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电影观众混淆了电影和现实的界限，试图参与电影的表演，失去了旁观者的身份，麻烦也就来了。杰弗里斯派女朋友到谋杀犯的家中侦探，从观众席走进了电影，谋杀犯察觉后，也从电影中走了下来，追杀到杰弗里斯的家中，把杰弗里斯推出窗外。杰弗里斯悬吊在窗缘上，在现实和电影之间摇摆，然后像好莱坞所拍摄的侦探片的典型结局，在千钧一发之际，警察恰好赶到。希区柯克也给那些小电影都安上了好莱坞似的大团圆结局：像一部歌舞剧的典型结尾，“胴体小姐”终于喜结良缘；像一部言情剧的典型结尾，“寂寞心小姐”也找到了意中人。但是，这些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大团圆：“胴体小姐”并不是跟她那些潇洒英俊的舞伴中的一个结婚，而是跟一位又矮又胖的军人；“寂寞心小姐”的意中人，却是那位同性恋作曲家。新婚夫妇的洞房的窗帘终于拉开了，但是他们也不再做爱，而是在吵架。杰弗里斯捡了一条命，另一条腿却也摔断了，要比影片开始时更为虚弱可怜。他决定不再窥视，拉下了后窗的窗帘，而电影也就闭幕、散场了。
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能够拍摄如此激动人心的电影，同时又对电影的激动人心做如此辛辣、深刻的自嘲。希区柯克的电影，也就是希区柯克心灵的后窗。
附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爵士于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一位蔬菜水果商。希区柯克在耶稣会学校受的教育，攻读工程技术。1920年进入电影界，担任美工。1925年为德国的一所制片厂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快乐园》（The Pleasure Garden）。1929年导演了英国第一部有声片《讹诈》（Blackmail）。1939年移居美国。希区柯克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却从未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虽然曾经获六次提名。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1979年获美国电影研究院终身成就奖。1980年元旦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同年4月29日在洛杉矶去世。
好莱坞的黑暗岁月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从美国的盟友变成了主要对手。苏联的迅速强大、共产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社会造成了“红色恐慌”。对德国间谍和第五纵队的恐惧让位于对共产党间谍的恐惧。当时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共产党员正在充当苏联的间谍，窃取制造原子弹的机密。一场“红色追捕”开始了。其实红色追捕早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已开始了，美国政府在胡佛的领导下，曾经在1920年1月2日一夜之间在全美非法逮捕了约一万名红色分子，许多连逮捕状都没有；另有15万人被列入了黑名单。这一次，虽然没有那么恐怖，却也够吓人的了：《时代》周刊的一名编辑控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曾经出卖机密给苏联，希斯在法庭上断然否定这些指控，甚至否认认识这位编辑，在1948年以两项伪证罪被判处五年徒刑；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控窃取原子弹秘密给苏联，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却在1951年被判处死刑，然后在全世界的抗议声中，以在美国司法中罕见的高效率，在1953年执行。
主导这次有系统地迫害美国公民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是来自新泽西的众议员帕内尔·托马斯（Parnell Thomas），其政治观点保守到把罗斯福新政视为共产主义政策，反对国会立法禁止私刑处死黑人。委员会成员包括约翰·兰金（John Rankin），一位公开承认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以及年轻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由于好莱坞在二战时曾经如此积极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由于好莱坞有如此之多的制片人和剧作家是犹太人，由于有如此之多的犹太知识分子是左翼或自由派分子，更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有许多剧作家、演员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或资助过共产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就理所当然地把魔爪伸到了好莱坞。他们指控共产党把好莱坞变成了颠覆美国的活动基地，迫害反共同事，在电影中美化苏联和丑化美国。他们完全无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好莱坞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行的是制片厂制度，由制片厂老板从头到尾监视每一部影片制作的每个过程，即使编剧、导演、演员中有共产党员想要捣乱，也绝对无法得逞。非美活动委员会所公布的证据，是在二战期间好莱坞拍摄的几部美化苏联的电影，包括《俄罗斯之歌》（Song of Russia）、《到莫斯科的使命》（Mission to Moscow）、《北大西洋行动》（Ac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他们佯装不知的是，这些电影，实际上都是好莱坞奉罗斯福政权之命、出于宣传盟军的目的拍摄的。《到莫斯科的使命》的原作者就是当时美国驻苏大使。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1947年给好莱坞的19名工作人员发出了取证传票，实际上只取证了11人就告一段落。第一位被取证的是剧作家协会前会长约翰·劳森（John Howard Lawson）（曾获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他准备了一份声明：“一个星期来这个委员会选择了一些美国公民加以公开的嘲弄、诬蔑，进行了一次非法的、卑鄙的审判。”但被禁止在会上宣读，他也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为由，拒绝回答委员会的任何问题，包括那个著名的问题：“你是否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接下来的10个人，也跟劳森一样，都被禁止宣读声明，也都拒绝回答委员会的问题。其中一位德国移民在被取证的第二天就逃离了美国，剩下的10个人以藐视国会之罪，被判入狱一年，史称“好莱坞十人”。