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梦幻故事》一书尚未出英文版时，库布里克已经买下了它的版权。为了不让外界知道他的兴趣所在，他采取了迂回的方式，通过他在《时代周刊》当记者的朋友杰伊·考克斯购得了版权。尽管他最终放弃了将《蓝色电影》搬上银幕的念头，但他仍要感谢特里·绍森为他打开了思路，他应该在有生之年拍一部描写人类性爱关系的电影。“像许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斯坦利为错过了性革命的年代而倍感遗憾，”拉费尔说，“我们出生得太早，当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到来时，我们已经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置身其中。但斯坦利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好奇，作为导演，他的便利条件在于可以用电影的方式去解开人们对性的热衷与困惑。这是他从未尝试过的类型，尽管他在他的电影里始终表现出对性的关注。”
和所有人的心态一样，拉费尔仰慕库布里克，一心想和他合作，但又担心在合作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位置，沦为替库布里克拎包的角色。在看了库布里克寄来的复印件后，他告诉对方急于想得到这份工作，于是库布里克给经纪人打电话，让他安排与拉费尔签约。
就在合同起草阶段，拉费尔应邀去伦敦郊外库布里克的家中与他会面。乘车穿过一道道上锁的大门，拉费尔来到了一幢大屋前。令他吃惊的是，为他开门的竟然是库布里克本人。
“他穿着一件带黑钮扣的蓝色外套，”拉费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看上去像法国铁路雇用的巡道工。他个子小小，圆头圆脑，不像是传说中的神奇人物。……他话不多，似乎不习惯与生人交往，即使你是他请来的客人。”
在这次以新西兰空运来的葡萄酒相伴的会面中，这两位编剧和导演试图确定剧本的方向。他们探讨了将故事的发生地转移到纽约，将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分别改为比尔和艾丽丝，他们不再是原著中的犹太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白种人。他们还就几场特殊的戏交换了意见，诸如聚会上吸毒过量的女孩和后来成为影片争议焦点的秘密仪式等。
拉费尔说他原本认为整个故事就是经历了一场梦。库布里克对此毫不赞同，他说不能完全是梦，如果没有现实的成分，也就没有这部电影。分手之前，他们定下了工作计划。库布里克问拉费尔能否每写完一部分剧本就交给他看。对一个编剧来说，这样的请求是极其霸道的，但拉费尔却同意了。他对库布里克说，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让他这么做的导演。
会面当天，拉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怀疑，他更像是一个电影导演碰巧成了天才，而不是一个天才碰巧做了电影导演。我与他之间的障碍就是要猜测他是否真的想要我。”
事实证明，接下来的过程对拉费尔来说是相当残酷的——他写出来的东西，通常是几百页几百页地被库布里克打回来修改——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坚持了两年。最终，他将完成的剧本交给了库布里克，他不能想象还会遭到拒绝，因为里面的每场戏，甚至每个字都按对方的要求作过改动。即使这样，几周、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库布里克依然杳无音信。“如果要形容我与他的合作，”拉费尔说，“感觉他就像是古罗马的皇帝，而我就是斯巴达克思一样的奴隶，我们无法做到平等地对话。他给我的最后信息是他正在考虑用一对夫妻来扮演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有可能是亚历克·鲍德温和金·贝辛格。”他不知道，此刻库布里克已经将剧本寄给了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夫妇。
几年前，汤姆·克鲁斯与库布里克交换过各自的传真号，相约就他们感兴趣的照相机、飞机等新产品互通信息。尽管在查尔德威克伯里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库布里克却热衷于与他信任的人分享所有有关新科技的发展动向，克鲁斯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天，克鲁斯和基德曼分别接到了库布里克发来的一份传真。传真只是简单地说他打算拍一部名为《大开眼戒》的电影，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在给基德曼的传真中，他写道：“我想要你出演我的电影——请扮演艾丽丝。”克鲁斯和基德曼看后相觑无语，但彼此心里都清楚这位怪才导演是这一行里最杰出的人物。于是他们给了他肯定的答复，只要是他拍的电影，他们都很有兴趣。库布里克在传真里没有透露关于这部电影的任何细节，但他说一旦剧本完成就会寄给他们。
