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也有反对冥婚的。如元和三年（808年），李卅三娘死，年17，葬外兄之墓，其家人认为“若神而见知，幽魂有托，生为秦晋，没了岂殊，何必卢充冥婚然？”《唐代墓志汇编》，第1964页。
三、丧葬风俗
隋唐丧葬礼仪大体是先秦的承袭，《通典》所载的丧制都基本上保持周代丧礼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此期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裕、宗教兴盛，使这段时期的丧葬风俗尤为奢侈不堪，许多与厚葬有关的丧葬礼俗在这一时期出现或流行开来，其中主要有七七斋、焚纸钱、相墓术等。另外，隋唐的政治法律制度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被纳入其中的丧葬礼制，阶级和等级区分更为鲜明。
１．丧葬礼仪讲等级
中国的丧葬礼仪，自从产生之日起，便具有等级制的色彩。随着时代的演变，到隋唐时期等级色彩更为鲜明。同是一死，由于死者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开元礼》曰：“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称甍，五品以上称卒、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称死”杜佑：《通典》卷一0八《礼·开元纂礼三》。明器的品种、数量及所用质料、大小等也依官品的高低而定。唐代丧制规定：三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共十舁。以上明器并用瓦木制作，四神不得超过一尺，其余偶人不得超过七寸。庶人用明器不得超过七寸，共三舁。《唐会要》卷三八《葬》；《通典》卷一0八。葬礼所用仪仗最足以显示这种等级和阶级之分。隋代丧制规定：执绋，一品五十人，三品以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并布帻、布深衣；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铎、六翌，五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铎、四翌，九品以上二铎、二翌。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魉头。《隋书·礼仪志》。又唐代丧制规定：一品官，引四、披六、铎十六、黼妾二、画翌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铎十二、黼翌二、画翌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铎八、黼翌二、画翌二；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铎四、画翌二。《通典》卷一三九《开元礼类纂·陈器用》；《唐会要》卷三八《葬》。等级制充斥着隋唐丧葬礼仪的方方面面，难以尽述。
2．葬礼沿旧制
隋唐丧葬礼仪与周代大致相同，据《开元礼》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附的丧葬程序是：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饭含、赴阙、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宾吊、亲故哭、州县官长吊、剌史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朔望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谥、亲宾致奠、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在庭位、祖奠、出升车、遣奠、遣车、器行序、诸孝从柩车序、郭门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泣、行次奠、亲宾致赗、茔次、到墓、陈明器、下柩哭序、入墓、墓中祭器序、掩圹、祭后土、反哭、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祔庙等，共六十六道仪式。《通典》卷一三八。从这些丧葬礼仪来看，基本上与《礼记》相同，唐代仅是将其系统化、程序化而已。
３．厚葬复兴
这一期佛道二教十分盛行，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修行成佛等宗教观念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笃信灵魂不灭，相信鬼神的存在，由此又形成了人们对佛道二教的菩萨和神仙崇奉膜拜，对鬼神的敬仰和畏惧。这样，魏晋以来趋于薄葬的社会习俗便不能继续下去；加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质生活相对丰富，使隋唐又进入一个相对厚葬的时期。
统治者是这一时期厚葬风气始作俑者，他们的葬仪皆十分隆厚，陵寝闳丽，不异人间。在帝王的带动下，厚葬之风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大有超过秦汉之势。“薛举区区，而起坟墓，置陵邑，岂特沐猴而冠哉？李义府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夫，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车而车酋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葬其母，将相致察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转引自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高宗永隆二年正月，诏雍州长史李义玄：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旧唐书·高宗本纪》。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近者王公塔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旧唐书·舆服志》。尽管统治者屡禁奢靡丧葬，但在他们的身教下，这方面的法令只是一纸虚文罢了。
