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我尚以为是解放军向我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我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岂知我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已发觉我的精神异常，预先就将我的手枪取出收藏起来了。我生怕再稍迟一刻便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这时，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闻声拥入，呼喊着将我死死抱住。住在邻室的我的本家侄子、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的郑安凡也跑了进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言毕大哭。我狠狠地顿足叹气，颓丧地倒在床上。少顷，杨友梅将军带着一些幕僚匆匆走进房间，也含泪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我猛然怔住了，原来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几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身后，唯恐我再出意外。杨友梅将军等人也团团围着我，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的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郑洞国在这一回忆里提到“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云云，虽然比前一篇回忆稍多落墨，但是，语焉不详、令人费解之处，还是有的。
为了进一步完成这一“大特写”，我找了一些旁证。
据当时郑洞国的侍从副官兼国民党吉林省政府秘书处七级课员李国祯《跟随郑将军的日子里》回忆：
18日上午，郑发电沈阳“剿总”称“大势已去，当以死报国”。10时许，空军飞机飞临长春上空与郑洞国通话，请郑指示轰炸目标，郑先生告知：“六十军已于昨日撤离长春，不明去向，轰炸也只是徒伤百姓。”飞机盘旋两周而去。下午，兵团杨副参谋长嘱我切实注意郑先生安全，要昼夜守在身旁，寸步不离，任何武器不得给郑先生。自此我才感到情况严重，任务艰巨，马上将长短枪全部收藏起来。同时，发现有一辆带黄布标志的吉普车进出司令部，车上乘坐的均是解放军。
后来知道，新七军与解放军谈妥条件同意放下武器，兵团部杨副参谋长和三处易处长（似乎印象中有位姓易的处长）等人，代表第一兵团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开始谈判。谈判始终是秘密进行的，郑先生对此一无所知。这段时间，郑先生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日在沙发上摆纸牌，除了上厕所外，未曾外出一步。
从19日起，已闻远近有枪声，这时郑先生愈发消沉，我则愈发感到精神紧张。20日深夜，郑先生签发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其大意是，职等当克尽军人天职，以全气节……据我所知与解放军谈判是杨友梅副参谋长苦心安排的，他未曾也不敢与郑商议。杨确实是煞费苦心给郑先生以最后的“体面”，制造了“最顽强抵抗，弹尽粮绝，最后始放下武器”的假象。
21日凌晨5时许，兵团部所在的银行大楼，所有窗口齐向空中鸣枪，一时枪声大作，持续约半小时。天微明，东总政治部联络处一位姓刘的代表，在杨副参谋长陪同下到郑先生的会客室（办公室外间），刘代表自我介绍后，向郑先生宣读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致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将军的致敬电》，表示欢迎郑先生放下武器，回到人民的行列。郑先生由刘代表陪同乘郑的吉普车撤离长春。
再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部直属特务团迫击炮连第二排准尉排长彭云鹏《我在兵团部特务团》的回忆：
