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作人来说，文化人类学几乎是一个取之不竭的灵泉，安德鲁？朗给予他的不仅是从神话、民俗等方面的对于人类文化的一般性思考，而且还把他引向了某些更边缘的探索领域。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他对于生物学的兴趣，看看他是如何由人类而转向了动物，又是如何将生物学方面的知识运用于人类自身研究的。
周作人曾说，他对于人类学的兴趣原因不在于“学”，而是在于“人”，而对于人的研究不仅要注重他所创造并置身其中的文化，而且还要考察他在自然中的地位，也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所谓的“化中人位”。就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化中人位”的问题，周作人顺着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了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
早在十几岁上，周作人就已经开始涉猎大量自然名物方面的古书，这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唐代丛书”中的《毛诗草木疏》、《毛诗品物图考》、《而雅音图》、《本草纲目》、《野菜谱》、《秘传花镜》等书，尤其是《花镜》一种，他不仅有石印的康熙原本，而且还买了一部日本翻印本，直到晚年，他对这本书的“爱好之心始终未变”。
《花镜》是一本花木栽培方面的园艺书，但它教给周作人的却不是如何种花，而是对自然的热爱。关于这本书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看他1899年10月6日日记中细腻的描写：
午至乌石墓所，拔老勿大约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长故名。高仅二三寸，叶如栗，子鲜红可爱，过冬不凋，乌石及多，他处亦有之。性喜阴，不宜肥，种之墙阴背日处则明岁极茂，或天竹下亦佳，须不见日而有雨露处为妙。
早期的这些涉猎无疑培养了周作人对草木虫鱼的极大兴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道教化与伦理化的自然观（如雀入大水为蛤、腐草化为萤、蚯蚓与阜螽为偶、鸟反哺、羔羊跪乳等等）却常常使他感到困惑，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抱怨中国没有真正的生物学，如“自然科学在中国向不发达，我恐怕在‘广学会’开始工作以前，中国就不曾有过独立的植物学或动物学”，又如“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到传师给我们翻译洋书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学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等等。然而抱怨终归是抱怨，他并没有忘记一贯的做法，那就是“只好到外国书中去找寻了”。
他也的确找到了，最初是怀特（G.White）的《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其后又得到了法布尔（J.H.Fa bre）的《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对周作人来说，这两本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关于动植物方面的科学知识大都是由此而获得的。
关于这两本书及其作者，周作人都曾专文作过详细的介绍。吉尔伯特？怀特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兼散文作家，曾任塞耳彭地区副牧师。1750年以后，他开始与当时两位英国博物学家本南特（T.Pennant）和巴林顿（D.Barrington）长期通信，讨论博物学方面的种种问题。1767年，他开始写塞耳彭地区的自然史，并于1789年出版印行，此后重印不绝，为英国古典中唯一的一册博物学方面的著述。
《塞耳彭自然史》以书信体形式写成，其中与本南特的通信44封，与巴林顿的通信66封，计110封信中，主要记述塞耳彭地区各种动植物的生活习性。生物中又以鸟为主，野兽及草木虫鱼次之。关于这些内容，周作人写道：“我个人所喜欢的还是昆虫，而其中尤以讲田蟋蟀即油葫芦，家蟋蟀，土拨鼠蟋蟀即蝼蛄的三篇为最佳。”他曾计划过翻译介绍这3篇通信，但由于篇幅太长，最终只选择了较短的《蜗牛与蛞蝓》一段。译文如下：
无壳的蜗牛叫做蛞蝓的，在冬季气候稍温和的日子便出来活动，对于园中植物大加损伤，青麦亦大受害，这平常总说是蚯蚓所做的。其有壳的蜗牛，即所谓带屋的（Phereoikos），则非到四月十日左右不出来，他不但一到秋天便老早的隐藏到没有寒气的地方去，还用了唾沫做成一层厚盖挡住他的壳口，所以他是很安全的封了起来，可以抵挡一切酷热的天气了。蛞蝓比起蜗牛很能忍耐寒冷，这原因盖由于蛞蝓身上有那粘涎，正如鲸鱼之有脂肪包着。
蜗牛大约中夏交尾，以后把头和身子都钻到地下去产卵。所以除灭的方法是在生殖以前把他弄死愈多愈好。
大而灰色的无壳的地窖蜗牛，与那在外边的蜗牛同时候隐藏起来，因此可以知道，温度的减少并不是使他们蛰居的唯一原因。
这以后，《塞耳彭自然史》成了他经常谈及和引用的对象，比如在《猫头鹰》一文中，他引用了书中所讲猫头鹰为捕鼠能手一节；在《萤火》一文中，他引用了怀特描写萤火虫的一段话；此外《蚯蚓》一文中也出现了引自本书的内容。