4．葬式多样
隋唐时期汉族社会的葬式基本沿袭旧制，实行土葬。但僧尼则大都实行火葬《清异录·丧葬》。火化后，取骨灰起塔曰塔葬，《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佛教典籍所载僧人，莫不如此。少林寺唐僧人塔等，至今犹存。俗人也有实行火葬者边氏，元和七年（812年）遗愿死后“权于府君（丈夫）墓侧，别置一坟，他时须为焚身，灰烬分于水陆”。《千唐志斋藏志》1000，《唐故边氏夫人墓记》。杜鸿渐，“休致后病，令僧剃顶发。及卒，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旧唐书·杜鸿渐传》。塔葬主要在居士和佛教信徒中流行。营州都督上柱国渔阳郡开国公孙管真显庆四年（659年）死，绵州万安县令管均乾封元年（666年）死，营州都督上柱国渔阳郡开国公孙管俊乾封二年（667年）死，同于调露元年十月十四日于鸣埠禅师林左起塔。《唐代墓志汇编》，第661页，第659页。肃王详建中三年（782年）死，唐德宗“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旧唐书·肃王详传》。兴元元年（784）又“欲为唐安公主造塔”。《资治通鉴》卷二三0，兴元元年四月。
５．归葬故乡
隋唐时期乡土观念重，客死异乡者，必千方百计归葬故乡。诗人杜甫一生沉沦坎坷，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饫死于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杜甫子杜宗武，流落湖、湘而卒，无力迁柩。至其孙杜嗣业，方自耒阳迁杜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距杜甫之死已数十年之久《旧唐书·文苑传下》。若父、兄皆已殃者，虽孤弱女子，亦有不远千里，迁父母之墓者。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徐州女王和子、父、兄守泾州，会吐蕃之战，二人战殃，和子一路行乞，远赴泾州，取父、兄之柩，归葬故乡。杨含妻萧氏，父为抚州长史，卒于官，母亦亡，萧与婢扶柩还乡，至宜州战鸟山，因贫不能前行，遂结庐水滨，营坟守丧，人有高其行者，请婚，萧答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柩葬故里，请事君子。”高安尉杨含愿助其为葬，及释服罢官，娶萧氏为妻。《新唐书·列女传》。仪凤二年（677），行军总管彭城人刘审礼，军败被俘，死于吐蕃。其子“徒跣万里，扶护归彭城”《旧唐书·刘德威传》。贺州长史赵沃心妻裴氏，唐大历九年（774年）死于长沙，属中原多故，未克返葬；其母兄命人远赴江潭，“舟车万里”，于大历十三年将其迁葬邙山父茔侧。《唐代墓志汇编》，第1813页。元和十一年（816年）邕管经略使张士陵殃，其子“扶护神灵，匍匐万里”，归葬洛阳金谷原选茔墓次。《唐代墓志汇编》，第2022页。陇西李某，元和十五年（820年）殃于宜春县尉官宅，其妻荥阳郑氏及子，扶棺归葬，夫人又殃于硖州，其子“号哭徒行二千余里，远之洛汭，克遂归窆”《唐代墓志汇编》，第2064页。中国人落叶归根之风俗，由此可见。
６．夫妇重合葬
唐代民间流行夫妇合葬之风。认为夫妇合葬，才符合周礼。神龙二年兴州刺史刘寂（706年）死，与妻合葬，被称为“遵周公之制”《唐代墓志汇编》，第1070页。；青州长史孙安，与妻独孤氏于开元九年（721年）合葬白鹿原，被视为“盖遵周公之典”《陕西金石志》卷十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右威卫将军王景曜死，翌年“承诏葬之礼，依周公之仪”，与亡妻李氏、高氏合葬于河南平乐原；同年，绵州司马白义宝，与妻李氏“用周公合葬礼也”《千唐志斋藏志》7420～7421。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武骑尉王羊仁，与亡妻“依周公合葬之礼，同窆于河南县之平乐原”；河阳军节度左马军虞侯秦士宁，元和七年（812年）殃，家人移发其十年前权殡河阳县亡妻王氏棺，与其合葬于汜水县；元和十年（815年）书香衣冠李岸与妻徐氏合葬，认为这样做是“周公所从也”；盐铁转运等使杨仲雅元和十三年（818年）与亡妻“同穴，从周礼也”《唐代墓志汇编》，第1445页，第2016页，第7031页。也有认为夫妻合葬可在另一个世界里再为夫妻，相依为命。如文林郎王顼夫人先死，他于墓“虚其左室”，准备死后与亡妻合葬于此，“冀泉琅再合，神魂相依”《唐代墓志汇编》，第2347页。左卫兵曹参军裴孝仙，与妻诸葛氏“合葬幽冥，再调琴瑟”《千唐志斋藏志》993。即死后再为伉丽。
隋唐社会流行一夫多妻制，在葬制上，凡采用夫妇合葬的，尤以与元配合葬者居多，而继室、侧室则多旁葬。如河南主簿崔程，贞元十四年（798年）死，与夫人郑氏合葬同穴，继室郑氏葬于附近，“因生无并配，葬宜异处。先长同穴，情合理中，故后夫人（继室）之墓共域并阡，列于西次”《唐代墓志汇编》第1906页。工部尚书崔泰继妻李氏，元和十一年（816年）死后，葬其夫坟旁，“不合葬者，以前夫人卢氏已同穴矣”，这是按礼仪行事《千唐志斋藏志》1008。但也有不主张夫妇合葬的。邢州任县主簿王君夫人宋氏，天授二年（691年）临终遗言曰：“合葬非古，与道而化，同穴何为？”遂葬其夫茔五十步处《千唐志斋藏志》405。朝议郎周绍业妻赵氏，长安二年（702年）死前，“以府君倾逝年深，又持戒行，遗嘱不令合葬坟陇”《千唐志斋藏志》670。开元十年（722年）随州刺史源果说：“古无合葬，弗令重开（先亡妻墓）。”《唐代墓志汇编》，第1258页。开元十四年（726年），杭州司士参军赵越宝妻张氏，死前诫曰：“若逝者有知，虽异穴而奚妨；若逝者无知，纵合防而岂益！我殃之后，勿附先茔。”《唐代墓志汇编》，第1327页。
７．流行招魂葬
