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对于我来说是强项。当年我在海军陆战旅时，艰苦的体能训练中，我们每天至少要保持一个10公里和5公里的负重长跑训练。后来这个长跑的习惯我又坚持了多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长跑的速度和耐力，一般人还真难以与我相比。我迎着阳光跑去，对温暖与生命前所未有的极度渴望使我萌发了无穷无尽的动力。当我一鼓作气冲出王圣堂村牌坊，一眼发现邓世祥正坐在街沿上喘粗气。
“站住！快给我站住！”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邓世祥，“黑老大”带人追踪而至，大砍刀挥舞着。我来不及停下，凭借惯性拽上邓世祥向马路狂奔。
我们冲出了王圣堂牌楼，接着又跑到了人流细密如织的广园西路口。这时，一辆从白云区瑶台开往广州华葆公园的189路公共汽车正好迎面驶来。此时的我真像溺水的人突然捞到一根救命绳子一样，我拉着邓世祥的手，什么也没多想，还没等司机将车开到站牌前停稳，我们就向车门扑过去。
我想也没想，就将身上仅有的两张10元纸币统统塞进了投币箱，这20元钱正是临出门时黑老大给我们作路费的。随着公共汽车大门啪的一声关紧，我和邓世祥紧悬着的心终于才放下来。
接着，我们这两位死里逃生的年轻人，情不自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邓世祥紧握着我的双手，哽咽着对我说：“好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见到我们熟悉的南方日报大楼，重新沐浴到这春日明媚的阳光，我像一个刚从地狱里逃出的囚徒，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南国四月新鲜无比的空气，我这个时候才深切地感受到阳光是如此的温暖！活着真好！
获知我们的惊心历险后，报社几位领导先让我和邓世祥休息两天，同时也让我们合作写出一份有关此次采访的全部经过，报社准备以两个整版的版面发表这篇独家报道。
4月5日，根据报社领导的决定，采访部主任任天阳带领着我、邓世祥、魏东和一位当时负责省厅新闻的同事，前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的省公安厅，汇报我们在广州王圣堂采访时的遭劫情况。
省厅的有关领导获悉《南方都市报》记者因为暗访黑窝而历经九死一生的情况后，极为重视，马上在我们的反映材料上作了批示，指示广州市公安局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要加紧力度，破获此案，彻底清除这一无法无天的黑恶团伙，为羊城人民除去一大害。随后，广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队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负责侦破此案。
4月13日上午，我和邓世祥随同专案组的几名便衣民警继续在广园西路一带蹲守。为了便于抓捕，专案组还特意将一部吉普车摘去警方牌号，停在马路边。
上午10时20分左右，我和邓世祥正在华南影都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大门前转悠，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悄悄跟在了我的身后。我警惕地看了那家伙一眼，似乎很面熟，尽管此时他没有再像上次一样戴上墨镜，但那凶狠的模样，那尖尖的下巴，那走路的架势，早已像烙印一样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中。我心中不由一阵狂喜：我们等候了3天的鱼儿今天终于出现了！
此时的邓世祥也发现了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他紧张地捅了捅我的背，用惊愕的语气小声对我说：“快瞧瞧，那人是谁？我们好像又被跟踪了！”
我猛一回头，和邓世祥几乎同时喊起来：“黑老大！”
这个时候令我惊诧的不是有人在跟踪我，而是在转眼间的功夫，那跟踪我们的人竟然由“尖下巴”变成了“黑老大”！从这家伙躲躲闪闪的情形看他显然已经认出我们。他和那个“尖下巴”不知盯上我们多久了。我赶紧捏了一下邓的手心，暗示他此时千万不要紧张。
我拉着他不露声色地向前走去，同时向相隔不远的便衣警察发出了“蛇已出洞”暗号。我的手势刚收回，真正的黄雀从天而降，只见两个手脚利索的便衣分别从不同的方位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地扑上前去，一把将猝不及防的“黑老大”按倒在地，紧接着，只听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死死咬紧了那双肮脏的黑手。还没等这家伙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两双大手早就一把将他像鸡一样拎了起来，砰地扔进早停在路旁的那辆不起眼的吉普车里。但我既兴奋又揪心，因为那个阴险狡猾的“尖下巴”此时却趁机溜了。
