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初圆记者梦
我的运气还不错。10多天后，该工厂有位保安家中有急事而离开，我顶了他的缺。就这样，我又成为了一名保安。工作也是三班倒，这儿的住宿条件与那个技校大同小异，只是铁皮房变成了低小的平房，而且由于是工厂，加工车间就在身边，每天轮流转的各种机器的喧嚣声，像针一样直往你的耳膜里钻，刺激得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让人心跳不止，六神不定，吵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涨大。刚开始那几天，我被那日夜不停的尖锐机器声吵得根本无法入眠，加上心事重重，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直到几天后，我终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下班后，我也能像别人一样，身子一挨床就呼呼进入梦乡了。
由于这儿是私营企业，那个整日板着脸的老板不但对工厂里的工人苛刻得要命，对我们这几名保安员也终日虎视眈眈，上班时不能做其他的事。除了值班时要不停地手拿警棍要围着厂房四周巡逻外，就是像庙里的菩萨一样守在门口纹丝不动。不过，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之间可以自由换班。我们都是三班倒，小刘他们最爱上白班，都不喜欢上夜班，而我为了争取到白天的时间，就干脆将所有的夜班一人捞了，这样尽管夜里少睡觉，但我白天却完全自由，可以带着自己精心编订的求职报告和相关材料，去羊城大大小小的报社和杂志碰运气。
这天上午，我在一家小卖部门前休息时，随手从大门旁边的报亭里买了几份当日的报纸。我突然看到当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又刊登出招兵买马的消息，在招聘编辑记者。虽然这消息令我很是振奋，但是，那上面的“要求所有应聘人员必须具有本科文凭”的条件，又让我黯然失色。我长叹一声：要是这个时候我有文凭该多好呀？哪怕是大专的！可是我没有。如果我有文凭，凭我在部队时的几份奖励证书以及在军内外报刊发表的百多篇作品，我想我应该是能进去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凭，我的这些东西人家还是不屑一顾，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人，最多也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
此时的我，已经在羊城几家报纸操练过，在新闻写作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自信自己一定能胜任记者的工作，只是，我要找到一家能发挥自身特长，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报纸。此时刚刚由周报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论是在办报方针和风格，还是发展趋势，无疑当时是最适合我的。尽管明知硬件不行，我还是决定再去《南方都市报》碰碰运气。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还特意打电话给几位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朋友。他们告诉了我一些新情况。其中一个朋友还特意告诉我，现在负责都市报采访部工作的是从《南方周末》来的朱德付。他是个很爱才的人，也是个很有眼光的人。虽然我从没有与朱德付见过面，但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报道。古人云：“为人为文，文如其人”，尽管这个候我还没有见过朱德付，但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章，我相信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一个能打破常规的人。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我曾去过《南方都市报》应聘。当时去的人很多，他们有很多是外地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多的是本科生。尽管我知道，招聘的硬件除了有发表的新闻作品外，还得有文凭，至少也得有大专文凭，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在拥挤的招聘人群中将我的个人简历和有关资料递上前去。一位负责人翻了翻我的资料后，对我说：你的文笔还不错，但你的作品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新闻作品太少，再说你连一个大专文凭都没有……
1997年1月，《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日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关注那上面的新闻，虽然它的版式和风格就像六月天的孩儿脸一样老是变，但在广州地区中还是很有特色的。我很自信，那上面的新闻，自己也能写出，并且肯定能超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那些记者都有文凭，有工作经验，而我，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的退伍兵，一个没有文凭的打工仔。就因为这些，我连报社的大门都进不了。
我坐上了前往广州大道方向的公共汽车。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还是要去试一试。凡事都得靠自己去争取。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争取，又怎么可能奢望成功呢？我自信自己就是一匹千里马，但要紧的是让那慧眼识马的伯乐能在广州这人才济济的大潮中发现你。否则，哪怕伯乐具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眼，我想他也是很难在尘土飞扬的民工群中发现这匹与众不同的马儿。
南国春来早。此时已经是1997年的2月中旬了，正是南方的阳春之季。本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和绿化带丛，在一场春雨淋浴过后，又悄然露出了许多柔嫩的细芽，使得羊城更加生机勃勃。早春秀丽的景色使人心花怒放，心旷神怡。我就这样一路欣赏着路边的如画风景，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日报大楼。
