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次——6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7月4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7月12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第40页）7月14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8月16日，蒋介石由上海起程了。
第十三次——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12月30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第76—77页）
于12月26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第77—78页）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第78页）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3年12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第79页）
直到第二年（1924）1月16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当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2月21日“怫然而行”，径自出走的，2月23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25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启。（第六册，第6页）
三天以后（2月29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怫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第7—8页）
到了3月7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2月21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第33页）3月31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4月19日从上海起程。4月21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5月3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记录（包括“怫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记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记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性）地保持管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他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弟留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第16页）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1918）8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第129页），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第136页）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1878年。1909年冬天，他以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1910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9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10月29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唯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第17页）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一怒之下，妄责吴佩孚鼓动陈炯明叛变，与史实全不相符。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1922年3月，……（编者略）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编者略）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在《国父年谱》（增订本）4月20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4月23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纠纷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4—85页）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5月8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6月1日回广州，同月16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6月12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第130—131页）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