经审讯，当日被抓获的“黑老大”正是这个“帮”有名的头目，姓于，41岁。王正曾揭发过。还有另一个“老板”，叫李××，他在家与“黑老大”同一单位上班，是湖南某煤矿人，下岗后在单位共带出7名职工，来广州从事抢劫犯罪活动，并成立了两个犯罪团伙。
历险归来后，我和邓世祥合作写了一篇有关暗访的长稿子。这篇署着我们两人名字的长约七八千字的文稿，由任天阳交到报社几名正副主编认真审阅后，送到了头版编辑案头上。
当时我在编辑部看到，这篇稿子的题目为《记者暗访王圣堂出租屋被黑帮劫财后险遭灭口》，在文前还特意将王正的那封长达好几页的举报信，以“读者来信冒险大举报”为标题，摘录了近千字，当时程益中和任天阳还亲自写了“编者按”。
起先，我们以为报社肯定会在近几天发出全文，没想一直拖了好几天，还是不见动静。后来，在任天阳的大力帮助下，我们的历险被香港一家媒体刊登出来，但《南方都市报》对此固守沉默，一直不见任何要发稿子的动静。
时间很快过去几个月了，眼见自己的报纸发稿无望了，在任天阳的协助下，邓世祥特意拿着稿件几次找到《南方日报》的内参部，希望作为省委党报的《南方日报》能够将这篇文稿以内参的形式刊登出来，好让省委及省政府的有关主要领导能看到，并对此作出批示，以便广州有关主管部门能加大力度打击那伙作恶多端的黑恶团伙，彻底铲除这个长期盘踞羊城的大毒瘤，为民除害。
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还是音讯全无。这篇稿子《南方日报》的内参到底也没能发出来。直到后来的8月上旬，《南方日报》将这篇未能发出的稿子递还给我和邓世祥，在原稿的附件上，还有一份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同志的亲笔批示。直至现在，范总的这份情真意切的亲笔批示还小心地保存在我手中。这位原《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南方日报》社社长的范以锦同志亲笔批示如下——
邓世祥、石野同志精神可嘉，多次不怕艰险采写有价值的新闻。不过，我觉得此次采访太冒险了。这些场所不是不能采访，但深入虎穴，在发现有人跟踪的情况下继续冒进，太危险了。而且万一给扫黄专业队抓住，也无法说清楚。尽管你可以辩解经领导同意，但人家还会反过来怀疑领导当保护伞。我们的优秀记者差点成了刀下鬼，看了这份材料令我心惊肉跳了好久。
这份材料内参也不能发，上级领导看了之后反而会指责我们的采访方法不对。可考虑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
范以锦
1998年8月8日
1999年1月份，广州公安部门在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和三元里、王圣堂一举捣毁了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色情抢劫团伙，并在广州白云区的新市镇及芳村区、荔湾区的有关出租屋里抓获了近20名团伙成员。因为这是警方的主动出击，是他们战斗的成绩，当然要向全社会公布。接着，广州公安局特意邀请了广州地区的主要媒体《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省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向所有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篇通稿。但是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此次新闻发布会惟独没有通知《南方都市报》……随后，广东主要媒体纷纷在各自的显著位置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但我至今无法知道，在此次落网的这些歹徒中，是否有“黑老大”的同伙？那几个和“黑老大”一起围攻我们的恶徒，他们是在此次落网人员之中，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为非作歹呢？因为我们清楚，在广园西路一带，像上面所落入法网的歹徒一样的团伙，有好几个，人数也绝非只有十几人……