我乘坐电梯直上到16楼。本来，那广告上面早就写得清清楚楚，招聘人员直接与办公室人员联系，但我却特意绕开负责招聘的办公室，直接找到了上面悬挂着“副主编”办公室的牌子。那儿门正大开着，仿佛正在专门等候我进去似的。里面坐着一位30多岁、戴着一副玳瑁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人，他正埋头写什么。我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敲门，接着像在部队时那样，脱口而出地喊了声“报告”。没错，这就是朱德付，因为我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朱德付马上抬起头来，和颜悦色地说了声“请进”。我刚一进去，用洪亮的声音作了简短明了的自我介绍后，就将自己的材料递交过去。没想到，听到我的介绍后，朱德付不但没有推辞，反而为我倒了杯水。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平时很喜欢与军人打交道，没想到你还是海军陆战队员呀！”他的这一句话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拘束和胆怯。就这样，我们在欢快的氛围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末了，朱德付打趣地问我：“你不直接去办公室应聘，怎么一下子冲到我这儿来了呢？你不怕我怪你越级来访吗？”我笑了笑：“朱总，不瞒你说，我上次就来过一次，但人家没有录用我。因为我没有文凭。这次我是特意冲你来的，希望朱总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为南方都市报最好的记者。没文凭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本科生差的……”朱德付听到我这话，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他微笑地看着我这张由于东跑西跑而被南国灼热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面孔，看着我此时由于急促的赶路而正从额头涔涔流下的汗水，说道：“看得出，你是一个特能吃苦的人，也是个诚实的人。这样吧，石野，你的材料我先看看，由于这几天前来应聘的人太多，我要与办公室的人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当他获知我连联系电话都没有时，又叮嘱我：“你明天上午10点打电话给我，我会给你答复的……”
朱德付和蔼的态度令我心情很是舒畅。为了能在第二天外出，我当即与人换了夜班。夜里值了一整夜的班，直到早上8时许我才上床睡了两个钟头。我揉着惺忪的双眼，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时，从那只廉价的电子表看到，此时已是上午9时40分了。我胡乱地洗漱了一番，就准备到外面去给朱德付打电话。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晴天，我特意换了一件从没有穿过的白色短袖海军夏服，把自己打扮得更有精神。我照了照镜子，发现两只眼睛由于过度熬夜而布满了血丝。但我毫不在乎。我用开水泡了两大包方便面，饱餐一顿后就出门了。我来到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前，看了看钟，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10多分钟。我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站在马路边浏览着。眼看还差两分钟就是10点了，迫不及待的我就拨通了朱德付办公室的电话。
听到我的声音，朱德付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你提前了两分钟呀！不过，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时间意识。我已看完了你的作品，文笔很优美，写作水平不错。我刚才已把你的情况与办公室的负责人协商了一下，决定破例给你一个机会。你马上带着相关证件到报社来办理一下手续……”这个迟来的喜讯，就像天空中那束和煦的春日阳光一样，一下子驱散了很长时间压抑在我心头的那层阴影，温暖的阳光照得我心花怒放。我从没有感觉到羊城的天空是这么的洁净和高爽，我周围的各色风景物是那样的美轮美奂，绿色花丛是那样香气迷人。我，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乡下人，一个平时摸枪扛炮的退伍兵，一个在建筑工地灰头土面地扛水泥的民工，现在终于成为了省委机关报的一员。
我还了解到，这次都市报招人，主要是副刊和体育版，而采访部当时就招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魏东。魏东也是一名军人，他是广州军区副团级军官转业，上过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擅长摄影，文字功夫也不错，是都市报当时少有的既能拍又能写的记者，他与我在同一间办公室。
这个时候的我从部队出来后，虽然也做过保安、文员、保镖，也在《广州红绿灯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纸做过记者，小试牛刀，在《广东法制报》时我还曾得到过原羊城晚报总编周文韶老生生的帮助，但那大体不固定，说起来是一种不稳定的流浪生活。为什么流浪？是因为我无法找到一家能让我得心应手的报社。在外流浪了许多年后，我极想选择一家能适合我又能供我锻炼的新闻单位，元旦刚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疑是我最热衷的阵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恋一样，对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备加珍惜。
《南方都市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匹黑马，与早期朱德付的呕心沥血和大张旗鼓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都市报无论是在投资资金、人才资源、办报经验、广告策划上等都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可谈，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走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采访工作中，他排除干扰，勇于改革，把他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勇于执言仗义、义无反顾的冒险精神用到创办都市报上。关于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中有过详尽的记录。