所谓招魂葬，是凡因横死不得尸者所行之葬法。唐人太常博士静景直，在言及唐中宗和思皇后赵氏招魂葬时，论述具体葬法曰：“古无招魂葬之礼，不可备棺椁，置辒辌。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祎衣于陵所寝宫招魂，置衣于魂舆，以太牢告祭，迁衣于寝宫，舒于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旧唐书·中宗和思王后赵氏传》。唐代招魂葬习俗比较流行，史藉亦有记载。唐高祖从父第永安王孝基，武德二年（619年）被刘武周杀害，“购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英王李显妃赵氏，坐其母罪废死，“求其瘗莫有知者，以祎衣招魂”《旧唐书·中宗和恩王后赵氏传》。而葬。长寿二年（693年），相王李旦德妃窦氏，被武则天暗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李旦即位，“招魂葬于都城之南”《旧唐书·睿宗昭成皇后窦氏传》。李旦另一妃刘氏，与窦氏同时遇害，景云元年（710年）亦“招魂葬于东都城南”《旧唐书·睿宗肃明皇后刘氏传》。以上为唐朝王室实行招魂葬者。隰州大定县令王纂，永徽元年殃于长安，妻吉氏贞观十三年死，乾封二年“招魂与君合葬邙山之阳”《唐代墓志汇编》，第468页。陇西李氏殃于兵乱，墓无志识，贞元四年嗣子“束茅像（李氏）形，号诉申论，谨招先妣之魂，合葬事终之礼”《唐代墓志汇编》，第1849页。太原府都知兵马使武珍，贞元元年（785年）战死于卫州，“寻访无所”，贞元二十年（804年），子志温等“奉夫人之裳帷，招府君之魂”《唐代墓志汇编》，第1934页。合葬。游击将军张晕，大历十三年（778年）暴卒于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任上，“归魂未葬，岁月滋久，神识无依”，嗣子季良等于贞元年间将其与夫人姚氏，“拜手招魂，合葬于万年县龙首乡原”《唐代墓志汇编》，第1850页。张籍《征妇怨》曰：“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汉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张籍：《征妇怨》，《全唐诗》卷三八二。可见唐代招魂葬流行之普遍。
８．明器越制
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就是专供死者灵魂在阴间使用的墓中随葬品。明器制度也已经完善和定型。当时，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墓葬中的明器数量、规格、种类，都有明确规定。《大唐元陵仪注》曰：“凡丧葬供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场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通典》卷八一《礼·凶》。开元年间又有削减，各品官的明器数量又规定庶人明器不得超过“十五事”，“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以后各朝有关明器的规定，大至参照唐朝，稍有增减。
但从文献和出土墓葬材料看，唐朝社会往往丧葬越制，明器数量大多超出礼制规定。如唐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三座墓葬，虽均被盗，但至今出土的明器仍达3000余件。《乾陵稽古》，第34～42页。至于一般官员，如葬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官居二品的郑仁泰墓，墓中仅残存的明器俑就多到483件；葬于总章元年（668年）官居三品的爽墓，残存俑数达383件，都远远超过朝廷规定的“九十事”。
９．墓碑盛行
用于镇墓的石狮在墓前立碑的习俗汉时曾经流行；魏晋时由于簿葬盛行，朝廷一度有禁令在墓前立碑之规定，故一度衰微；南北朝时，厚葬之风抬头，墓碑习俗又重新兴起；隋唐继北朝遗风，社会上盛行厚葬，故墓前立碑设镇墓兽之风又大行于世。墓前立碑、设镇墓兽和墓内设志，成了隋唐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宋人赵明诚《金石录》所收集的1533件隋唐碑刻中，有隋朝墓碑墓志32通，唐朝墓碑墓志516通，占整个隋唐碑刻的三分之一以上，足见隋唐时期墓碑和墓志习俗之普遍。
隋唐时期，丧葬有制，朝廷礼制对皇帝以下王公大臣及百官庶民的墓碑规格有严格的规定，如隋代规定：“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隋书·礼仪志》。唐代规定：“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不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着闻，虽不仕亦立碣”《唐会要》卷三八《葬》。体现了严格的等级性。
10．丧服有变
唐代居丧服制颇多变革，根据《开元礼》及《旧唐书·礼仪态》的记载，唐代服制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礼经》规定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唐改为齐衰五月。第二，为嫡妇旧服大功，现加为期年。第三，为庶妇旧服小功，今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第四叔嫂以前无服，今服小功五服报。第五，弟妻及夫兄加为服小功五月。第六，为舅旧服缌麻，今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以上为唐贞观十四年所定）。第七，舅为外甥亦服小功五月（此条为显庆二年所定）。第八，父在为母齐衰三年（此条为上元元年武后上表所定）。第九，亲姨舅服小功五月。第十，舅母服缌麻三月。第十二，堂姨舅袒免（以上为开元二十三年定）。
唐代居丧之礼在《唐律》中被系统而完整地确定了下来，开始了居丧礼仪的全面法律化阶段。根据《唐律疏议》所载，唐代违犯居丧制度的罪行主要包括以下几项，这些罪行均用刑事手段加以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