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司各特先生取代罗姆贝特先生，被提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他随即提拔了我。从此，也就是我23岁那年，便离开了家人和朋友，跟随他一起去了阿尔图纳。这或许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考验，然而我的事业依旧一往无前。母亲也依然支持着我，因为她也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女性。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愿意“跟着领导走”，是因为还有司各特先生这样一个真正的朋友。
司各特先生的升迁使一些人十分嫉妒，而且，在他上任伊始，就接二连三地面临一些棘手的罢工场面。更难以想象的是，司各特先生的夫人在匹兹堡时便已过世，他现在已是孤家寡人。在阿尔图纳，他对新的指挥部，一切都是很陌生，除了我外，大概没人可以跟他解闷做伴了。在他把孩子们从匹兹堡接来之前，我们在铁路宾馆住了好几个星期，当他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按照他的意思，我们还是一起共同使用那间大卧室，他似乎总是希望我能在他身旁，陪伴他。
罢工事件愈演愈烈。记得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一阵声音惊醒，他们告诉我说，货运列车的员工把火车丢弃在米夫林堵塞了交通。那时，司各特先生睡得正香，我知道他太疲惫了，实在不忍心叫醒他处理此事。但他还是醒了，我说就让我去处理此事吧，他当时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所以便嚷嚷着同意了。我跑去了办公室，用他的名义跟员工们谈判。我答应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提出解决意见，公司一定会认真听取，于是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了交通。
现在不仅仅只是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店员们也很快地组织起队伍，准备加入。但是我得知这一消息的途径却很特殊便捷。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步行回家，途中，突然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没过多久，他走上前对我说：
“我们不能有明显的接触，让人看到了很不好，但是您曾经帮过我，我决心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报答您。在匹兹堡时，我曾跟您提及希望谋得一份铁匠的工作，您说匹兹堡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在阿尔图纳或许会有机会。您日理万机，还能不辞辛劳地发电报为我咨询一番，之后又询问了我的特长，还给了我一张免费车票，把我送到了这里。现在，我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而我的妻子和家人也都齐聚在这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快乐过。所以，我现在要告诉您一些事，这些事或许对您有好处。”
他接着说，一份签名书正在店员中间传递，他们说下周一要参加罢工。时间很紧迫，不能再耽搁了。第二天一早，我便将此事告诉了司各特先生。他立即印出告示，贴在商店里面。声明凡是已经签名并声称要参加罢工事件的人，将被一一解雇，上述人员可以马上来办公室领取工资。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快贴出了一份签名人员的名单，并将它公布于众。接下来是一片恐慌，即将发生的罢工夭折了。
我这一生中有许多类似铁匠这样的事情。多给别人一些关心、几句和善的话语或许都能给你带来不可期遇的回报，好心总会有好报。甚至今天，我还会时不时地遇到一些我甚至已完全没有印象的人，他们在我面前说起一些我曾给过他们的那对于我来说微不足道的关怀。尤其在内战时期，我在华盛顿主要负责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曾帮助某位父亲去前线探望他受伤病倒的儿子，或者帮忙运回尸体，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我要感谢这些小事，因为它们是我一生中所作善行中最令人愉悦的一部分了。有些人，他们似乎卑微，似乎平凡，但是你给予他们援手时所获得的回报却会远大于你的付出。助人常乐，不分贵贱，有时，资助贫困远比支持富人更显其的伟大意义与价值。华兹华斯的诗是多么富有哲理：
好人一生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细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那是充满着爱与善。
我在阿尔图纳跟随司各特先生的两年里，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件较为棘手的诉讼案。此案是在格林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审理的，作为案中一名非常重要的证人，我担心自己会被原告传唤出庭。恰在此时，少校希望能延期审理，于是通知司各特先生尽快让我离开本州。我当时兴奋不已，这样的话，我还可以顺便去拜访两个要好的朋友—米勒和威尔森，他们当时正在俄亥俄州克莱斯特莱恩的铁路公司工作。路上，当我闲来无事，呆坐在末节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上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手上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包。火车上的刹车手告诉过他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渊源，于是他便希望能向我展示一下他专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模型来，看上去是卧铺车厢的一部分。他就是后来著名的T·伍德拉夫，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卧铺车厢的发明者。他的展示犹如一道电光，我突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问他是否愿意到阿尔图纳来，并向他保证一回去就立即将此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因为卧铺车厢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阿尔图纳后，我立即报告了司各特先生伍德拉夫的天才构思，他认为我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有创意了，并让我立即给专利所有者发电报。伍德拉夫前来与我们签订了合同。接下来，我们要尽快地造两节车厢并投入运营。出乎意料的是，伍德拉夫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到此项新的工作中来，并可以提供给我8%的股份。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我坚信我们的付出一定会有所回报。这两节车厢交付后，要按月分期付款。当首付的日期来临时，我应该付的那一部分是217.5美元。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当地的银行家洛德先生申请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记得当时他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抱着我（他的身材伟岸，约1.94米，或者更高），他说道：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正确的，安迪。”
