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对周作人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杂览与杂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至此仍无法对这一问题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同文学作品的译介一样，他的民俗学研究与介绍也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欧洲的，一是日本的，事实上，周作人在日本民风民俗研究与介绍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
周作人于1906年来到日本东京，在那里一住就是6年，用他的话来说，虽然“对于文化上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了”。的确，对于惜时如金的周作人来说，6年并非是短暂的一瞬，因而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一切经历都成了他永远“可亲”与“可怀”的记忆，也成了他永远有所感发的话题。
事实上，这种感发从他一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当日傍晚，在鲁迅寄宿的伏见馆里，他遇见了馆主的妹妹，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少女打着一双赤脚，这在日本本来是常见的事，但却给周作人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他随即想起了张汝南的“江南好，大脚果如仙”的诗句，时隔15年，他又写了《天足》一文赞美这种洒脱的风俗之美，到了1942年，他在《日本之再认识》中再一次谈到了这个话题。总之，以赤足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的“良风美俗”于周作人而言就是到了如此“大可喜矣”的程度。
有了这最初的印象，周作人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爱好天然，崇尚简素”的日本风土民情的观察、介绍与研究。
一、风俗与民情
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之十四”中回忆道：
我们对于日本感觉兴味，想要研究他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方面摸索很久之后，觉得事倍功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入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急切不能直入，则先注意于其上下四旁，民间传承正是绝好的一条路径。
在与宗教有关的“民间传承”的研究中，他首选的是柳田国男的主张。柳田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乡土研究》月刊的主编，他在与日本国民生活史有关的乡土研究方面造就颇深，周作人对其学识及文章很是佩服，并“从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不少的利益与悦乐”。
周作人对柳田氏的研究与介绍可谓是相当系统的，从日本留学期间到回国以后，他曾收集了柳田国男的10种著述：《石神问答》（1910年版）、《远野物语》（同上）、《山岛民谭集》（甲寅丛书，1914年版）、《乡土志论》（炉边丛书，1922年版）、《祭礼与世间》（同上）、《海南小记》（1925年版）、《山中之人生》（乡土研究社丛刊，1926年版）、《雪国之春》（1928年版）、《民谣之今昔》（民俗艺术丛书，1929年版）以及《蜗牛考》（语言志丛书，1929年版）。在上述著作中，周作人重点介绍了《远野物语》一书：
《远野物语》一卷，计一百十九则，凡地势时令，风俗信仰，花木鸟兽，悉有记述，关于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等事为尤详，在出版当时洵为独一无二之作，即在以后，可与竞爽者亦殊不多，盖昔时笔记以传奇志怪为目的者，大抵有姑妄言之的毛病，缺少学术价值，现代的著述中这一点可以无虞，而能兼有文章之美如柳田氏的却又不能多见。
由此可见，《远野物语》对周作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民俗学上使他获得了丰富知识，一是文章的文笔精美使他获得了愉悦之感。下面让我们看一看第109节的译文：
中元前后有雨风祭，以稻草为人形，大于常人，送至歧路，使立道旁，用纸画面目，以瓜作为阴阳之形附之。虫祭之稻草人无此等事，其形亦较小。雨风祭之时，先在一部落择定头家，乡人聚而饮酒，随以笛鼓同送之至于歧路。笛之中有桐木所制之法螺，高声吹之。其时有歌曰：
祭祀二百十日的风雨呵，向哪方祭，向北方祭呀。
