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0分钟后，‘潮都’房里的一名小姐在服务员陪同下慌慌张张地跑到我面前说，有一个客人把一位卖花女孩拉到里面的卫生间里，已经有好一会儿了，那女孩子在卫生间里大哭大叫，可能会出事，让我马上去阻止一下。我心里一紧，来不及多想，急忙叫上两上保安和服务员，慌忙坐电梯上去。我们跑到门前，先是敲了几下，包房大门没锁，我们就推开门进去，屋里面几个人各自搂着小姐，唱歌喝酒，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满屋里乌烟瘴气。我见靠里面的卫生间的门紧锁着，还隐隐听到有个声音在哭泣。我就冲上前去，大喊：‘开门，开门！快开门！是谁在里面？快开门！’但里面没人回答，这时我听到那个哭叫的声音突然变大了，还听到喊‘救命！快来救我呀！’的喊叫。我一听急了，又一边大声叫门，一边手脚并用使劲撞门踹门，好几下之后，门才开了一道小缝，我从缝里看到一个小女孩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两眼直掉泪；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子(后来才知道这人叫蔡尚斌)正在提裤子，他的BP机掉在地下。蔡听说是酒店的人在踢门，还听我们说要去报案，毫不在乎地朝门缝里瞪我们几人一眼，还恶声恶气地骂我们败坏他兴致。我不由火了，飞起一脚将门猛地踢开，这时蔡正在系皮带，把BP机拣起来若无其事就想走。我拦住包厢里的客人不准走，说必须马上报警，等民警过来再说。蔡见走不了，就劈头盖脸痛骂起我来，因为是我把门踹开的。我没理会他，忙捡起地上的衣服，慌手慌脚给那个还在哭泣的小女孩套上，然后将她拉了出来。在外面的灯光下，我才看清楚，这个小女孩我认识，她是湖南人，平时常来酒店卖花。她对酒店的生意没什么妨碍，人又乖巧伶俐，我们平时都挺喜欢她。可是她那时已哭得两眼红肿，又不敢哭出声来，浑身在发抖，两手不停地揉着脖子。
这时，那个姓蔡的也跟了出来，他指着我的鼻子又叫又骂，并恶声恶气地威胁我：‘他妈的，你给老子说说，你刚才看到了什么？看你敢乱说试试！’我气愤地说：‘我看到了什么你还不知道么？我要说出我看到的，你管不着！’蔡顿了顿，然后就换了一副口气，与另外一个男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公路局局长孔均林)交谈几句，他们一起过来，要我进里面讲清楚。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我毕竟是酒店的负责人，这个时候又正是客人最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生意，我就没有再与他们发生冲突。我一边让服务员把正在流泪的小女孩带出去，刚朝外走，又被对方拉住。他们一个劲要和我好好谈谈，就在这时候我们酒店的总经理谢总赶来了，他认识高个子。我把发生的情况说了，当时谢总不相信，我让他用手机报警，但被那个局长孔均林制止，他还凶狠地逼问我们是否以此来勒索他们，还叫蔡先出去。当时韶关市郊区公路局局长孔军林态度恶劣，由始至终不停地恐吓酒店人员。邹国良、谢树东相对沉默。
“在另一间屋里，谢总、我以及高个子男人，还有一个服务员向小女孩询问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小女孩一直哭，边哭边说：‘那个男的把我拉到卫生间里，用手卡着我的脖子，脱光了我的衣服，又把我弄到洗脸台上面，压在我的身上……’我和谢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慌忙报警。几分钟后，分局杨副局长和几位民警赶到现场……”在我们的要求下，何经理和几名员工于是将我们带到了该酒店的11楼勘察案发现场，并一一向我们指证，当时公路局长孔均林，法庭庭长，和某支队长邹国良所就座的位置；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蔡尚斌施暴的案发现场——那个包房里狭窄的卫生间。我和赵世龙两个均用相机对有关现场进行了拍照。据说，就在我们离开不久，韶关公安局又一次对这个案发现场进行了封锁，并贴上了封条。随后的记者再也没能拍到任何现场的有关图片。
临别时，这位颇有正义感的何经理对记者说，今夜接受采访的事最好不要写在稿件里面，有关部门早已警告过他和酒店的有关员工，一律严禁他们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如果被发现他因为敢说真话违反“纪律”，不知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最后，何经理表示，他们希望公安机关以事实为依据，公正准确地处理此事，从严惩处犯罪分子。
