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章将探讨在明末清初之后的城市重建中，城市景观如何在不同的权力互动之下被选取，并构成、展现了清代城市社会重建的过程。我们以清代成都城市景观的建设和发展为考察对象，讨论全国性的文化主流--国家意识如何在四川这一、偏隅之地借着景观建设得到播化，从而成为城市复建之初最初的文化认同；身在异乡的地方大吏和文人阶层如何重建王朝的文化观念，整合社会士大夫团体；当地方文化发展起来后，地方士绅如何调适和营造自己的城市空间，强化本地地域文化认同。
战后的成都较之苏杭等江南城市，经历了更大规模的重建，在战后经济凋弊、秩序不稳定的情形下开始城市重建，并使城市与清帝国的政治统治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成都的城市景观的建设不仅反映了地方城市文化，而且更多地展现了由于帝国对地方城市的思想征服的过程，以及城市对满清王权合法性的认可，这一过程也成为城市重新建设中的一部分。
第一节 新的征服：城市景观重建中的国家意志
在清代国家政策的笼罩下，地方城市建设承担着教化民众的文化使命以及巩固中央统治的政治使命。而这一点正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特质。本章通过讨论清代国家意志、文化政策在城市景观重建中的影响及作用，探讨城市的重建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传统中国城市景观发展中的政治背景。
一清王朝的国家统治特点与国家意志的强化
（一）清初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
明清易代是以满洲贵族对汉民族的野蛮军事征服实现的，明亡清兴的历史变迁既有同于朝代鼎革的历史共性，亦有"以夷变夏"的异民族介入的历史特性；既有政治上的王朝易主，更有文化上的异质文化交锋。因此，在清初的二三十年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民众怀有强烈的民族敌对情绪。在他们长期接受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中，华夷之辨的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从这种观念出发，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有悖正统。
因此历代清帝也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辩护，如雍正在1754年提到："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纶纪言之，岂能逃纂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清王朝仅仅是结束混乱局面带来和平的正义之师，"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
清朝是异族入主中原，重建国家观念是这个新的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朝代的更替只是易姓改号而己，新的王朝仍然继承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关于这一点，清初遗民们也与清统治者看法是一致的。对于天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氏这番话，清楚地说明了"保天下"才是每一个士大夫的责任，因为"天下"就是整个中国文化，就是儒家的道。"亡国"不过是一个政权的崩溃而已，"亡天下"才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丧失。满清统治者一再强调被推翻的只是汉族政权，却没有改变道统，保存了原有的文化核心，一整套的道德价值核心。正因为天下是没有变的，天下还是过去那个天下，清朝的统治也因此有了合法性，汉族民众痛失家国的伤口也被慰藉。
（二）清代国家意志的强化
满族统治者不仅要保存天下的核心--以礼教为中心的思想意志，还要发展和弘扬它。1670年，康熙颁布了十六条诏令昭示全国，其内容均为儒家的道德准则：社会关系中的君臣父子之仪、宽仁、遵从、节俭和勤劳。满汉学者们将圣谕以通俗的语言改写出来，使康熙关于伦理道德的观点在百姓中广为传播。雍正将康熙每一条圣谕作了详细地长篇阐释，准备了讲稿，由地方的学者深入乡村，每月宣讲两次。这场全国性的教化活动严肃而彻底地推行，雍正相信这将有益于提升百姓的思想行为，增加对国家的忠诚。他这种身体力行的道德主义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被清朝的满族统治深深地内化的标志。
同时清朝国家还通过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强化其国家意志。具体来说，政府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程度，普通臣民对儒家纲常伦理的接受与遵循程度，是传统士大夫衡量一个时代文治状况的重要标准。清政府致力于这一标准的实践，即所谓"振兴文治"，"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而文治之内容，就是以思想控制为核心的文化建设。
（三）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的渗透
满族统治者要沿袭传统价值核心、重建原有的国家观念，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地方社会来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为在地方社会，国家的概念是透过祭祀、典礼、仪式、教育、史书等各种机制，细水长流地渗透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影响着他们的信念和行为。因此，清朝国家政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帝国精神文化建设的进程从清朝建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早在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对国家文化政策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对精神文化进行了严格地控制；吸收政府认为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最终目的是使国家统治地位得以确立。清代城市建设也成为国家意识的贯彻工具之一，在城市重建中，政府通过对城市景观的整理重建，表达对晚明社会混乱的摒弃，同时在地方社会重申中央集权的价值。在清代国家文化政策的笼罩下，城市建设承担着教化民众的文化使命、巩固中央统治的政治使命以及重新连接战争中被中断了的地方精英阶层和中央之间的传统纽带的作用。而这一点在清初城市重建工作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二、清初城市重建中的国家意志：政府对重建景观的选择
清以来，国家意志以各种形式向地方社会渗透，这一渗透过程也表现在清初成都城市景观的建设上，这些看起来很地方化的城市建设，实际上表现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的渗透和从下而上对国家意识的理解和创造。人文景观的建设，也是城市精英们利用的一种特有表达，推广他们的世界观，在地方上建立起与国家正统文化拉上关系的社会秩序的过程。"国家"在这里既是具体的典章制度、统治工具；又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景观建设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把地方上的具体的人物与景观，与人们观念中的国家文化和国家象征联系起来。
成都是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城市，战后的成都，一无所有，经济残破，人口稀少，连"重构茅屋数椽"在当时都无从着手。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建设只能由政府组织开展。因此，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优先考虑恢复建设一些对于巩固封建政治统治、安定战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在思想上对广大民众进行控制的设施。这样孔庙、城墙、官署、贡院、青羊宫、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对于清政府具有政治意义、思想意义的一些城市景观最先得到恢复重建。
（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机器等景观得到重建
成都作为四川省会，如同所有中国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一样，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建立起来的。直接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国家机器的修建必然是战后城市恢复工作的重心之一。城墙、官署、贡院等国家机器是城市地位的标识，它们代表着中央政府在这座城市的统治，对这座城市的所有权，也象征着这座城市在国家行政等级中的地位。
城墙对于中国城市来说意义非凡，在外在形态上，中国传统城市与乡村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城墙上。它与官署、学校等等一起，成为中国大一统官僚体系中一套制度的和文化的象征。一个行政中心如无壮观的城垣与城濠，是政府是否强大巩固的表现。因此，城墙的建设尽管资金浩大，但在城市收复之初，就列入时任四川巡抚的佟凤彩的工作计划当中，随后到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完成了城墙的重修，成都拥有了与其地区中心的行政地位相匹配的壮观城墙，这也为城市恢复提供了信心保障。
因为官署是国家机关所在地，"严出入，慎关防"不能小视。成都作为省会，在官署建设上得到高度重视，随着清军在四川统治的奠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三年左右开始了重建工作。康熙四年（1665），原设保宁的四川政府机构全部迁往成都，成都的官署建设在康熙时期都已完成初步或完成，省、府、县等各级官署都已得到重建。
科举作为联系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一个纽带，是联系天下王制一脉相承的纽带，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论和社会等级制都通过科举以一贯之。而它在地方城市存在的场所就是贡院，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贡院，各地大大小小的贡院是国家意志通向各个地方社会的神经脉络，集聚地方精英，控制其思想与行为。康熙四年(1665)，四川政府迁入成都后，立即将蜀府改建为贡院，次年即投入使用，充分说明贡院作为科举制度在地方政治中心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