本节中提到的“风雨祭”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民俗学里的丰富的趣味”，至于文章之美，这里虽未见原文，却不难从周作人那娴熟的译笔里体味出来。
周作人在评价柳田国南时这样写道，“在日本新兴的乡土研究上，柳田氏的开荒辟地的功劳的确不小，即此也就足以使我们佩服了”，“柳田治学朴质无华，而文笔精美，令人喜读，同辈中有早川孝太郎差可相拟”。这里的早川孝太郎就是周作人要介绍的另一位日本民俗学家。
早川孝太郎是一位学者兼画家，其著述包括《三州横山话》、《能美郡民谣集》、《羽后飞岛图志》、《猪鹿狸》、《花祭》等，其中周作人最喜欢的是《猪鹿狸》一书。《猪鹿狸》是关于动物生活的一本小册子，但不是属于生物学的，而是民俗学的，其中讲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对书中所讲的野猪、鹿与狐狸的有趣故事，周作人曾以书名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作了详细的介绍。
除上述两人及其著述外，周作人专文介绍过的还有佐佐木镜石的《听耳草纸》、《江刺郡昔话》、《紫波郡昔话》、《东奥异闻》、《老媪夜谭》等民俗学论著，此外还介绍了中田千亩的民间故事集《和尚与小僧》，葛齐北斋的浮世绘画集《隅田川两岸一览》，反映中元祭祖的“盆踊”，反映情死的“心中”，反映浴池风俗的“混堂”，反映庙会风俗的“缘日”，反映祭祀风俗的“雏祭”，反映节日风俗的“五月人形”，反映鬼神风俗的“鬼念佛”，反映饮食风俗的“牛肉锅”、“果子与茶食”、“粗点心”、“普茶料理”等等。总之，周作人对日本民风民俗的考察几乎到了包罗万象、无所不及的程度，这里谈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二、江户风物与浮世绘
周作人对日本的绘画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户时代的风物画，一是德川时代的浮世绘。关于江户时代的风物画，他研究并介绍过的一是户？正幸编的《江户之今昔》，该画集内收反映旧东京府下今昔史迹的图画百余幅，并收民间用具图片60余幅；第二种是福原信三编的画册《武藏野风物》，该画册从日本摄影协会拍摄的濒临绝迹的武藏野及乡土风物的一千多幅图片中精选144幅汇编而成，卷首有柳田国南的序言，柳田氏的颇有见地的介绍也是周作人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关于德川时代的浮世绘，周作人首先对它的历史进行了如下详细的考察：
日本绘画，初多模拟唐土，不自成家。后堀川天皇时，藤原信实始创大和风绘，其孙土佐守隆立为土佐派，传至光信，业始大成。光信弟子原信，别立狩野派，皆日本画也。岩佐又民卫画仿土佐，而多写时代风俗，启浮世绘之端……往昔画人，多仿汉风，但书别号而不名。师宣始自署名字，题曰大和绘师。盖浮世绘自菱川而独立，始成日本自有之美术，至今不替。其后有岛居、铃木、歌川诸家，各自名世。及喜多川歌出，时称极盛。次有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皆自成流别。明治之世，绘师尚多，举其著者，如尾形月耕、镝木清方等，今尚存，此绘史之大略也。
与此同时，在对浮世绘的研究与介绍过程中，周作人虽然也注意到了画风与画技的一面，指出其“曲线优美，色彩浓丽，雕镂模印，靡不精妙”，但他更注重的还在于浮世绘所反映的民俗学上的意义，指出其“重要特色不在风景，乃在于市井风俗，这一面也是我们所要看的”，其“背景是市井，人物却多是女人，除了一部分画优伶面貌的以外，而女人又多以妓女为主”。
的确，浮世绘所表现的那种寂寞凄苦而又幽玄如梦的哲学思想不啻给周作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请看他翻译并一再引用的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对浮世绘的描述吧：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寒唇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依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这就是令周作人终生难忘的浮世绘的魅力所在，经过他的诠释，浮世绘不仅仅是日本独有的为世之稀有的“一纸之画”，尽管它的“画面很是富丽，色彩也很艳美”，但这“富丽”与“艳美”底蕴里却“常有一抹暗影”，这“暗影”会令人有“怅然之感”，它透出的是一种悲哀，一种令周作人同样有所感悟的“东洋人的悲哀”。
三、川柳、落语与俗曲