不过，我们至今愧对那位好心的何经理，尽管他的要求合情合理，然而，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也因为在此案中他是位较为重在的证人，我们不得不将他的有关陈词在为此案采写的报道中如实提及，还有难以计数的国内外媒体予以转载。到案发很久的现在，我想真心地问一句，何经理，我们的稿子给您又惹来麻烦了吗？如果有，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而无论有与没有，我都坚信，好人一生平安。
当天晚上，我将此稿写好，传真回报社。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南方都市报》以《何经理细述案发经过》为题发表了此文。
对于蔡尚斌到底是否对小荣实施强奸，最有资格调查取证并做出结论的当然是负责此案的当地公安局，但对于我们数名记者几次登门采访，对方不是说领导忙于公务不便打扰，就是干脆说领导外出，迫使我们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我和赵世龙一起在北江分局把一位负责此案的领导堵在了办公室里无法脱身时，对方一脸无奈地吐露实情，此案目前还在侦察之中，尚未完全破案，所以无法向新闻单位提供什么；就是有案情要公开，他们也只是通过市局，或是省厅向外公开，因为此案的社会影响太大了……
看来，要想从警方那儿获知案情审讯情况，暂时是不可能的了，单凭案发现场几个目击者的说法也不能对此案的真相就盖棺定论。作为记者，我们必须从多方面着手，最终以无懈可击的事实来说话。
由于受害的卖花女孩此时已被警方安排在绝对隐蔽的地方保护起来，不与任何人接触，所以尽管记者挖空心思，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哪里。后来，我和赵世龙好不容易打听到，卖花女被警方“照顾”在韶关公安局下属的一个家属院里。我们立即赶过去，由于问东问西，还是没有找到她。但听说当天夜里警方又将她转移。后来，我和赵世龙特意租了一辆面包车，带着广州电视台的谭军鸿等记者，四处寻找卖花女，但都是无功而返。最后，只好想方设法找到与她亲近的人再了解些内幕消息，希望有所获，爆出猛料来。
听说小荣当地还有一位表姐，与她是一个村的，这位叫云姐的外来妇女，就在韶关警备区附近一条马路上开了一家湖南菜馆，生意不错。我们设法探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案发后，就是这位云姐带着小荣前往医院做检查，同时警方还多次找过她询问有关情况，小荣平时除了卖花外，有空就去云姐餐馆帮忙，时常在那儿吃住。
但当我和赵世龙一行好不容易找到那家湖南菜馆，确认老板娘就是我们所找的那位云姐时，她敏感地对此事避而不谈，并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我们的计划刚开始就吃了闭门羹。我们还看到，当我们刚找到这家湖南小菜馆时，人还没有坐下，《羊城晚报》和《新快报》的记者也后脚赶到了，接着，《广州日报》摄影记者颜小明和他的同事随后而至，很快，几家媒体的十多名记者均不约而同地赶到了，济济一堂。大家一照面，虽然都是笑呵呵地相互打招呼，但各怀心思，因为在这种非常时候，每个记者都想抓到属于自己的独家新闻，同时谁也担心漏掉新闻，所以除了各自派出精干的记者四处寻找独家内幕的同时，又互相盯梢互相监督，如见其他兄弟报社记者有所行动，马上会倾巢而出紧紧跟随。这情形真像电影电视里的武侠打斗片，各路武林英雄为了寻找一个人世间的希罕宝物不惜出动精兵干将，除了体力耐力的暗自较量，更是一场心理攻坚战。不由让人想起了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由国际影星张曼玉和家辉等人主演的香港电影《新龙门客栈》里的有关镜头。
刚开始，云姐明确表态不愿接受采访，所以我们只好坐在湘菜馆里耐心等候，派出伶牙俐齿的记者动员说服。同时，为了博取对方的欢心，我们特意在此多点好菜，要来一瓶啤酒，欢欣鼓舞地大吃大喝起来。不管你是来自何方的江湖人士，也不管你目的如何，只要是出手阔绰性情豪放，总是能以诚意打动对方的。此后的一连几天里，在这家规模不大的湘菜馆，每到吃饭时间总是挤满来自广州和外地的记者，大家敬酒谈笑，偶尔也互相交流些讯息，好不热闹。谁也想不到，因为采访必要而又实在别无它法，我们这伙来自远方的记者们，为了探寻新闻内幕，半是无意半是有心地给老板带来好几天火爆生意。到后来，这位视新闻媒体如洪水猛兽的云姐，终于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过再三要求我们不要在文章中透露她的名字，怕给她招惹麻烦。我们忙不迭答应下来。