1998年5月初，我在广州卧底历险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亲知道后一直为我的安全担心，并多次为我寄来了沾满泪水的家书，再三叮嘱我不要历什么险了，最好是回老家的报社工作。为了宽慰父母的心，此时一直在外流浪，已有几年没回家的我于6月初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的家乡。到家后，我又像往常一样，赶往距离我的村庄60多公里的殷祖镇文化站，探望了我的文学老师、此时已患癌症卧床不起的殷显扬先生。老人是我中学时期的文学启蒙老师，与我感情甚笃，几十年来，他在担任文化站长的同时，一直担任大冶南山头革命馆和红八军纪念馆的馆长，任过地方政协委员，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黄石市作协副主席。由于他一生笔耕不辍，成绩骄人，还曾入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一职。此时，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心中很是牵挂。躺在病床上的殷老师获知我在广州王圣堂死里逃生的历险经历后，为我的敬业精神连连叫好。老人拉着我的双手说：“在如今这金钱至上的世界，为老百姓主持正义，与邪恶作斗争，能做到不惜以生命相搏，实在不易呀！我为你感到自豪……”一生视写作为生命的老人，当即不顾病痛，表示马上要对此进行采访，为我写一篇报告文学。他不听我的劝说，不顾病痛，硬是向家人要来笔和纸，拉着我的手，在病床上对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采访。
老人又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南方的邓世祥。听说湖北的老作家要为我们的历险经历写篇报告文学，邓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与我一样，对《南方都市报》一直不发表有关报道而心里不痛快。现在听说有人采访此事时，赶紧积极地为老人提供有关资料，同时还乐呵呵地将自己的几张照片亲自寄给殷显扬老人。很快，这篇在病床上完成的作品，以《卧底记者历险记》为题，于1998年6月13日起开始在四川的《华西都市报》上以新闻连载的形式刊载了十几天，随后《华商报》、《重庆晚报》、《黄石晚报》等多家报纸纷纷转载，在此文中，王圣堂历险的过程占了较大篇幅。《华西都市报》刊发了我几张照片，6月25日亦刊发邓世祥一张戴着近视眼镜的相片，那上面的图片说明是：这就是“表弟”邓世祥。以致后来好多读者来信向我表示敬佩之情的同时，还特意向我的这位“表弟”问好。后来，国内畅销杂志《家庭》、《文摘报》等也介绍过我的历险经历。
写完这篇长文后，被癌症折磨了近两年的殷老师不幸于1999年4月病故。这位黄石地区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离世后，竟然会被别人诬谄为：“写手、是长期练法轮功的……”；而更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诬蔑他的人，就是他生前曾撰文称赞过的那位新闻记者邓世祥！有关祥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我的历险吓跑了我的爱情
其实，早在我采访银河治安员暴行和王圣堂暗访历险之前，我在报社领导的统一安排下，曾多次光临海珠区客村立交桥，对四周的黄色毒瘤现象进行过深入暗访，在暗访期间，我曾被“鸡头”识破记者身份，既而遭到对方手持棍棒的追打，危急之余，我被迫从三楼跳下逃命；1998年3月，我接到广州芳村一位民警的举报后，曾和两名同事深入过花地明珠大酒店的地下大赌场进行过暗访，不知是因为捣毁了赌场后得罪了人家，还是因为我连续跟踪报道了“银河村治安员打伤人”事件，在那后不久，我不但经常接到各式各样的威胁和恐吓，而且还曾收到黑帮寄来的一颗子弹头。关于这些历险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第一本书《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在此不再重复。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一系列的暗访经历，不但使我的人身安全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使那些关心我的朋友们为我提心吊胆，在后面竟然会会吓跑了我的爱情，令恋爱我的姑娘逃之夭夭。
1998年4月4日下午，也就是“黑老大”在王圣堂落入法网后的第三天，本来是在家中休息的我又忍不住回到了报社办公室。自从我们历险回来后，报社领要求我们放下一切工作，好好休息，并特意为我和邓世祥批了一个月的假。令我灰心意冷的是，我那位与我海誓山盟了近半年时间的女友不仅在此时坚决提出与我分手，而且还趁机掠走了我大半存款和可怜的一些财物。
这一切的起因均是因为我的历险。