《雷鸣的日子》和《大地雄心》失利之后，克鲁斯和基德曼曾发誓不再一起拍片，担心各自的观众并非一路人。然而，这难道是一个拒绝库布里克的最好理由吗？显然不是，实际上，他们更希望库布里克用他的强大意志帮助他们改变厄运，让他们能够重新并肩战斗。
库布里克已经十多年没拍电影，这一点令克鲁斯、基德曼和拉费尔都十分好奇，他们一直认为库布里克是一个电影天才，他之所以按兵不动是为了等待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部电影。从这个角度考虑，谁能在这时得到库布里克的邀请，谁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克鲁斯认真读了前几页后，便草草翻阅了余下的部分，基德曼的反映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他们想演这部电影。基德曼后来说她甚至不用看剧本就已经同意接受邀请，她迫不及待地想跟库布里克合作。
当他们打电话给库布里克希望更深入地探讨合作事宜时，他邀请他们来家里与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安共进午餐。库布里克很高兴他们对这部电影感兴趣，但出于改不了的习惯，他要求他们为保密起见将剧本原封不动地还回来。对此，他们深表理解。
不久，克鲁斯和基德曼便飞往伦敦，乘坐私人直升机直接降落在库布里克家的庭院里。“他们手牵着手的样子十分甜蜜，”库布里克说，“席间他们不断地互相询问。他会看着她问，‘你说行吗，妮可？’而她也会看着他说，‘你说行就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一对伴侣，让人看得感动。”
库布里克后来告诉拉费尔，基德曼已经承诺会拍几天的裸戏，到时候他会请拉费尔到片场来开开眼。虽然有一种冲动，但拉费尔还是拒绝了，觉得这样做是对女演员的尊重。
这次会面之后，他们开始安排律师签署必要的合同。这时，基德曼有些紧张，不敢肯定库布里克能否接受她的表演风格。在会面时，他们专门讨论过她的害羞以及不愿有人在一旁看她工作。库布里克同意会在实拍之前进行排练，以彻底打消她的恐惧感。
1995年12月中，库布里克给仍在焦急等待的拉费尔发送传真，告诉他剧本已经最后完工，并与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签署了协约，克鲁斯和基德曼将是这部影片的主演。拉费尔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的剧本不仅要投入拍摄，而且是由这个星球上最有名气的两位明星领衔。库布里克还一再叮嘱拉费尔要继续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部电影究竟改编自哪本小说。
克鲁斯和基德曼也被警告要严守机密。他们并不计较这一点，因为人人都知道库布里克的怪癖，如果这么做能让他高兴，他们何乐不为。于是，当《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前来打探秘密时，基德曼的回答是，“如果我吐露了半个字，斯坦利就会坐卧不安。他并非一个暴君，但他相信‘少说多做’是一条金科玉律。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当我们最终把东西做出来后，人们恍然大悟地惊叹道，‘啊呀，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大开眼戒》于1996年11月开拍。库布里克宣布要在12个星期内完成拍摄，事实证明这是电影史上最大的一次食言，因为整个拍摄最终花了3年时间。当然，这并非库布里克耗时最多的电影，他的《2001年太空漫游》整整用了4年，以至于如坐针毡的公司高管最后不得不问他“2001”究竟是影片的片名还是影片完成的日期。
然而当时人人都乐观地认为12个星期已绰绰有余，克鲁斯和基德曼相对比较谨慎，他们满打满算地腾出了5个月的时间。这不是一部科幻片，不需要做什么特技，既没有追车场面，又不必去炸楼房，简单地说，它只是讲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故事。他们根本不觉得拍摄一部靠人物驱动的影片所花的时间怎么可能超过5个月。
其他参加演出的演员都抱着同样的心理，饰演维克多·泽格勒的哈维·凯特尔和饰演玛里翁·纳桑森的詹妮佛·杰森·李已经分别与《杀出个黎明》和《x接触》剧组签约，他们在《大开眼戒》中并没有太多的戏份，以为最多花上一两个星期就可以脱身。35岁的托德·费尔德则是从《龙卷风》片场请假来扮演比尔的老同学尼克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小角色竟然会让他在伦敦花去了7个月的时间。