据云姐说，她从湖南老家来韶关已经有十多年了，在村里她与小荣家相邻。小荣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父母在家务农，家里收入太低，常常入不敷出。小荣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就外出打工了，为了多挣几个钱，两个月前，小荣跟随着几个老乡来到了韶关。由于她的年龄太小，在这儿不好找工作，最后通过老乡的介绍，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同是湖南人的卖花老板，让小荣跟着她一起卖花。这种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在夜晚，白天休息，虽然比较苦，每天的收入也不高，但比较安全。空闲时小荣常来云姐这里玩，她和其余四名卖花女住在云姐楼下，平时云姐对她很关照。云姐说，小荣高约1米3，由于年幼，身体尚未开始发育，但她人长得靓，天真活泼，很讨人喜欢。小荣和卖花女常骑自行车或步行出去卖花，晚上是酒楼生意最好的时候，她们常常穿梭于这些消费场所叫卖。
云姐说，案发当晚，和小荣一起到金都酒店卖花的另一名卖花女得知小荣被人强奸后，忙打电话到老板家，但老板当天已去了广州。这名卖花女当即骑上自行车赶到云姐工作的地方。云姐一听急了，忙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搭摩托车赶到金都酒店。当时酒店围观的人不少，公安人员早已来到现场调查取证。公安人员说不关她的事，她要见小荣也不行，便只得回去。晚上大约12时，公安人员又开车找到她，一起陪小荣去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检查。由于妇科已下班，门诊检查未果，云姐遂将小荣领回。21日上午，在公安人员陪同下，云姐带着小荣去市妇幼医院做了有关检查。
云姐还对我们说，当时小荣是被蔡尚斌卡住脖子，强行拉进卫生间，由于惊恐万状的小荣拚命挣扎，以致她的脖子上还被弄出了几条明显伤痕，后来她也亲眼看到过。当时她在案发后带着小荣前往医院时，小荣亲口告诉她详细过程。知情人云姐此后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因为她读到了有关媒体刊登的不负责的报道，对她的打击也是相当大的。她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写出她的名字。
她还告诉我们，就在案发第二天，公安局的人又找到她和小荣，同时还来了两位女民警，他们说为了更好地保护小荣，上级有关领导决定委托他们对小荣进行特别守护，然后他们就她带走了。刚开始，小荣被安排在北江分局的民警宿舍，后来，由于要求见她的人太多，办案人员很快又将她转移到他处，具体在哪儿，她现在也实在是不知道，但她相信，小荣一定被照顾得不错，她和关心小荣的老乡们都很放心。
在采访完云姐后，我和小左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韶关市妇幼医院。当我们找到妇科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来意时，对方连称不知有此事，再说有记者来访一定要经过医院的宣传科，他们不便多说。当我们找到该院宣传科的有关人士时，对方却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什么也没问出来，最后个个很为难地建议我们去找院长。但当我们去找医长不是见不到人，就是说开会或学习去了，一连几次都不见人影。
几次在医院碰了一鼻子灰后，有几位医务人员看不过去，偷偷地指点迷津：你们记者最好不要费这个劲了，公安局的早就对我们领导有交待，这件事不许任何医务人员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许走漏风声。后来，有一位极富同情心的女护士长悄悄向我们证实，案发后，那个湖南女孩的确是在他们医院做的检查，妇科医生的结论是，“处女膜呈新鲜破裂”。这无疑铁证如山，当时的卖花女无疑受到了歹徒摧残。
在寻找卖花女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从9月20日在金都酒店卡拉OK包房里发生这宗世人瞩目的强奸案后，不但我们难以找到这位年仅13岁的卖花女，同时似乎这位受害者的直系亲属也对其漠不关心。在记者追踪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小荣的亲人出现。我们了解到，小荣的老家是湖南攸县农村，距离韶关也仅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不管怎样，她的家人在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后应及早有所表示，小荣现在最缺乏的正是来自亲人的关心与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