我的这位女友在此暂且称她为红。她是江西省萍乡市人，时年24岁，是我妹妹的朋友。1998年间，我已进入都市报做记者，加上我平时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不再如从前那般贫困潦倒，除了必要的开支，不错的待遇使我每月都能存下一点钱。其时我的妹妹也从花都某个体工厂来到了海珠区一家中外合资的制衣厂做工，收入虽然不高，但我们的生活与以前相比确是宽裕多了。
一个周末，妹妹前往位于广州流花地区的白马大厦闲逛，在三楼一家专卖店档口认识了正帮老板卖衣服的红。一来二往两人很快就熟悉了，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他们相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红跟随我妹妹来到了我们租住客村的家中。当时我正好在家，于是大家一起买菜做饭。饭后，我们用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音响设备唱歌。
那一晚大家玩得十分开心，由于都是外来工，都是打工一族，我此次与红熟悉后，每天总能接到她的电话。不久，她又领着她的几位老乡来过我的出租屋，以“大哥”的身份将我向大家做着介绍。我一愣。我哪是红的大哥呀？妹妹当时看在眼里，见红似乎对我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了，不由乐在心头。我虽然是外向型的男子汉，但因为我心中一直残余着湛江那位千万富家小姐的倩影，那失恋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根本无心重觅爱情。同时，我平时与女性接触不多，无钱又无房子，才非八斗，貌不出众，虽然干的是记者这个职业，但还是没有女孩能瞧得上眼的，加上我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每天晚睡早起，有一点可怜的时间也不是看书就是写作，哪还有闲情逸致去追求女孩子呢？所以尽管早已赶上了大龄青年的班车，但我仍是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一个。
一个周末下午，我从外面刚一推开门，发现红又来了，她和小妹正热火朝天地在厨房里边炒菜边说话，因为放多了盐咋咋呼呼，本来那间冬天里稍显阴冷的出租屋一下子便有了融融暖意。出门在外的人，特别是我这四处漂泊的流浪者，更是看重这种家的氛围。那是漂泊者太疲乏后所渴望的一种归属感，让人从骨子里透着向往和眷恋。
红毕业于南昌某服装专业的一所高校，个子高挑，人也长得很漂亮。她性子泼辣，很有主见，同时也固执己见，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女孩。加上她从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服饰生意，练就了一口若悬河的好口才。特别是，随着不断的交往，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问长吁短的电话，她那无所不在的热闹劲成为竟渐渐成为我心头隐隐的期盼。为了能与我们兄妹更好的相处，红后来特意放弃白马大厦那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来到我住地不远的珠影附近找了一份工作。就这样，红和小妹感情越来越好，简直像是一个人，从形影不离很快到同吃同住，两人半夜挤在一张小床上相互取暖说着私房话，隔着一块布帘子，我常常在她们叽里咕噜声中沉沉睡去。
一天下班前，小妹又打来电话，说红今晚要来。那几天红来得很少，小妹说红家里有点事需要照料，脱不开身。我分明能感觉到，对于我的“消极怠工”小妹是极不满意的，她希望我这个做哥哥的能一口吃个胖子。听说红要来，我正感到高兴，小妹在那头用长辈的口气开始教训我，她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因为我的迟迟不表态怕是要永远失去红了，现在有一个浙江服装老板追红追得非常紧，已到了她不点头答应誓不罢休的地步。
早看出红对我有情有意、一直为我的终身大事着急的妹妹早就急了，连连催促我，让我不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再说红也是一个不错的姑娘。
在妹妹的撺掇下，我和红开始了心照不宣的恋爱。我下决心与红恋爱不仅是看到她外表清秀，口齿伶俐，待人热情，更是因为她也与我一样，同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总认为来自农村的女孩子能吃苦耐劳，做事能脚踏实地，不会像我以前相处的城里女友一样，看不起我这乡下人的出身，难以与我的家人交流。
刚开始时，我们倒也拥有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温馨时光。为了更好地相互照顾，红和妹妹都从各自的单位辞职出来，在客村一市场做起了个体。每天大早一同去市场摆摊，这样自然比打工好多了。
