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20个柱础形成的方框柱网以内的四个平面呈弧形直角三角形的“内角柱柱础”（Z21-Z24)。《报告》认为，“因其与20个方形柱础始建年代不同，可能代表了另一种样式的塔。此塔是由四个角柱柱础为承重柱的塔，时代应较20个柱础承重的方形塔稍早。”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理由是：第一，据《报告》所述，四个角柱柱础（Z21-Z24)的夯法也是“小圆夯”，与第1层和Z1-Z2020个方形柱础的小圆夯相一致，其与第1层和Z1-Z2020个方形柱础的应属同一时期建造；第二，四个角柱柱础（Z21-Z24)的布局与Z1-Z2020个方形柱础完全一致。而且，从整个塔基平面布局上看，四个角柱柱础（Z21-Z24)均被明塔基槽破坏，仅余外侧呈斜边为弧形的直角三角形部分，不排除（Z21-Z24)四个角柱形成的方框柱网以内有更多方形柱础（应不少于八个）被明塔基槽全毁。《报告》编者显然忽视了这一点，杜撰“另一种样式”、“由四个角柱柱础为承重柱的塔”实际是不存在的。从布局上看，四个角柱柱础（Z21-Z24)加上完全被毁掉的方形柱础与Z1-Z2020个方形柱础应属同一建筑结构；第三，据《报告》所述，四个角柱柱础（Z21-Z24)厚度比Z1-Z2020个方形柱础大，例如Z22号内角柱柱础，三角弧形，厚1.5-1.65米，柱础底部深于第5层以下。这一点，可能就是《报告》认为四个角柱柱础（Z21-Z24)与Z1-Z2020个方形柱础始建年代不同的主要依据。但从建筑技术理论和实践上讲，四个角柱柱础（Z21-Z24)与Z1-Z2020个方形柱础的厚度大小，完全取决于二者在建筑中承重作用的大小。换言之，Z1-Z2020个方形柱础构成的柱网是一个外围结构，不是主要承重结构，其柱础厚度可以小些，而四个角柱柱础（Z21-Z24)加上完全被毁掉的方形柱础构成的柱网相对于外围（Z21-Z24)20个方形柱网才是主要承重结构，其柱础厚度必须要大。这个道理，可以从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考古发掘的柱圈使用础石的情况获得充分证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考古发掘报告），永宁寺塔基考古发掘的柱圈是从里往外数共五圈，“清理发现，土坯方形实心体内诸柱（第一至三圈笔者注），大多有炭化柱体残存，俱为截面约0.5米见方的松木方柱，柱下置青石柱础。础石皆方形，长、宽各1.2、厚0.6米，而且全部是三石叠置。第四圈柱，因是明柱，木柱无存，础石俱失，由现场残存遗迹判断，各础位也应是三个础石柱下只铺一块础石，现木柱无存，础石大多已失。”（图十，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平面图）《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考古发掘报告）并说明：“土坯木柱混砌的方形塔心实体，直接建于木塔基座的夯土台上。正是这个方形实心体连同包砌其中的第一至第三圈共48根木柱，共同构成了土木混砌的塔心实体。主要由它承受来自高大塔体的巨大垂直压力和横向剪力。而环绕其外的第四圈、第五圈木柱，则是环塔心殿堂式回廊的间架柱。”(同样的叠置，第五圈柱，为环塔心殿堂式回廊檐柱，图十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平面图道理，根据永宁寺塔基土坯方形实心体的情况，对于法门寺“现存的中心方座”，也不能因为被地宫基槽挖破而将它与唐塔基柱础割裂开来，误断其“亦有可能属唐代以前塔基的遗存”）；第四，《报告》论及第4、5层夯土的年代，审慎地认为：“下限不晚于唐代，上限不排除唐以前的可能”。其依据是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即开启塔基供养佛骨，其时则自当有塔。并认为，据地层关系，第4层压在2、3层之下，1-3层的上限不早于唐代，所以4层和5层具备与元魏时期塔基相联系的条件。但从前节法门寺塔与地宫沿革来看，汉代至元魏时期，法门寺塔的形象一直属于早期“圣冢”的状态，其规模一定非常小，第4、5层夯土的分布范围介于唐四层木塔与明代塔基之间，其深度也在唐塔基与明塔基之间，这样大的塔基规模显然非岐守拓跋育能够实现。因此，“4层和5层具备与元魏时期塔基相联系的条件”说不能成立。第五，据石兴邦先生《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关于唐代塔基的论述：“塔基为方形，边长26米，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平面结构为内、中、外三层，边基用石条筑砌，现留有20个方形夯土柱础，分列在四边，每边6个，两两并对，排列整齐。夯土柱础边长在1.7-2.07米之间。塔内内层为石灰所铺，光滑平整，边长17米，面积310平方米。其四角各有一角柱。中心尚有一方形台基，边长10.5米，面积106平方米，方形台基当为塔内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放置祭祀和神祉的地方。”石兴邦先生所指“内层为石灰所铺，光滑平整，边长17米，面积310平方米”为《报告》所谓的“第4层白灰面”，“中心方形台基”即《报告》中的“中心方座”，在石先生看来，均属于唐代遗迹。石兴邦先生曾任法门寺考古队队长，参与并指导了法门寺塔基遗址发掘工作，他的观点值得注意；第六，据《报告》所述，四个角柱柱础（Z21-Z24)“外缘用砖砌镶，砖为唐砖”，本身已说明四个角柱柱础为唐代建筑。对照前节关于有唐一代历次重修法门寺塔的情况，四个角柱柱础（Z21-Z24)与Z1-Z2020个方形柱础的建造年代非高宗朝莫属。