周作人对日本民俗的研究与介绍应该说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其一是对纯粹的民俗现象的考察，如乡土与民艺、江户风物与浮世绘等，其二是与文学作品译介同时进行的川柳、落语和俗曲的研究与介绍。严格说来，川柳、落语和俗曲本应归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周作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则不仅仅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释读的。换言之，他一方面把川柳等作为崭新的异域文学体裁加以研究并介绍到国内文坛，但同时又强调了其民俗研究上的意义，或者说，他更注意的是这些形式的民间艺术性及其所具有的乡土与民艺方面的重要价值。再退一步说，他认为这些形式即使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看待，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文学中的末流――民间或乡土文学，因为无论从形式来看，还是就内容而言，川柳、落语和俗曲的一切特质都不过是那些“引车卖浆之徒”所赋予的。事实上，周作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1944年写的《我的杂学》一文中，他就把川柳等划入了自己杂览与杂学的范围。比如他对川柳这样描述道：“浮世绘如称为风俗画，那么川柳或者可以称为风俗诗吧。”这里我们从“风俗”一语不难看出周作人对川柳研究的重点所在。
周作人最初认识川柳是从宫武外骨的杂志《此花》开始的，由此他也产生了对川柳的兴趣。宫武外骨是明治时代著述界的一位奇人，曾以刊物形式印行过多种风俗类小册子，其中如《笔祸史》、《私刑类纂》、《赌博史》、《猥亵风俗史》以及《卖春妇异名集》等都很有价值。《此花》创刊时实际上是介绍浮世绘的月刊，连续刊行两年后，又开始了对川柳的介绍，也正是从它出版的《川柳语汇》一书中，周作人得到了有关川柳的基本知识，并由此开始了对川柳的进一步研究。川柳原称“狂句”，是由俳句变化而来的一种讽刺诗，“川柳”一名源于绿亭川柳其人，他生于18世纪末期，原本是芭蕉派门下的俳人，后脱离俳坛，开创“柳风狂句”，遂成为川柳派始祖。
川柳在形式上与俳句相同，只是用字更为自由，较少受规则上的限制，此外，俳句大都使用文言，而川柳则用俗语，专咏人情风俗，加以讥讽。关于川柳的风格，周作人认为，其讽刺多具类型性，如荡子迂儒，逃亡负债之徒，都是“柳人”的好材料，但它所讽刺者并不限于特殊事项，即是极平常的言语行为，也因了奇警的“着眼”与造句，可以变成极妙的“略画”。关于川柳的最大妙处，周作人这样写道：
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很有含蓄的投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又正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泪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像青椒那样的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事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有他的讽刺，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的诅咒。
不过周作人认为，川柳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川柳的文句太粗俗，不能算是优美的文学，但这种雅俗的观点并不能作为评判川柳是否优劣的标准，其实“他的那种对于一切人事的真率的坦荡的态度倒还是他的好处，他的所以胜于法利赛文学的地方”。川柳的缺点，一是“他的过于理智，他的教训或骂倒”，其次是“他的反动的思想……充满了儒教的专制思想，对于新的事物常加无理的反对”。
此外，川柳虽然最能代表东京人的“江户子气质”，并在“机警洒脱”这一方面有着俳句短歌无法企及之处，但在翻译介绍的过程中，周作人却是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川柳多以日本民族特有的人情风俗为材料，假如不理解这些材料，就无法真正懂得并欣赏川柳所表现的滑稽与讽刺，而不幸的是，这些材料也的确的是殊难理解的；其次，川柳又有着独特的诗形，而它的趣味也多半寄于这种诗形。所有这些，都为川柳的翻译造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无可奈何中，周作人只从众多的川柳作品里拣出30余首“明白易懂”的，并极不情愿地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以期读者能略见一斑。然而不幸的是，尽管译者煞费苦心，某些川柳仍会使我们有一种如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或者即使略微明白，其中的情趣却是不易懂得。为略见一斑，下面从《日本的讽刺诗》一文中选出几个例子：
1.水上施食，讲着媳妇们的事，船已到了岸。
2.哭哭啼啼地，还拣取好的，――分寿货。
3.河东节，亏是亲戚，听了他两出。
4.长坐的客，烟管放进去，又拿出来。
5.仔细看时，够得到的地方都是涩柿子。
6.衣锦归来，却早是人妻了也。
7.象棋败了两盘，再说借钱的话。
8.银烟管失落的话，已经听了三遍。
9.“据说是很美丽呢，”后妻这样说。
10.劝诱员，这回是称赞院子里的松树。