但好景不长。我与红之间很快就出现了磨擦。
有一句歌词写得好：相爱简单，相处太难。我想大凡每段没有结果的爱情都是如此。我带着红特意回到我的老家看望了我的父母，憨厚的家人听说眼前这位嘴巴乖巧、手勤脚快的漂亮的女孩子也是来自乡下，很高兴，当即催促我们早日成家，以便在外有个照应。平时一向节敛的母亲，还特好封了这位未来儿媳妇一个五百元的大红包。我知道，这钱可是母亲的血汗钱，大部分是母亲用地里产的绿豆、糯米、鸡蛋去城里换来一件件旧衣服，然后挑到四周乡下叫卖换取来的，每一分钱都饱含着母亲的一串汗水。得到家人认可后，我和红的结婚很快摆上议事日程。但红又是个十分现实的女孩子，她的心思说单纯也很单纯，只是催促我努力多挣钱，风风光光地操办婚礼。
红提出把握财政大权，我就开始将每月的工资连同奖金稿费如数上交。谁知我们第一次发生争执也正是因为红对钱过于看重。有一次办公室一位同事请病假叫我代领工资，我就领了放在口袋里，过几天见到同事便想起要把当月工资给他，一摸口袋发现那只鼓鼓的信封不见了，掏遍全身口袋和公文包也没找到。
回家以后我问起红，问了半天她承认是她拿走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肯再还回来。她的理由执拗地近于强词夺理：“钱我已经存起来了，是准备结婚用的不能动，你再去想办法挣了还人家。”后来我只好跟另一位同事借钱才算把工资一分不少交还那位同事。
我和红日益加深的矛盾还来自另一方面。进入南方都市报后，我先后采写了数篇揭露性的批评报道，渐渐有了一点名声。这些在红的眼中曾是非常荣耀的事迹，她时常与人津津乐道。但是后来她发现，最吃香的记者是会写表扬稿的记者，还有那些有偿新闻，小车接送，红包越封越大。于是她开始敦促我多注意参加那些给红包的新闻发布会，三百五百，去一趟手到擒来。这种场合多是一些娱乐圈的新闻发布，吃喝一顿回来随便涂个几百字应景之作发表发表就可以了。可是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尊重不允许我混迹于这样的场合，为了几个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钱浪费时间，消磨我的斗志。当好的爆料线索放在我办公桌上的时候，我仍会不顾一切抓住它、分析它，怎样以最真实、完整、客观的方式将新闻报道做出来。
除了金钱方面的摩擦，我和红争执的内容又多了一条。诸如“难道你想一辈子得罪人”“你真让我失望”之类的话越来越多地从红嘴里蹦出来。每一次冲突之后双方都感觉很受伤，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
1997年3月，红告诉我她的大哥从老家到广州来做生意，急需两万块钱周转，让我想想办法。我要红把她的大哥带来见见面，我请他吃饭，但红找了种种借口就是不愿意。我告诉红，她可以把我们存折上的钱先借给她大哥，红把嘴一撇表示轻视，说那只有一点点，还差得多呢。见我实在是拿不出钱来，红反复磨了几次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过了一阵子忽然告诉我，他的大哥买了今晚十点回老家的火车票，然后又加上一句：“都是因为你没帮上他的忙。”言下之意是怪我太穷。
渐渐地，红和小妹也不复往日的亲密。有一天趁红不在，小妹突然歉疚地眼泪掉下来，对我说她后悔了，不应该将两个没有情感基础的男女硬是拉扯到一起，我反而宽慰小妹，我和红都打算结婚了，怎么会没有情感基础呢。
小妹把眼泪一抹，说，“这话是红说的。”
原来那天在市场，小妹无意听见红和别人闲谈，言语之间对我有太多的不满和轻视，红最后说，当初看他是记者还以为有发展前途，谁知道这人还没开窍呢，有钱赚也不要，每天只知写那些打打杀杀的批评报道，又危险又得罪人。跟他过日子非得饿死。
一向对我崇拜有加的小妹听见红竟背后给我放冷枪，一时冲动就上前理论。可是红见她怒冲冲过来，迅速转换一副笑脸，从摊子上拿了两双袜子塞给小妹，说，“这是我今天刚进的货，天热了你拿双穿穿，别捂出脚气来。”
小妹的气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她设身处地替红想想，一个像我这样经常性从事隐性采访、深入龙潭虎穴的政法记者确实不是个理想的好丈夫人选。报纸上一块豆腐块见方的报道，也许正是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采写来的。报纸上署着我的名字雷打不动的那一篇篇负面报道，最能直观预测到其中艰险的首先是红和小妹，她们已经习惯于我的早出晚归，有时甚至衣衫破损，身心疲惫。
终于，红对我提出了分手的要求。她的理由只有简单几个字：我不想再担惊受怕。
1998年4月1日，我历经了死里逃生的王圣堂暗访行动。事后我没有告诉红和小妹，但是小妹看到了我写的暗访材料，她马上告诉了红。红惊怔地听着，没了抱怨和责怪，一个字也没有说。历险结束后我格外感觉到亲情与家的可贵，那时候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红那颗平实甚至有些世俗的过日子的心早已被我的冒险信念逼上了逃离的道路。