2.关于“在漫道左右侧还有三个类似柱础的遗迹（Z25-Z27)”，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唐王朝对法门寺佛舍利塔“三十年一开”的制度设计和保护地宫出口安全的需要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报告》，唐代地宫位于塔基的中心部位。从地宫中轴线到东边石条边围距离为13.18米，到西边石条边围12.55米，地宫基槽北端到北边石条边围为11.55米，南端超出塔基南边石条边围7.6米。地宫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中后室及秘龛等七个部分组成。
由于地宫南端超出塔基南边石条边围7.6米，地宫之出口包括踏步漫道、平台两部分完全处在塔基之外。这样的设计，必然要求地宫出口的地面部分应该有比较庄严的建筑，既满足后代皇室履行“三十年一开”大祭进出地宫的威仪实用需要，又能发挥保护地宫出口安全的功能。从三个类似柱础的遗迹（Z25-Z27)对峙于漫道两侧的布局看，它们正是为了拱卫地宫出口而建造的地面建筑的柱础。按照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对称原则，漫道左右侧的柱础应有四个，B卩：除了Z25-Z27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被毁掉的Z28存在。
这种既满足后代皇室履行“三十年一开”大祭进出地宫的威仪实用需要，又能发挥保护地宫出口安全的功能的庄严建筑，又是法门寺塔及地宫建筑特有的实例。至于这种建筑究竟是宝塔之塔门的延伸建筑，还是另行设计的附属性建筑，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3.唐四层木塔探讨：根据以上分析，参照前节关于有唐一代至五代初年历次较大规模重修法门寺塔的情况，我们认为由Z1-Z20(Z20已被破坏）与Z21-Z24以及现存中心方座共同构成的唐塔基应属于唐高宗朝重建的四层方型木塔，遗址留存的石条边可能就是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所记“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之石基。
根据五代初《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唐末割据关中的秦王李茂贞重修唐四层木塔，“天复元年（901)，施相轮、塔心樘柱方一条；天复二十年庚辰至壬午岁（919-921)修塔上层绿琉璃硝瓦，穷华极丽，尽妙罄能。”这是目前所见对唐四层木塔内部木构和外部飞檐最细致的记载。塔心樘柱为木中心柱式塔体内的骨干，用大木制成，自塔基中心方座直通塔顶，对整个塔体具有稳定作用。
虽然历代文献对唐高宗朝重建的四层方型木塔记载不多，但四层木塔在后世文献中影响极其深远，以至于清嘉庆《扶风县志》卷六祠祀法门寺条无视明弘治中邑人张杰撰《重修法门寺大乘殿记》碑文，仍旧笼统地记载“旧有木塔四层”。
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与法门寺金大安二年师伟《谨赋律诗九韵奉赞法门寺真身宝塔》诗刻对唐四层木塔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前者云：“法门寺有古塔四层，瘗佛手指骨一节……塔下层有芙蕖，工制精妙，每芙蕖一叶上刻一施金钱人姓名，迨数千人，宫女名为多。”后者称：“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这是宋金时代关于四层木塔的记载。按照《邵氏闻见后录》所说，唐四层木塔下层的基座四周装饰为数以千计的芙蕖(莲花）。
[注释]
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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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俊英：《中国古代舍利的瘗埋制度》，1992年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文杂志社1992年增刊。
唐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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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4月。
（日）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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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石兴邦：《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参考书目：
1.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10月2.马晓：《中国古代木楼阁》，中华书局，2007年4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4.罗哲文：《中国古塔》，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6月。
(姜捷，法门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李发良，法门寺博物馆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