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中期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城市建设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地方社会的渠道。几千年来，通过些祠庙祭祀，封建国家为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时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威和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国家政权将自己的霸权凌驾于大众的信仰象征之上。但是，经过漫长地方传统演绎而成的地方社会信仰体系中常常存在着国家所不允许的秩序与价值，或对国家规定的信仰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正是要从这些控制与反控制中看到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多种途径和方式。
清代中后期，国家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将文昌、关羽、东岳等祀神列入国家体系内，成为官方神祗，此外，对地方信仰体系也进行了清理合并。而国家对于官方祀典以外的祭祠建筑认定为不合法的建筑，明清两代法令对此多有限制。清代承袭明代法令规定：凡各省有迎神赛会者，"照师巫邪术例，将为首之人从重治罪，其有男女嬉游花费者，照治家不严例，罪坐家长"托津等。
但在成都地方城市建设中，我们看到，清代地方政府并没有把祀典之外的祠祀作为淫祠，许多祀典之外的祠庙得到了地方士大夫与官方的默认，甚至推崇。许多民间神灵仍活跃在清代的四川地方社会中。早在乾隆八年，乾隆曾谕示："闻四川风俗，信尚邪教，名目种种不一。其间或勾结匪类，或诓骗钱财，甚为地方之蠹。为大吏者，时当留心查拿，严行禁止，不可徒张告示，敷衍虚文。至于无知乡人，迎神赛会，如古人傩蜡之类，亦不概行查禁，以致滋扰。"所谓邪教，即官方规定的祀典信仰之外的的信仰，是乾隆政府对四川地方社会的担忧。而四川大量的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的地方信仰，使"信尚邪教，名目种种不一"成为了"四川风俗"；同时出现的啯噜和白莲教叛乱等进一步引发政府的担忧，担心其间"藏匿匪类"或出现"勾结匪类，或诓骗钱财，甚为地方之蠹"的现象，但是又不能"概行查禁，以致滋扰"，因为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清代城市民间信仰领域，祀典与淫祠或邪教之间的划分是模糊的，民间神祗可以进入国家祀典，也可以被划入淫祠或邪教，这种划分标准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四川地区政府镇压白莲教或啯噜叛乱时期，大多数民间祀祠被认为是"邪教"，而在时势宽松时，这些民间神祗则可安享地方祭祀，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
在国家规定的祭祀中，往往将国家的教化思想与民间社会的崇神信仰结合起来。四川总督福康安在春季祭祀时，发现南门关帝庙"栋宇湫隘，丹垩不鲜"，捐俸派属吏重修南门关帝庙，他提到"古祠祀之请非徒以祈福也，必有关于纲常名教之大"，而关帝为"万世之师表"，"义气浩然，常伸于宇宙间"；同时，也提到了关帝在民间的灵验，"帝君之威灵赫濯，历久弥新，天下之大，人民之众，凡有祷必应焉，何神异若斯之盛也"。作为总督，"事神治民之道"正是要扶持政府儒道，满足民众对信仰的需求。
（三）清代地方城市景观建设与国家意志的贯彻
清代前期城市景观的修建，大多是为了贯彻国家文化政策，为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而非完全基于理性的城市建设。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文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国家意志就越发明显。因此，在城市景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教化的目标从未被忽略。而这一点，最能表现出中国传统城市景观建设的政治背景。
清初成都景观重建早于市政建设，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再现了一次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即中国行政中心城市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建立起来的，城市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的社会职能，而城市的经济职能以及与一般市民生活相联系的其他社会职能则是派生的、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
清代成都景观建设的经费，主要来自代表国家利益的地方官吏、后来来自城市士绅、僧道、商人，而其中官绅的捐款又是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官、绅在景观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而黎民大众则是政治"失语"的弱势群体，因此，在这些早期景观的修建中，受到关注的并不是景观的可观赏性等物质表现形式，政府、官绅关心的是如何继承景观所要表达的精神意义、景观在文化意义的传承。因此，城市景观建设带有很大随意性，基本上无制度和整体规划可言。