周作人对落语的兴趣也是从日本留学期间开始的，在东京时，他为了学习日语曾多次专门去看过落语的演出，所谓“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落语是日本民间文学的一种，平常在杂耍场口演，称为“说话”，也就是中国所谓的相声，不过它只是一个人演，装作两个人的口吻，实际上是一种小笑话。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中有关于落语的注释：“演述古今事谓之演史家，又曰落语家。笑泣歌舞，时作儿女态，学伧荒语，所演事实随口编撰，其歇语必使人解颐，固曰落语。”又在《日本国志》中有云：“演述古今事，藉口以糊口，谓之演史家，落语家。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张手流目，骑膝扭腰，为女子样，学伧荒语，假声写形，虚怪作势，于人情世态靡不曲尽，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故曰落语。”
此外关于落语的演出情形，周作人曾引用过森欧外的一段描述：“刚才饶舌着的说话人起来弯着腰，从高座的旁边下去了，随有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道：官客们的消遣就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工人带了一个不知世故的男子到了吉原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讲义。”
周作人曾收集了不少有关落语的书籍，如宫崎三昧的《落语选》、关根默庵的《江户之落语》及《讲谈落语今昔谭》、安乐庵策的《醒睡笑》、安藤鹤夫的《落语鉴赏》及《落语绅士录》、今村信雄的《落语事典》以及讲谈社的《落语大全》等等。他虽然曾多次有过把落语翻译介绍到国内的念头，并打算出一本日本落语选的小册子，但仔细权衡后，终究没能付诸于实践。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落语所讲的“不是我们所不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比如他曾举过《落语选》中《座笑土产》一则笑话：“近地全是各家撒豆的声音。主人还未回来，便吩咐叫徒弟去撒也罢。这徒弟乃是吃吧，抓了豆老是说，鬼鬼鬼，门口的鬼打着哈欠说，‘喂，是出去呢，还是进来呢？’”这则落语讲的日本立春前夜撒豆的典故，如果不知道这个典故，便没有什么意思了。
其次是落语所表现的不健康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周作人说：“两国习惯风俗固多殊异，但以关于性生活的尤为显著，日本自古原来皆有公娼，娼妓之外又有艺妓，另外还有帮闲称为男艺妓，戏笑作剧，用以作兴，在落语里都是主要人物，甚为重要。”他接着举了《挑选》一例：妓女喜濑川厌恶土财主的客人木兵卫，诈言病死，木兵卫非要到她的坟头献花不可，妓院相帮的没有法子，只能领他到寺院坟地上，漫指一墓碑，及审碑上文字乃是老翁或少女，木兵卫问到底哪一个是，答说，都在一排里，请你挑选吧。在这一则落语里，“挑选”一词是日语中的成语，意指嫖客上妓院时挑妓女，这一点是我们极不易懂的。除此之外，故事里所表现的是低级趣味的琐事，也即周作人所谓的“不健康的生活”，这一点也是他所不能认同的。
总之，周作人对落语的兴趣始终只限于个人的爱好，或者说只是作为自己杂览与杂学的一个方面，他前后所做的不过是写了两篇文章，对落语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此外与落语有关的还有反映日本民情的民间笑话。周作人曾经说过，要想了解一处地方的民情，一个巧妙而简便的办法是去看这地方的笑话。虽然他对日本民间笑话的兴趣没有像落语那样的程度，但也曾在一篇文章里译出过几篇，并对每篇笑话所反映的“世间普通的事情”作了大致的介绍。
最后是俗曲。俗曲（周作人也称之为“俗歌”）是日本民间诗歌的一种，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凡不合音乐的歌曲大都可以算作这一类，其中以盆踊歌、端呗与都都逸最为重要。在内容上，俗曲“多以爱情为题材，赞扬的是恋爱与情死，处处显出人情与义理的冲突。”这里的“人情与义理的冲突”也正是周作人历来看重的话题之一。
周作人收集到的俗曲方面的材料有僧人隆达编撰的《隆达百首》、近松的《天之网岛》、佐佐醒雪的《俗曲评释》、高野斑山的《俚谣集拾遗》及《日本歌谣史》等。在介绍方面，他曾写过《艳歌选》、《日本的小诗》等文章，此外还在《我的杂学》中对俗曲有过专门的论述。除此之外，他还于1921年译出过60首俗歌，再加上一篇译文序言，也可以说是成功地将这种独特的日本民间文学形式介绍到了国内。
凡具有深厚民俗内涵的东西对周作人总是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俗曲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种诱惑力，他曾在《我的杂学》一文中评述所译的俗歌60首时说：“耽想那卑俗的但是充满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为乐，此情三十年来盖如一日，今日重读仍多所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