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汉语词典，查一下“说教”的注释：1.宗教信徒宣传教义。2.比喻生硬地、机械地空谈理论。但是如今觉得该词的含义好像有了扩展，有些人听不进别人的话，将别人的经验之谈、观点看法、具有启示作用的人生感言以及各种有教益有价值的提醒指点一概简单地斥之为——说教！他们缺乏虚心，不能虚怀若谷，拒绝“说教”，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潜台词是：我用不着谁对我指教。
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前辈当年多么需要有人对他们“说教”，他们正缺那些有益的“说教”！回忆我们当年，需要的“说教”没人说，不需要的说教耳常闻。言行举止的规范，日常生活的守则，为人处世的常识，正邪善恶的辨别，这一些最最基本的人生开端所急需的“说教”从来没人像像样样方方面面地对我们说一说，教一教，我们太缺这些“说教”！如果我们当年能够多多得益于这些方面具体细致又可操作的“说教”，早早开智开窍，我们真该感恩戴德了！我年幼无知，年少年轻无知，常常有人对我“说教”，让我多多开窍，少少摔跤，这样的好事还怪“说教”岂不让人笑！
那时候只知道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平时老师的教导不外乎“不打人，不骂人”、“爱集体，守纪律”之类。学校与社会的教育就是：听党的话，一心跟党走，提高无产阶级觉悟，长大了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等。
记得某一堂政治课上，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子女该不该孝顺父母？”这样一个如今看来根本不必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课上提了出来让学生讨论。不必奇怪，因为那时“忠孝节义”等等是被看做封建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是要批判的东西。那时“孝顺”是不作话题的，那位老师扯到了这一话题已属另类之举。其后的“文革”中，儿子揭发老子，儿子与老子划清界限，司空见惯。对这一议题，少数学生说应该，多数学生说不应该，理由都讲不清，最后老师也没给结论。
不管是家庭内还是学校内，书本上还是课堂上，细线条的教人立身处世的内容太贫乏太苍白。如今读读清朝秀才李毓秀编写后来又经贾存仁修订改编的《弟子规》，不由地遗憾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读不到这样具体的“说教”。挑录一些：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
“借人物，及时还；人借物，有勿悭。”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
“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
“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刻薄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
“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
“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则警。”
……
其中的“衣贵洁，不贵华”、“步从容，立端正”、“便溺回，辄净手”、“称尊长，勿呼名”、“勿自暴，勿自弃”、“见人善，即思齐”、“凡是人，皆须爱”、“过能改，归于无”等等“说教”，正是我们年少时的需要！说句实话，很多人年老时也不见得做得好。
此外，老祖宗们的《三字经》、《格言联璧》、《小窗幽记》、《幽梦影》、《围炉夜话》等“封建糟粕”中富有营养的“说教”，我们那时无缘一见，无缘聆听。古代文人善意向我们“说教”，被人摒弃，当代文人官人要么就是实实在在该说的教却不向我们好好说，要么就是空空洞洞不必说的教却向我们连连说。我们从小就接受抽象空洞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当然不会错，但是爱国也要落实到爱人，人都不真心实意好好去爱，爱国有何意义！反之，接受的看到的都是斗争哲学，人与人总是恶斗、暗斗，老同志老战友之间同样如此，人心险恶，心怀叵测，心狠手辣，心惊胆战。除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就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可提博爱，因为博爱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如今我们了解了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后，才更明白我们当年所学的教材多么狭隘。民国的课本内容丰富，对于公民意识、人文精神、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民主、为人处世等各方面的好东西都很重视，让那时候的小学生有幸全方位接受良好的熏陶。我们只能羡慕，我们当年太缺乏这么多好东西对我们“说教”，我们反而接受一些不良的说教，极“左”的说教，一边倒的说教。一逢“文革”，缺乏底蕴、心智很低、辨别力与免疫力很差的年轻人就暴露了自己的幼稚无知！
我们这一代就这么已成定局，看看随后的一代又一代，不免又生感慨。他们自小就在变态的应试教育重压之下，本该好好学学并实行如《弟子规》等“说教”中的操行以及新时代新需求的操行，诸如进取、勤勉、俭朴、诚信、谦和、大度、仁爱、敦厚、正直、淡泊、孝顺、廉洁、慎独、爱环境、守公德、重仪容、敬尊长、戒奢侈、戒贪欲等等和谐社会所需的素养，但是家庭学校均唯分数为重，考分压倒一切。学生们整年整月整日手忙脚乱，无暇顾及，顾此失彼。
年少时，天性未受污染前，没机会先入为主地领受好的“说教”，长大后，习性已成，再纠难矣！融入社会后，抗污染难矣！如果重蹈我们的覆辙，非中华之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