《大开眼戒》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了纽约，这原本给了库布里克一次故地重游的机会，但他却坚持不离开伦敦半步。在他的要求下，几乎所有的戏都将在伦敦近郊的松林片场拍摄，这里是全球电影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除了拥有超一流的摄影棚、混录车间、剪辑机房和放映厅之外，许多在电影史上成为经典的作品都诞生于此。在拍《巴里·林登》时只是一名电工的拉里·史密斯被提拔为摄影师，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前往纽约拍摄大量的空镜，其中的一部分被用来作为比尔离开玛里翁家在曼哈顿街道上漫步时的背景，这场戏克鲁斯是在蓝幕前演出的，然后再与背景镜头合成在一起。
“这也许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奇特的一次表演，”克鲁斯说，“我不得不遵照斯坦利的提示作出反应，‘这里有一个橱窗，模特身上穿着性感的裙子，你忍不住还是看了一眼’、‘前方有一个报亭，你想看清楚这期《村声》杂志的封面标题’，诸如此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牵线木偶，听任他的摆布。”
片中比尔与艾丽丝夫妇所住寓所的布景完全拷贝自库布里克曾在纽约中央公园西84街住过的公寓。基德曼来看景时认为它过于男子气，于是她不仅变换了窗帘的颜色，还亲自挑了一些书摆在书架上。这还不算完。她调换了床头柜摆放的位置，就像克鲁斯在家里摆的位置一样，她在浴室里放了一些自己带来的化妆品，还将她的几件衣服扔在地板上，因为她和克鲁斯已经习惯了这种“零乱”的家庭氛围。一段时间里，她和克鲁斯甚至选择在片场过夜，睡在作为道具的床上，只是为了适应这个新家的环境。
从开拍第一天起，克鲁斯、基德曼和库布里克就再没有分开过。除了排练和拍摄，他们聚在他的办公室或其他一些私密之处不停地谈啊说啊，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克鲁斯亲自下厨为导演做通心粉或沙拉。有时，基德曼会穿着浴袍、喝着咖啡，连续数小时地在库布里克的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向他发问。
在这种极其私密的状态下，库布里克会滔滔不绝地向夫妻俩阐述人物关系的每个细节，诸如他们怎么交往、怎么发生冲突。对克鲁斯和基德曼来说，这有点像接受心理治疗。虽然涉及的问题大都是他们平时难以坦诚面对的，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与导演分享。
“他总是鼓励我以一个演员和一个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基德曼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他对我们了解的程度令我和汤姆都大吃一惊，就连我母亲也比不上。我们三个人只是在一起生活工作了3年，他却深入到了我们的内心里。”
一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库布里克便要求基德曼改变对克鲁斯谈话的方式。
他的理由是，他们已经结婚多时，夫妻双方已经从初期的无话不谈发展到了彼此要隐瞒j些隐私。基德曼不仅要在电影中表现得对克鲁斯有所保留，还要表现出对他说的一些话不可理解或感到震惊。
拍摄期间，基德曼与库布里克之间发展出了形同父女的关系。她会毫无顾忌地告诉他，有些对白不像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或者不像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的。
库布里克常常很快就能通过他的解释打消基德曼的顾虑，当然有时他也会遇到难题，于是他会消失几分钟，等他再次出现时便已有了一个不错的答案。
在电影圈里，库布里克是以每场戏都会拍很多条出名的。而克鲁斯和基德曼万万没有想到这种事也会出现在拍摄前的排练阶段。为了一场戏，他们绝非排两三遍那么简单，最多时会达到二三十遍，直到库布里克对每一个词的表达方式、每一个动作的起落位置感到满意为止。
对于这种枯燥的重复，基德曼的反应有时令人哭笑不得。一次，在排练电影开始部分她的角色与丈夫走进派对现场的那场戏时，由于连续30都未通过，她趁库布里克不注意悄悄地溜走了，回来时她端着一杯香槟酒，满嘴都是酒气。
排练重新开始时，库布里克目不转睛地盯着基德曼手中的香槟，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突然觉得让基德曼的角色在派对上喝醉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便把它写进了剧本里。观众最终在银幕上看到的影片大都是此类艺术模仿生活的实例，作为电影史上最古怪的一个导演，库布里克恰恰是把现实作为他发挥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的底线。
基德曼十分欣赏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她与克鲁斯在镜子前演出的激情戏中。这场戏的背景音乐是克里斯·伊萨克的“宝贝干了件坏事”，它还出现在了宣传片里，成为这部影片的精神象征。那么，是哪位天才想到用这首曲子的呢？答案并非库布里克。原来，在拍这场戏之前，导演让基德曼从自己收藏的CD里挑出一首有性感成分的曲子，她最终选中了这首“宝贝干了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