20日晚8时，特务团部召开紧急会议，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先由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讲了一通话，接着龚次言团长具体布置说：“为了保护郑司令的安全，明天早晨5时，以连为单位，各单位将所有子弹全部打光，只能向空中射击，不准对人打；6点钟，一连将铁丝网、障碍物打开，这时会有三辆车头上插了红旗的吉普车向我驻地开车，不许任何人开枪。”并宣布说：“由朱副营长全面负责，若郑司令下楼讯问，就说解放军打过来了。”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问：“子弹对空打光了，还怎么保护郑司令的安全？”也有的说：“既然是对空射击，为何还当面欺骗郑司令，这样有好处吗？”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还听说郑司令向南京拍发电报后，就准备用手枪自尽，后被副参谋长杨友梅拖住了；还有的说郑司令在吃饭时，用筷子捅喉自杀又未成等。这一夜，大家心绪很乱，谁也没睡好。
21日凌晨，根据昨晚会议安排，我们对空射击约半小时，将子弹全部打光，天也逐渐亮了。这时朱副营长命令一连打开铁丝网。约过半小时，三辆插着红旗的吉普车向我们驻地开来，车拐弯开到银行大楼后门停下，从车内走出十余名解放军。几个战士持枪守在车旁，另几个干部模样的由朱副营长带路往楼上走去了。这时我们这些当兵的才猜出了个一二。半小时后，郑洞国和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下楼，坐上吉普车就走了。
再据当时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兼上海《新闻报》特派记者杨治兴，《在郑洞国将军身边——特派记者随军采访见闻》的回忆：
为了说通郑洞国，史说又让我下午再走一趟中央银行，我爽快地答应了。我走进银行三楼郑洞国居室的外间，适逢吉林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郑先生的内弟陈少甫和侄子郑安寰在座。他俩告诉我：“郑先生要自尽，枕下有手枪，要设法把他的手枪拿出来。”我对他们说，待把郑引入另一房间，陈可趁机将手枪拿走。
我走进郑的居室见郑躺在床上。郑见我进来，便坐起身来和气地和我握手。这时，崔垂言在郑的房间里闷坐，我眼噙泪水要求郑单独和我谈话。他同意了。郑洞国下床领我来到隔壁另一房间。郑倚墙而立，我面对他，双方表情都很严肃。我告诉他新七军已与解放军进行谈判，并达成放下武器的协议。我说新七军并没有背叛他，实在突不出去，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他，事已至此，要有完全之计，不能不为他的十万部下着想，也不能不为自己着想。我还对他说，新七军让我来陪您到军部去。郑回答说：“新七军投降，是他们自己的事，由他们自己去做，让我投降办不到，事已至此，只有战到最后了。”他又说：“我不能对不起草字头（指蒋介石）。”我反问他：“他何尝对得起你？而今死守长春拖住解放军南下衣襟的作用早已失去，他哪里想到你。杜光公（指杜聿明，当时杜在沈阳有电给郑，设法派飞机把郑接出去。郑回电：大势已去，一切来不及了，只有恪尽职守，来生再见）还在想蒋介石派飞机救你出去。蒋哪里想救你出去啊！”郑感慨地说：“作为军人，我焉能失节！”我对他说：“桂公，你牺牲了，现在你的儿子和我们这些人会哭你，但到了你孙子那辈，恐怕就不会哭你了。因为中国历史已经改变了，我希望你要静思细想啊！”郑听了我的话，低头不语了。我见他既不言语，又不作刚硬的表示，双方默立了一阵子。我告诉他新七军已放下武器，解放军对中央银行已严密包围，他的一个特务团绝对突不出去。我接着对他说，解放军一定请你放下武器，走向人民，中共方面周恩来给你发来电报，请你“不负黄埔之初衷……如一转念即当以起义相待”。郑的态度稍有缓和。我又告诉他为了照顾他的颜面以及考虑他留在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家眷安全，已通过沈阳通讯兵司令部的电台转发南京、上海、平津各报新闻专电，报道“长春国军正做最后巷战，共产党军队已攻入市区内，双方正短兵相接，郑洞国将军下落不明，有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郑握了握我的手，转身回到他的房间。我送他进屋后，转身下楼，想返回新七军军部去，正好遇到郑洞国的亲属，他们低声告诉我，郑枕头下的手枪，已被拿出来了。
我回到新七军军部后，得知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已同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参谋处长郭修甲，背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10月21日黎明，我听到银行大楼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之后很快便得知谈判成功的消息！在解放军的同意下，困守在中央银行的第一兵团郑的特务团向空中鸣枪片刻，假做抵抗的表示。随后，兵团部全体官兵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现在，再从共产党那边的回忆，比对一下。据当时共产党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参谋长师镜《陪同郑洞国先生走出银行大楼》的回忆：