我还记得那个下午，我带红去报社找同事借钱。红对我说她想承包另一个地段较好的摊位做服装生意，需要五千块钱，不打算动用存折上准备结婚的钱。
这一次我没有跟她较真，很痛快就答应想办法筹到这笔钱。我给一位要好的同事打了电话，他马上答应借钱给我。红知道了很高兴，当即要和我一起去报社拿，而不愿等晚上我把钱带回来。钱到手以后红看了我一眼，平静地说再见，转身就走了，头也没回。她那一去不复返的镜头，成为我心中一道永远难以消逝的剪影。
几个小时以后，正在报社里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出租屋楼下一位老乡的电话，她用惊慌的语气告诉我十分钟前她在楼梯上碰见手提大包小包的红，说是回家探亲，留下一封信让同事家眷转交给我。她见红神色不对，所以建议我最好是马上赶回去一趟。
回去以后，我发现红搬走了她所有的东西不辞而别。我只看到老乡转交的信封里有五百块钱和一封字迹潦草的信。
红在信里写道，她一直以为做记者的收入很不错，没想到有时连她摆摊也不如；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渴望平静生活的女孩子，最担心的是自己和男友的人身安全，没想到我老是去那些危险场所搞什么暗访，这样迟早会出事的。她的心里实在无法承受这一份可怕的担忧。她还说，我是一个固执的人，她无论如何劝说我还是不听，没办法，她再也不抱任何指望了。她还说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男人。这一次她的走是铁了心的，而且考虑了很久，叫我不必找她……她最后还承认：“你是一个心地慈善的人，我的漏洞这么多，你竟然没有看出我所说的都是谎话。我的心太累，这些钱作为我回家的路费，但我又知道你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所以特意留下500元钱给你，以免在我离开后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小妹读了信气得浑身都在发抖，嚷着一定要把人追上，把钱要回来。小妹无法忍受她的一腔善意竟落得个如此下场。
我当即劝阻住了妹妹。我沉默不语。许久，才轻声地对妹妹说：“这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但愿她比我们过得好……”是的，我能理解红的所作所为。我不能怪她。两人相处的过程之中种种磨合与挫伤，也许是应了那句“冷暖自知”吧。我知道红是回老家了，从广州火车站开往她老家的火车，每天只有夜晚十点钟那一趟，红一定是乘今晚的火车走。因为她是个敢想敢做，甚至不惜钻牛角尖的女孩子。如果我要去追她，当时肯定是能够追回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会这么做。金钱只在人们需要的地方才有意义。我希望红把它当作我惟一也是最后的礼物，一路顺风。
同时，我还想告诉她的是，像我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男人，就是热衷于记者这个职业，我热爱，所以我愿意为之奉献，更愿意为之冒险，万死不辞。
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多次历险，不但令我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同时，更是多次吓跑了我的爱情。进入《南方都市报》后，我在一次联欢会上结识了广州某医院的女医生林，当时，美丽大方的她刚从北方一所著名学校分配至羊城。我们很快坠入爱河，可只10个月时间，我们的爱情遭受到了考验，主要原因就是，我经常写批评报道，她十分害怕我在采访时遭遇到的各种危险。后来，她终于向我提出分手，哭着说：“我只想过一种平静安稳的家庭生活，实在无法容忍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惊悚采访，我太担心，我太害怕……”
后来，我与另一位远在杭州江干区某学校老师萍由多年的笔友成为知己，刚进入谈情说爱阶段时，因为她的父母亲知道了我在广州历险的经历，非但没有增加对我的好感与信任，相反当即强迫其宝贝女儿与我一刀两断。记得1998年的中秋节，当远在昆明出差的我应她的诚邀，从春城赶往杭州城与她相聚时，由于她母亲的坚决反对，生性柔弱的萍只好含泪与我分手，以致使我们的第一次成为了最后一次。有关此事，2002年4月的《家庭》杂志在一篇题为《暗访黑窝历险记》的文章中也曾记当过此事。
就这样，我的历险经历吓跑了我的几次爱情，那随风摇曳的倩影，在我的青春史册上洒下了一串串斑驳的泪痕。
现在，尽管漂泊京城的我还没有谈女友，尽管我仍是独身，但是，我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