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张借据，而且还是写给一个银行家的。对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时刻。卧铺车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每个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来偿还每月的分期付款。我所获得的第一笔巨款就是从这笔收益得来的。（今天，1909年7月19日，当我重新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起不久前，洛德先生已婚的女儿告诉我说他父亲对我深怀感激，这让我非常高兴，的确如此。）
母亲和弟弟到达阿尔图纳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家人在一起生活，需要考虑请一个佣人。但让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这可能会使母亲感到几分为难。其实，在家里，她可以担当任何角色，而且她也愿意为她的两个孩子付出一切。她会给他们做饭、浆洗缝补衣服、为他们铺床叠被、打扫房间，这就是她的生活。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愿让别人插手她家的事，更讨厌一个陌生人长期住到家里来。谁敢挑战她在家里的地位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雇女佣。先是一个，随后又雇了几个。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单纯地只有家人在一起时的那种真正的家庭快乐温馨的氛围被严重地破坏了。被外人伺候的感觉根本无法与母亲出于爱心的劳作相提并论。陌生的厨师准备出精美菜肴，佣人再端到餐桌上，这一切都是有偿劳动，是他们的任务。但这样的菜肴便缺乏了那种香甜和爱意—那种出自母亲双手，作为一种奉献和爱心端来的香甜。
庆幸的是，幼时我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女教师。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比起那些表面光鲜，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富家子弟来说，穷人家的孩子有更强的家庭观，对父母也更加孝顺。在父母的关爱中，他们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对他们来说，父母就是一切。父亲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和顾问，母亲则是他们的护士、女裁缝、女家庭教师、朋友、女英雄乃至无所不能的圣人。而那些对孩子来说意义只在于继承财产的父母，他们和孩子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遥远。
或许母亲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一天，儿子长大成人，会拥抱她、温柔地亲吻她，竭尽所能改善她的生活。在不断的成长中，他开始期待着一些改变，曾经稚嫩幼稚的男生会变成一个自尊成熟的男士，他的家也会布置得更适合朋友们来做客。而曾经奴隶般苦干的母亲，从此也将过上一种清闲自在的生活：读读书，去串串门，探访一下自己的亲友们—简而言之，她的地位将获得明显提升，如贵妇人一般，这很适宜她，也是她应得的。
当然，对于已经过惯了苦日子的母亲来说，适应这一切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许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儿子正在迈向成功。“亲爱的妈妈，”我搂着她再三请求，“对于我和汤姆来说，你是我们的一切，也为我们做了一切。现在，让我们为你来做点什么吧，让我们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家庭，永远想着为对方着想。现在是你过上像夫人一样享福的日子，以后的日子里，你还可以坐上你的马车，让那些女孩子来服侍你，我和汤姆也喜欢这样。”
我赢得了胜利，母亲开始和我们一起出去走亲访友。她无需学习上层礼仪，因为她天生就具有端庄、优雅的仪态。至于教育、知识、判断力和友善，也极少有人能与她相媲美。（开始的时候，我写的是“无人能及”而非“极少有人能与她相媲美”，后来修改了过来。尽管如此，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有所保留的。）
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因为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愉快。她是司各特先生的外甥女，主要帮他照顾家务。丽贝卡十分完美地扮演了我姐姐的角色，尤其是当司各特先生被派往费城或者其他地方公干时。那时，我们一起在下午骑车穿越树林，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1906年，当我重读起她的信时，当年快乐的岁月又浮现在了脑海中。渐渐的，我也加深了对她的感激之情。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却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成熟，扮演起大姐姐的角色来也当之不愧。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姑娘。遗憾的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未维持多久，丽贝卡的女儿嫁给了苏克塞斯的伯爵，于是在几年后，她便举家迁往国外了。（1909年7月19日，我与妻子再次见到了丽贝卡，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和妹妹、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