊摇”的船只，所以我们一下乡便很重视学会摇船这项基本功。
也很难忘两件轻松活，一件是撒猪灰，另一件是耘田。手抓一把把从猪舍里运来的猪灰（猪粪与草木灰等的混合之肥），均匀地撒在田里，这项施肥的活儿算是半劳力干的活，不登大雅之堂。虽然双手黑臭，自始至终闻臭气，却像在田里玩乐似的。穿着打补丁的粗布长裤，双膝跪在稻田里，双手不停地除草，跪着抓着向前，这便是农民所称的“耘稻”。干此活虽不吃力，但是两腿两臂全是泥，狗趴似的样子，狗看了也会怜悯，或者感到奇怪。
回想乡下苦役般的日子中，全身最吃苦的部位不外乎：手，脚，肩，皮肤。两手长满老茧，由于常常赤足下地，脚底也长茧。肩部几乎一年到头与担子亲密无间，挑稻，挑粪，挑河泥，挑秧苗，挑土方，腿与腰当然一起陪同受罪。最难忘的是去太湖围垦挑土，天下着蒙蒙雨也照样干，因为任务包干。一餐三碗饭加上萝卜干，吃得爽快，干活吃饭都像牛。也难忘冒着细雨在既狭小又高低不平还有缺口并且脚下打滑的田岸上挑秧苗，一旦一跤滑倒，浑身泥水狼狈不堪，引得插秧的妇女们笑声一片。夏日干活，男子们几乎全赤膊，一条扁担扛肩头，如果再举几面旗，真还以为农民造反了。大家任由皮肤在烈日下暴晒，这身皮肤似乎不是自己的。
其实，更吃苦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苦其心志”嘛。日复一日，就这样机械重复地驱使着肢体，手握锄头站在田头之时不免苦闷：这样就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这样打发一辈子就是自己的人生吗？迷惘、惶惑、沮丧而又无奈！
但是如今在读多了中外历史以后想想，我们当年的这些苦日子与人类历史上的种种苦难相比算得了啥！再说，年轻时吃了大苦，以后的小苦算得了啥！
我在乡下，总算不是全干“武行”，由于还算有点小才，还干点文的。比如，为生产队各处显眼的墙壁上画毛泽东头像，用红漆书写宣传标语等。还当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长，组织排练节目，为农民演出。可惜此处知青中、农村青年中这方面的“人才资源”不足，难有几个土“明星”，勉为其难，凑了一台还算不丢脸的节目。也当过短短一时学徒式的“赤脚医生”，某次竟不肯接受指令替一位姑娘在臀部上打针，就被那位“师傅”告了小状，随后不久我便被人接替。我很清楚，这位“师傅”与我少点缘。我这辈子中也就这么极其短命地算是行了一会儿“医”，也许是上天让我与学医绝缘。
想想我们这代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逢国家闹饥荒，小小少年人就挨饿，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刚生长发育不久，就赶上“上山下乡”的年头，又没啥吃的，又营养不良。大多数人当年失学之后就再也没机会或没能力进校门，文化方面营养不良，就业上当然也没优势。很多人回城后就当了工人，满以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很光荣很有地位，谁知八九十年代纷纷下了岗，家庭经济陷入“营养不良”状况。创业很难，再就业不易，成功者占极少数，于是，打工的队伍可不小。如果这批人的儿女们没培养好或运气又不好，还张着嘴对着没多少养老金的长辈们“啃老”，那么，这些老“知青”的一辈子也就如此了，唯有调整心态重视养生保健别生大病就算美了。
“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在中华历史上也算留了一笔，季羡林先生的弟子钱文忠先生对“老三届”评价很高，谢谢他了。已成一国之“君”的习近平也是这一代知青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哦，哈哈，老“知青”们朝中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