我军占领海上大楼时，大楼同银行大楼的电话仍然畅通。我团朱军政委拿起电话同在“央行”的郑国洞通了话，劝郑：“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新七军已投降，银行大楼这弹丸之地，你们是守不住的，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郑洞国说了句“败军之将，何以谈和”就把电话听筒摔了，再也不接电话了。18日晚，我兵团司令部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指示我们，利用海上大楼直通银行大楼的电话线继续向敌通话，展开政治攻势，促其放下武器。解参谋长还告诉我们，周恩来副主席拍来了电报，电报讲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这个人在政治上不坏，要争取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以礼待之。
朱军政委第二次拨通了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郭修甲少将。郭修甲说：“郑司令官几次企图自杀，被我们阻止。你们是否可派人到中央银行来谈判，如同意，我们派汽车去海上大楼接你们，为了防止误会，我们的车上插一面黄旗做信号。”我们立即将此情况向解参谋长报告，经研究决定，朱军政委和我去敌兵团司令部谈判。
19日下午，郭修甲派了一位姓罗的少校参谋乘车到海上大楼接我们。我和朱政委带两名警卫员在罗参谋的陪同下，进入银行大楼。进入银行后，他们不让带枪进去，我就把随身携带的长把子手枪交给了随我同行的警卫员，两名警卫员没让进去。之后，罗参谋陪我们朝地下作战室走去，身穿绿色军服的郭修甲处长早已在门口迎候我们，互相见面握了握手，寒暄几句后，一起进入作战室内。只见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用布遮盖着，有个长条桌子摆在室内中央。当时，郭保持着一种矜持的样子。停了一会儿，我们即开始了会谈。国民党兵团部参加谈判的有郭修甲和两三个参谋；我方人员也不多。双方在桌子两旁坐下后，先由朱军政委交给郭一封信，我记得这封信是用个大信封装着的，封面上写着郑洞国司令官收，落款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朱政委要求郭将此信转交郑洞国。接着朱政委向郭等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说明新七军已陆续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一兵团部孤守中央银行这一弹丸之地，是作无谓的牺牲。希望他们能放下武器。继之，郭修甲说：我们愿意放下武器，只是郑司令官不干。经劝说后，郑说：由你们办吧。
谈判开始时，气氛比较紧张，后在闲谈中，郭提到他是中央军校十二期生，正巧，朱政委也是该校十二期的，两人竟是军校的同期同学。这样一来，谈判的气氛就轻松了一些。记得在谈判休息时，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穿着一身美式军装，从地下作战室的侧门走进来，郭修甲马上站起来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杨友梅少将，副参谋长。”杨双手摊开，连声说：“请坐，请坐！”杨在此待了一会，没再说什么就匆匆离去。看样子杨友梅是支持郭的。会谈约一个多小时。谈判中，郭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发表谈话；
三、（要我们）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不要说自动投降。
上述一、二条双方均同意，唯第三条略有争议。郭修甲提出，可否不在报纸上登郑洞国自动投诚，而写伤后被俘，主要是给郑留点面子。我们表示不能同意，并做了解释，郭也没有再坚持。关于放下武器的时间问题，郭提出，三天以后再放下武器。当时我们知道廖耀湘兵团已由沈阳出动，为了防止情况有变，必须尽快解决敌一兵团部，因此，我们说此事必须请示上级才能决定。双方的第一次谈判，就此结束。
回来后，我俩把谈判情况向解参谋长做了汇报。解指示，必须在三天内解决敌兵团部问题，朱政委又乘车返回银行大楼，双方谈妥：21日清晨，我方接收时，敌兵团部特务团对空射击二十分钟，然后放下武器。
此刻，坚守银行的只有兵部特务团等约四百人，其余如新七军、保安旅、骑兵旅等部队已陆续向我投诚。
按照约定时间，21日晨敌兵团部即在银行无目的地对空鸣枪射击，装作激战半小时（实际打枪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停止了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