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5月31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6月4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7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9日上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第447页）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邱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1938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1947年9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痛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坏心眼还有外一章。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共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共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共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见李敖编《清算蒋介石》，第131—142页）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古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早于7月18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25日在九江登陆，他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26、29两天的日记中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31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8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4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10月12日在海南的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21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参闻蒋1938年10月22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2524页），并于10月25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1938年10月31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从唐纵日记得知，蒋介石飞抵“南岳时，已两点钟，轿夫也未预备，至山上，房间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8页）。战时还要讲究“布置”，真不可思议，应该想想遭大水大火无家可归之人。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11月11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1959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1938年11月12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二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蒋介石于16日自南岳山中到长沙视察，但见此一名城一片瓦砾。此一乱来，不仅当地民愤极大，而且引起中外谴责。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众的计划呀！这两万余条人命谁来负责啊！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烧掉长沙者，岂非蒋介石乎他为了有替罪羊，只好挥泪斩亲信爱将酆悌了。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
蒋介石于失掉武汉后告诉国人，抗战已进入第二期，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说说而已。事实上，武汉会战之后，国军转入山岳地带，交通阻滞，日军不易进一步内侵，何况敌军战线已拉得甚长，亦无足够的兵力占据面积广大的中国，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国军民，唯有封锁与围堵以求逼降。中国方面则凭山岳形势整补，虽有时出击，即如长沙之捷，并无力反攻，扭转颓局。整个战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状态，较好的东半壁江山，沦入侵略军之手。1940年7月抗战三周年，失土约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9页），而且失土仍在持续增加。“转守为攻”云乎哉
蒋介石于1938年元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来的失败，“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这段话讲得正确极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然而这段话根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说：“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这是逮捕与枪决韩复榘的“罪状”。抗战期间被处决的集团军司令一级的将领，还有石友三。石、韩都有反蒋纪录，所谓因违反军纪而遭处决，恐怕大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处决不是经由正当的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务手段来处理的；死罪与否，全凭蒋介石手批。再说韩复榘弃守山东，或罪有应得，然而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高级将领不知凡几，包括蒋氏爱将刘峙在内，不闻有何惩处，则更难免双重标准之讥矣。他没有提到的是，自抗战以来，他唯有从苏联获致军援。自1937年起到1939年止，苏联送给蒋介石一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五百位军事顾问，以及二亿八千万元低利贷款。（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5，Pt.2，p.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