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匈牙利文学，这里不能不首先提到裴多菲（Petfi Sandor）。裴多菲是匈牙利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诗多歌唱生活与爱情，歌唱民族的觉醒与祖国的自由，最后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最伟大的史诗，成为匈牙利文学史上最光辉的名字。裴多菲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以及他那或缠绵或激昂的诗篇曾经影响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周作人当然也不例外。
周氏最早介绍裴多菲的文字是《裴彖飞》一文，文中写道：裴多菲“幼而瑰特，有三事异人：素爱独立，愿为优，天才长于诗也”。（钟叔河，卷8，1998：540）在该文中，周作人还翻译了他的“自由，爱情”一首诗：“欢爱自由，为百物先。吾以爱故，不惜舍生。并乐蠲爱，为自由也。”这首诗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茅盾先生也指出：“裴多菲的诗是青年的诗，凡读了裴多菲的诗，无有不激发起青年的精神的。他是一个匈牙利爱国诗人，但是读了他的诗，看不见匈牙利的他，只剩下一个爱人类爱自由的裴多菲了。”这也应该是周作人当时的感受，他曾以同样的热情歌颂过裴多菲，并将他与拜伦相提并论，称其为真正的“革命诗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裴多菲之于周作人，其影响远不如对鲁迅或茅盾等人那么深刻，在匈牙利作家中，周作人投注了更多心血的是小说家育珂摩耳（Jók ai Mór）。育珂摩耳是匈牙利著名作家，一生著述甚多，达200余种，他尤其以历史小说见长，被誉为“匈牙利的司格特”。周作人于1908年6月翻译了他的《匈奴奇士录》，并在所作“序”中对作者及所译小说作了介绍。这部小说描写了1848年革命中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民族压迫的斗争，关于这场斗争的背景，周作人在“小引”中写道：“匈牙利故黄人，而民殊杂糅，中以摩陀尔人为主，什克勒义云边人，亦其近族，方匈奴也。其民自称阿帖拉之众。阿帖拉者，匈牙利语曰遏谛来，匈奴之长。”在这场独立战争中，摩陀尔人和什克勒人力量很强，引起其他非匈奴民族的猜忌，于是奥地利统治者从中施展阴谋，挑拨离间，使独立战争以失败而告终。1910年，周作人又写了《育珂摩耳传》一文，文中对育珂摩耳的一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育珂著作，流别出于古风，故其书多传奇，意在自怡悦，非如近代文家，欲探讨人生疑义，发其隐微……育珂为小说，长于创造，所作长短二百余种，皆各具新彩，无相因袭。其行文亦轻巧，机局徐展，妙绪环生，不暇应接。顾其弊在张皇粉饰，为传奇派同病。育珂又长于滑稽，特未尝流于纤薄，或为刻苦，惟轻妙可人意，益以神思挺拔，附以藻采。故每成一书，情态万变，？丽富美，善移人情，盖自《一千一夜》以来，鲜雠对也。（钟叔河，卷8，1998：550）
由引文可见，就《匈奴奇士录》而言，周作人感兴趣的在于它的“古风”韵味，也在于作者那种“神思挺拔”、“善移人情”的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似乎稍微远离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所倡导的主题思想，但“移情”一说与周氏在《红星佚史》“序”中所提出的观点还是一致的。此外，这本书的翻译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10年以前，它一方面反映了周氏当时的思想状态与文学情趣，同时育珂摩耳总算是一位“被损害民族”的革命作家，而且《匈奴奇士录》所记故事也与民族独立有关，因此，这本书的翻译也应该视为“被损害民族文学”运动的一个先声。
1910年12月，周作人又翻译了育珂摩耳的另一篇小说《黄蔷薇》。该书是作者晚年富有现实意义的一部优秀作品，它描写了匈牙利古老草原上两个青年男子同时爱上一位酒店姑娘的故事，展现了迷人的草原风光以及绚丽多姿的草原人民的生活。故事以姑娘被一位异国富商带走而结束，由此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金钱对人们的诱惑。《黄蔷薇》中牧歌似的美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他将此作誉为育珂摩耳之“绝唱”，其“文思富美，盎然多诗趣”，“且事出匈牙利大野，其地民风物色，别具异彩，观所叙述，宛若画图”，“故读其书，泛以小说论之，可；然不若取其美致，作诗词观之，尤可欣赏也”。（钟叔河，卷8，1998：553）
周作人深深地陶醉在了这种“美致”之中，他认为育珂氏的这部杰作可与两千年前古希腊诗人谛阿克列多斯的牧歌相媲美。他对两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并以谛阿克列多斯几首牧歌作为引衬来说明两者所共有的“？丽富美”之处。
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黄蔷薇》不尽然是古希腊牧歌的仿拟之作，正如周作人在《〈黄蔷薇〉序》中所言：《黄蔷薇》“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用理想亦不离现实，则较古为胜，实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也”。（同上：558）也就是说，除牧歌的美以外，周氏所注重的的确还有这一层脱离了唯美色彩的“不离现实”的意义，而且作者对祖国风物的倾情描写本身也蕴涵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也可以说正体现了周作人一贯提倡的“益智”与“移情”的文学创作与翻译观。
同《匈奴奇士录》一样，《黄蔷薇》也是从英文转译的，不过它的译者是丹福特女士（Beatrice Danford），而《匈奴奇士录》则是由倍因先生（R.N.Bain）翻译的。提起这位倍因先生，周作人总是难以忘怀的，他在《〈黄蔷薇〉》中不无深情地说：“这些旧译实在已经不值重提，现在所令我不能忘记者却是那位倍因先生，我的对于弱小奇怪民族文学的兴趣，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译书而唤起的。”倍因是英国皇家博物馆馆员，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懂得多门语言，他著有《安徒生传》，翻译过俄国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及芬兰作家哀禾的小说，此外还译有丹麦、俄国、哥萨克、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童话，但他翻译最多的还是育珂摩耳的小说。周作人认为，就他个人而言，正是因为倍因，他才“知道文艺有匈牙利，正如由于勃兰特思（Brandes）而知道有波兰”。事实上，对周作人来说，倍因的影响不仅仅在这一个方面：“倘若教我识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读书的也应该是，无论见不见过面，那么R.Nisbet Bain就不得不算一位，因为他教我爱好弱小民族的不见经传的作品，使我在文艺里找出一点滋味来，得到一块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做军法官之流也说不定吧？”（钟叔河，卷8，1998：562）就文学生涯而言，这些话应该是属实的：直到几十年以后，当他根据倍因的版本译出《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和《乌克兰民间故事集》时，当他想到倍因先生给他带来的在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方面那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功劳时，他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倍因先生不仅仅是他弱小民族文学方面的蒙学老师，他还不啻影响了自己的一生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