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在大陆发表过一篇《困守孤城七个月》，回忆当年他守长春的经过。首先，他指出蒋介石守长春的战略根本是错误的：
……当决定放弃永吉时，我曾主张同时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我对于蒋的这种看法，虽不敢表示异议，内心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但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因此，这次要我负责固守长春，在情绪上我是有抵触的。
虽然情绪上有抵触，但是不能不干，于是他到了长春。
我到长春后的做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食粮。”守备长春的兵力：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所辖直属部队约六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根据持久防御方针，把长春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编第七军负责。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在中央银行区构筑核心工事。第六十军派出一部在东郊五六里一带高地，占领前进阵地，新编第七军派一个师担任西门外飞机场的警戒。这时由各地挤到长春的游杂部队很多，为了巩固城内秩序，一律不准他们进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来找我要粮要钱时，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经调查，有许多是无兵司令，他们互相争夺部队，常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我将其中素质比较好的编成两个骑兵旅，使之参加市区防务。其余让他们在城外自生自灭。这些部队都是地主、流氓、胡匪凑成，军纪很坏，郊区人民被他们劫掠一空。当时飞机场常遭到解放军由西北方面发射过来的炮弹的干扰。为了保持机场的安全，我决定由新编第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第六十军抽出一个师，组成一个出击部队，企图把西北方面的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以外，并趁此机会向四郊搜购粮食（实际是掠夺粮食）。虽然打出去三四里路，粮食却颗粒未得。正打算在机场西北方构筑一道掩护阵地，不料在机场西南方担任警戒的新编第七军一个师，突然遭到袭击，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我看形势不妙，便将出击部队迅速撤回。接着解放军就占领了飞机场。我到长春未满两月，长春、沈阳间的空中交通就断绝了。控制机场的计划完全失败。我在长春几个月中，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只有上述的两次及以后试探突围攻击的一次。其余都是零星炮战及外围小部队的战斗。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增强干部长期固守的信心，我成立一个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其内容，不外抄袭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后来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这个兵团之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维持生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此安定人心。
不过，安定人心得从填饱肚皮开始，当粮食发生短缺的时候，人心再安定，也无从安定起来了。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有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虽然有所取缔，因为怕发生意外，不敢操之过急。囤积居奇的粮食虽不多（当时也不可能有很多粮来囤积），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一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一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后来燃料也成问题了。我曾企图在东郊开采煤矿，在解放军的狙击下，当然没有成功。市内曾发生砍树木、拆房屋、挖马路（取沥青做燃料）准备过冬的情形。我虽有命令禁止，但在那种情形下，命令等于虚文。我当时的心情是很痛苦的，自知前途茫茫，又不能不假装镇静。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可是，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但是，“坚守到底”又谈何容易！局面愈来愈撑不住了：
10月初旬，解放军主力围攻锦州的时候，我曾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组织一次试探突围的攻击，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虽然有几里路的进展，却发现解放军的狙击力量很顽强，感到突围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又决定继续固守下去。几天之后，接到蒋介石空投给我和两位军长每人一封亲笔信，要我们设法突围。命令大意是要我们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他已令沈阳方面，派部队在路上迎接。我召集军、师长开了一次会，研究关于突围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我和各军长联名打电报答复蒋介石，说明不能突围的理由。
大约在10月16日上午，又接到蒋介石要我们突围的命令，并警告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另外有一封亲笔信给我说：“倘再迟延，将不能等候矣。”我又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等开会。这时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患伤寒病，不能出席，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当天的精神很紧张，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借故匆匆离去。我虽然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到会的人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问题，一个个愁眉苦脸。我在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即决定于10月17日拂晓，遵照命令实行突围，并做了关于突围的部署。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为了服从命令，早把生死成败置之度外。没有料到，当晚（10月16日夜间）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向我报告说：“第六十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编第七军也有报告说：“第六十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我立刻打电话给曾泽生，电话已不通了。我立即命令新编第七军：“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并迅速对第六十军方面派出警戒。同时把这一情况电告卫立煌。17日早，即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曾当时写了一封便信交副参谋长带给我，说明他已起义和起义的原因。我把这便信的内容电告了卫立煌。当天上午，我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当天晚上，我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副军长史说是我在印度作战时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到兵团司令部去。当天夜间，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我还想劝他回来，他只是说：“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我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当空军向我联络时，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还是停止轰炸罢。”
18日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我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到了此时，我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来接我出去，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我还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我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他表示“来生再见”。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了武器。他们为了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来，真是煞费苦心。现在更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政策所起的作用。我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生之德！
我放下武器后，受到萧劲光司令员和萧华政委的热情接见，给了我优厚待遇。这是我最初所没有料到的，很受感动！可是我却对他们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他们希望我为人民做点事，我却坚决要做老百姓。可见当时我的觉悟还很低。
在郑洞国这一回忆里，有一段应该“大特写”的，就是他最后投诚那一幕，他说他的手下在当天夜里“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云云，这段话，却语焉不详，也不无令人费解之处。不过在他另一篇回忆——《困守长春始末》（郑建邦、胡耀萍整理）里，对他的心态，却有了较多的陈述：
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的各部队，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时真正是山穷水尽了。我见大势已去，遂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多久，我接到刚刚被蒋先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将军打来的电报，他拟请蒋先生派直升机接我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20日这一天异乎寻常地平静，解放军并未像我预料的那样攻打中央银行大楼。实际上，杨友梅将军和我身边的高级幕僚们，已背着我暗地里与解放军接洽了，那时我待在房间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随时准备牺牲，并未注意到他们的行动。
10月20日夜11时，我给蒋先生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大意是“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落暮以后，匪实行猛攻，趁其优势炮火，蹿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亲印”。
发完电报，我和衣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