关于《塞耳彭自然史》一书，周作人曾收藏有“司各特丛书”、“万人丛书”、“奥斯福的世界名著”以及英国生物学家艾伦（G.Allen）编订的版本等4种，他对这本书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一书。让？法布尔是近代法国博物学家和通俗博物学作家。顾名思义，《昆虫记》就是讲昆虫生活习性的，但它却有着不同于一般生物学著作的独特的魅力，“读了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更有意义”，法布尔“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却用了观察和试验的方法，实地的记录昆虫的现象，本能和习惯之不可思议和神妙与愚蒙”。此外，作者又是文学天才，素有“科学诗人”之称，法国剧作家罗斯丹（E.Rostand）评价他说：这位大科学家像哲人一样地思考，像画家一样地观察，像作家一样地去感受和描写；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M.Maeterlinck）则称其为“昆虫的荷马”，所有这些，周作人都认为是最为确当的评语。
对于这本书及其作者，周作人似乎有着更为深厚的感情，他不仅想方设法购买到了好几种英文和日文译本，声称“不过这一点，但已经尽够十分佩服这‘科学的诗人’了”，而且还发出感叹：“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这的确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情，他的佩服是真诚的，羡慕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也是热切的，但有一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希望下去，而是亲自动手翻译了《昆虫记》中的《爱昆虫的小孩》、《蝙蝠与癞虾蟆》、《蜂与蚁》以及《蜘蛛的毒》等若干篇小文，一则表示对这位普罗旺斯（Provence）的“科学诗人”的敬意，同时也在希望中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除上述两人外，周作人介绍过的博物学家及作家还有威尔斯（H.G.Wells）与赫胥利（Sir J.S.Huxley）、汤姆森（J.A.Thom son）、斯密斯（R.B.Smith）等人，这里不再细谈。
如果说周作人对于生物学的兴趣只限于一般的介绍，那么他在这方面的涉猎在意义上就要打折扣了，而这种取道也并非他一贯的风格。的确，周作人之与生物学，当然不能排除纯粹的个人爱好，这一点正如他曾经所言：“派克洛夫所著《动物的求婚》与《动物的幼年》二书，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虽然并不一定要寻求什么教训。”但总而言之，“寻求教训”至少也是他从事这类杂学的目的之一。
在《我的杂学》中，周作人借用《论语》上的话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单从这句话来看，他要从生物学中寻求的教训可谓是不一而足的。比如读了汤姆森的落叶的文章，他从这简单的自然现象中看到的是树叶的忠诚等等，这是植物学里得来的教训，至于动物学，则更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鹿和羚羊遇见老虎，跑得快时保住了性命，跑不脱便干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实的饱吃一顿而去，决没有什么膺惩以及破邪显正的废话……我们遏塞本性的发展，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拿了这样文明人的行为去和禽兽比较，那是多么可惭愧呀。
周作人想要说明的是，动物的行为无论是柔弱还是残暴，终归是本能或本性所致，而人类应接受文明的约束，如果以弱肉强食或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那便是虚伪的兽性，其结果是禽兽不如了。他接着说：“要提醒他们的迷梦，最好还是吩咐他们去请教蚂蚁，不，不论任何昆虫鸟兽，均可得到智慧。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我之称赞生物学为最有益的青年必读书盖以此也。”
总之，周作人认为，生物学的知识未始不可以作为整个人生问题研究的参考资料，他甚至“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而他从生物学的这种教训所得出的人类行为的标准便是：“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
由此可见，周作人之所以要致力于生物学的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求伦理之自然化，二是求道义之事功化，但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作为文学家的另一方面的追求，那就是体现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化的一面。事实上，他在阅读和介绍生物学著作时，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且他最喜欢的《塞耳彭自然史》及《昆虫记》都具有极高的文学鉴赏价值，这也可以说是他出于天性的自觉的选择。此外他自己的描写草木虫鱼的文章不仅都是文笔优美，而且还常常引用著名诗人作家精彩的段落来营造更美的意境。比如《苍蝇》中有琉善、荷马及小林一茶对苍蝇的赞美之辞，《鸟声》中有萨福、纳什和雪莱的优美诗句，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里随手拈来两例，其他便只好从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