这10个人，除了劳森，还有剧作家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曾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提名）、莱斯特·科尔（Lester Cole）、小灵·拉德纳（Ring Lardner， Jr.）［曾因《本年度女人》（Woman of the Year，一译《小姑居处》，1942）和《战地医院》（MASH，1970）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阿尔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曾获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沙米尔·奥尼茨（Samuel Ornitz）、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曾因《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1953）、《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1956）化名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两度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导演赫伯特·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制片人艾德里安·斯科特（Adrian Scott）（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讽刺的是，当这10个人被押解到监狱时，帕内尔·托马斯已先到一步。他因为非法收取酬金，被判三年徒刑，正在同一所监狱养鸡。
好莱坞的头面人物们最初想对调查委员会采取强硬态度，声称要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艺术创作自由。他们组成了捍卫第一修正案委员会，由大明星汉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曾主演《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一译《北非谍影》）］领导。但是当他们发现调查委员会绝不善罢甘休，各色各样的保守社会团体纷纷威胁要抵制好莱坞的产品时，这个委员会马上就垮了。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的老板们在纽约市的一家旅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将与调查委员会合作，不再聘用被调查委员会列入黑名单的任何人。鲍嘉也发表了一份“我不是共产党员”的声明，声称自己先前被愚弄了。他又恢复了光辉形象，在1952年因主演《非洲王后》（African Queen）而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另有一些人，积极主动地与调查委员会合作，出卖同事、朋友。这些所谓“友好证人”中，包括好莱坞的两位大老板路易斯·梅耶和杰克·华纳（Jack Warner）。另一位大老板，迪斯尼，揭发了一个惊人的阴谋：迪斯尼制片厂的左翼分子阴谋把米老鼠变成马克思耗子！俄国移民、剧作家和哲学家艾恩·兰德（Ayn Rand）作证说，《俄罗斯之歌》是一部无耻地粉饰苏联的作品，因为根据她的亲身经历，苏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里的儿童是从来不笑的，而这部电影竟然有苏联儿童微笑的镜头。她甚至进一步指控制作此片的路易斯·梅耶并不比共产党特务好多少。上蹿下跳最厉害的莫过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了，这位二三流的演员，在当时就充分表现了一流政客的才能。他身为电影演员协会的会长，却暗地里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以出卖同事为荣，定期为政府提供黑名单。
从1951年开始，调查委员会对好莱坞进行了大规模的取证，200多名电影工作人员被列入有共产党员或共产党支持者的嫌疑名单。这些人在被取证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公民有权利不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词）拒绝回答问题；要么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具结悔过并出卖同事、朋友。即使是非共产党员的自由派分子也必须忏悔自己过去的行为，并向雇主写下保证书保证绝不重犯。调查委员会把取证会变成了审判会，集公诉人、陪审团和法官于一身。那些拒绝回答问题的人被自动判定有罪，虽然不再被判入狱，却被列入了不得雇用的黑名单。后来参与调查委员会的麦卡锡提出了一份324人的电影界中“已知共产党员”的黑名单，一个保守团体，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又给这份名单多加了356人。凡是被列入了该名单的人都失去了工作。剧作家们还可以通过化名投稿，领取给无名小卒的微薄稿酬维生，导演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有的人隐姓埋名去了欧洲导演低成本的电影，更多的人只有失业。最悲惨的是演员们，他们既然易容无术，再也无法在屏幕上露面，就只有告别影坛。即使改行也不得安宁，联邦调查局会马上跟踪而至，确保这些人无法在新的行业继续工作下去。其他行业的雇主也纷纷宣布不雇用那些敢于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人。这些人的家属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被毒打，他们的配偶无法找到工作，他们的住宅被联邦调查局监视、窃听。据估计，在麦卡锡时代，各行各业至少有一万人因为援引第五修正案而失去了工作。
要把自己的名字从黑名单除去也是可能的，向那些协助提供黑名单的社会团体，比如美国军团或天主教会，交几百美元手续费，他们就会指导你该怎么做。整个除名的步骤既复杂又秘密：要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联邦调查局悔过，要在报刊上发表忏悔声明，要向雇主写保证书，要积极参与反共活动（比如参与散发反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请愿书），诸如此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以人格和尊严去换取工作。一直到六十年代这份黑名单才失效。
那些因不愿作证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电影工作者很少有人后悔自己的选择，至少，“好莱坞十人”就从不后悔。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英雄。正如“好莱坞十人”之一，小灵·拉德纳后来所言：
“在那种时刻我只有一种选择。我不是英雄。如果有人迫使你在‘英雄’和狗屎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择做狗屎就自诩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