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的信徒自无疑义可言。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但孙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二，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
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而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编者）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
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
孙中山的悲剧是闭门造车，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的悲剧是暗中叫苦，把三民主义就地还钱。孙中山又“创造”了“孙文学说”，主张“知难行易”，但他在“平均地权”上，自己就推翻了自己。这是“知易行难”哟！
1989年9月8日
蒋介石与“节制资本”
“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王牌之一，方法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孙中山的信徒自无疑义可言。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但孙中山的信徒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地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
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地畸形地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地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
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挫败。”
我不惜以大量篇幅，全部录入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目的就在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这岂不太有趣了吗？
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别立新法、别创新意，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虽迫于时势，而不得不来个“修正主义”，但修正到面目全非却还挂三民主义的招牌、还以总理信徒自居，则就是大笑话了。
1989年9月9日
蒋介石与“西藏独立”
三十年前，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武装行动，上万的西藏人，包围中国西藏军区司令部和驻藏机关，大喊“西藏独立”和“驱逐汉人”口号，惹毛了中央政府，派兵进藏，达赖喇嘛在七天后出亡。同月26日，蒋介石在台湾这边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其中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令人震惊。
蒋介石说：“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这一段话可来得怪！字里行间也好，言外之意也罢，这显然是告诉西藏人，你们可以走“外蒙独立”的老路——为了打击共产党，蒋介石不择手段，已经把外蒙古慷慨了，如今又要慷西藏之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熟悉蒋介石言论的人，会发现这种慷祖国领土之慨的作风，是有所本的。在蒋介石这一《告西藏同胞书》前十四年，1945年8月24日，他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为题，在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就有这样蹊跷的论调：“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绝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于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于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产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到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
蒋介石说这番话，正是《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十天，条约中早都把外蒙古出卖了，还这样装腔作势，真是妙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中已明承，外蒙古独立，“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可见让外蒙古独立，是卖国属实。如今卖外蒙古不够，又要卖西藏了。咳，蒋介石啊！
有人说蒋介石收回了台湾，是一大功。可是，一个外蒙古，就大台湾四十四倍；一个西藏，就大台湾三十四倍。加在一起，大于台湾七十八倍的祖国领土都在蒋介石眼中不算什么，台湾又算老几呀？
1989年10月7日
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
1948年国民党共产党“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军被共产党团团围住，蒋介石为爱惜将才、关怀门生，特派专机，降落战地，去接杜聿明出来。可是，飞机下降以后，杜聿明却不肯上飞机，而要誓与战地袍泽共存亡。整个的局面是：做领袖的，珍惜部下；做部下的，临难不苟，你来我不往，两全其美极矣。
不过，照杜聿明的儿子杜致勇告诉我的内幕是：原来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之间，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飞机虽然到了战地，可是“密码”没来，杜聿明心里有数，是不敢上飞机的。
杜聿明被俘十三年后，写了一篇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其中说，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
由此可见，所谓爱惜将才、关怀门生，派飞机去接，都是假的，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你去死，要你为他进忠烈祠。可是，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楚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珍惜部下呀！千军万马兵败山倒之际，还派飞机去接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