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官吏与文人在修建景观时自觉地承载了这一使命，城市景观在整合城市，教化民众上的功能固然不可忽视，但城市景观扮演的角色随着清代中期以来城市社会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在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及价值方面，早期城市景观扮演的角色趋于保守，更多地被国家意志形态所操纵，其功能在于整合社会、淡化各阶层之间的冲突、调整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城市社会的恢复，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中后期这一具体时间，因不同地区城市恢复的快慢而不同，在江南乾隆年间，城市景观的建设己由士绅商人们主宰，但在四川的城市，这一时间要推持许多，城市士绅参与到景观建设中，无论是地方管理还是地方认同感都在增强，相比于清前期景观建设中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为首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尊崇，后期的城市景观建设开始掺入不少一般百性所接受的通俗信仰，如地方传说、地方传统之类。但地方社会自主意识的生长趋势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国家意识形态仍牢固而普遍。
第二节 城市社会秩序的重建与城市社会
士绅阶层的整合
明末清初的动乱中，中央政权在一些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清政府掌握政权后没有建立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而是通过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地方，其中的重要力量来自地方官吏和士绅。因此清初的四川城市重建迫切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重建与阶级认同，而这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城市建设中，景观的存在与延续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场所和特定的形式。
一、地方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
漫长的战争和动乱使一切社会秩序都被打破了，清初四川"盗贼之多，甲于天下"，大规模移民带来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使得清初的四川统治秩序遇到严重的挑战。成都是清朝在西南的统治中心，朝廷对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非常重视。地方政府对社会秩序的恢复次第展开，但清朝的最基层地方政权组织止于州县，要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街区、村庄，只能依靠士绅阶层的整合作用。士绅阶层是社会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所以清政府重建社会秩序必须致力于培植笼络地方士绅的力量，并依靠其力量重建地方社会。
（一）地方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
顺治十六年，"省会成都邱墟残民，保聚为寇，盗群相告，讦牵连成，大狱历岁不决"，重建之初的成都没有住宅、道路，移民占地为屋，社会秩序阶层的整合工作在官员团体中以各种形式在默默进行。
从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在成都任四川布政使的郎廷相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城市秩序的重建包括哪些工作："招抚流移，广为安插，措置牛种，劝谕耕凿，兵火之后，公廨无存，廷相经营缔造悉合体制，修桥梁造舟楫，建贡院，修黉宫社学，通饬所属修举，毫不累民。"所有工作资金都来自官方或官员俸禄。这一时期官员的主要责任是解决战后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招抚流移，安顿生计。
地方官员还要为战后地方的恢复争取地方利益，通过奏议减免地方负担，如赋税徭役王。此外，战后混乱的城市秩序使城市治安问题严重，顺治十六年，姚缔虞作为成都府推官，日夜忙于"平心谳鞠"，了解案情，评判纷争。
要整顿社会秩序也必须提高地方道德水平。陷入危机的人们认为生活没有意义，建筑物及纪念景观在此时的象征与凝聚力是不可低估的。因此"造悉合体制"的官署、修桥梁、造舟楫、建贡院学校都是城市秩序重建重要的基础工作。战后民众公共信任缺失，士绅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拒绝拿钱出来进行学校、孔庙等共享资源的建设。官员要做耐心的疏导工作，并首先出资进行公共建设。
政府对城市的政策也随着城市的恢复发展发生了变化，康熙年间，三任成都县令政绩各不相同，最初一任县令戴弘烈就任时，"时兵燹初定，成都当省会，又并入华阳，地繁剧倍他邑。土著少，秦楚迁民占籍，客主违言，调剂安辑，咸惠大行。垦田数万顷，户口岁增千余，访遗迹榛莽中，修复之"。作为县令，他与乡民胼手抵足共建城市；"招流亡，给牛种，民有疾痛，亲制药剂疗之，又亲督夫役修都江堰以通水利"。康熙三十六年就任的田轩来，"兴学造士"，以礼教治理为主。再到周辅奏，主要以"明断刚决，发奸摘伏"为政绩，可见成都城恢复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城市的恢复而逐渐转移的。
地方政府最初主要着力于民生问题即农业生产的恢复，到后来，开始关注社会道德的整饬，兴学造士，培植士绅，重建礼制。到康熙末期，主要解决城市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战后的成都移民众多，纷争叠起，直到康熙十年（1671），成都在人们眼中仍如同"鬼国"，"猰貐磨牙"，"驺虞垂首"，刑事案件众多。清政府前期的轻赋政策及四川农业的凋弊使得清初地方政府获得的建设资金很少，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使地方政府只能截留三分之一的赋税作为开支，四川地域庞大，官员数量多，财政问题影响到城市建设。城市的重建必须要依托地方士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