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期间由于带头在都市报内进行改革，朱德付的铁面无情、刚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将一位违规的女记者清除出采访部后，对方和家人草拟了长达10多页的告状信，四处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惧。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时能与记者们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个极为严谨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赶稿子，没有深入现场采访，只凭借电话采访，就匆匆地写了一篇社会新闻，第二天发在了报纸上。到了本周的周会上，朱德付毫不给我面子，当着采访部几十名记者的面，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宣布我的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发稿任务，扣除有关稿费。这是我进入报社以后第一次当众挨批（当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给我很大的触动，也同时给采访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动，因为谁都知道平时朱德付很关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采访部的，也是他当时大力培养的重点对象。从此以后，采访部的记者们，再也不敢只凭一个电话，或是不深入采访就匆匆地发那种“打擦边球”的新闻稿件了。
这个时候的我，虽然已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政法记者，但当时还不敢轻易辞去那家电锯厂里的保安工作，因为此时我不但还背负着600多元钱的债务，而且囊中更是羞涩，几乎是身无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债过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厂里还好办些，因为吃饭时我还可以在工厂食堂里赊账，而现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厂里等饭吃，我必须每天外出采访，寻找新闻线索。那时，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除了生活都不稳定的流浪记者外，其余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穷光蛋。因此，我从小刘那儿借来100元钱后，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花去了50多元，其余的得用来吃饭、打电话用。不过因为有了自行车，使我每月可以节约一大笔车费钱了。就这样，就像我当初在《广州红绿灯报》时一样，夜里我身着保安服在工厂里巡逻，下班后我就埋头大睡两三个小时，然后，用冷水洗澡，揉着发困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什么都吱吱响的破自行车，满广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处寻找新闻线索。从进入南方都市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立下了规矩：除了开会，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闻，每天9时之前，一定要写出二三篇新闻稿。尽管我知道，我的试用期是3个月，但我又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头一个月内，我不但要按时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发表稿件，多上头条，成绩一定要居前几名。
为了省钱，我每天最多也就吃两顿，中午经常是躲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偷偷从包里掏出一个早变得又冷又硬的馒头来，就着一杯白开水，三下五除二地塞进肚子里。到了晚上夜班时，我就赶紧跑回工厂里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饱饭；有时因为写稿子回去晚了，错过了开饭时间，我就一边上着夜班，一边从附近的小卖部里赊来两包方便面吃。当然，这样长期下去，我的身体吃不消，但我必须通过这种无奈的方法，先对付完一个月再说，怎么着也得熬到月底发工资，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当时打工的那个小工厂很少有人看报纸，再说当时的都市报还是刚改为日报，一般的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要不，老板看到我兼职，肯定得炒我的鱿鱼。
也许是由于经常睡眠不足，也许是长期营养不良，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劳累过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面无血色，一付面黄肌瘦的样子。这些，一般同事是很难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采访部要求每个记者必须见报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个头版头条。不管是正式的还是招聘的，大家都为了完成任务而四处奔波；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除了开会外，平时都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我的这些细微的变化没想到却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一个炎热的中午，正是午餐时候，大家都拿着饭碗前往报社食堂就餐去了。我趁办公室无人之机，关上大门，正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啃着一个又凉又硬的大馒头时，没想到，我的这一难堪的样子，被突然推门而进的朱德付无意间看到了。虽然当时窘得我很是脸红了一阵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第二天下午，当我刚从外面采访回到办公室时，朱德付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刚一进去，他就将门关上，先是不经意地与我谈了一下这几天的采访工作和发稿情况，然后他对我轻声说：“石野，我听别人说，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顾了，丢失了不少东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时间经济比较困难。是真的吗？你现在是南方都市报的一员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有事你也不应该瞒着我呀……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就算预支这个月的工资了。你工作很努力，见报稿子不少，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这样弄坏了身体怎么行呢？你是军人，更应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说罢，他从抽屉里掏出了500元钱，不由分说，硬是塞到我手中……
后来，尽管朱德付在半年后离开了都市报，但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记得在他从都市报调至南方日报出版社做副总时，都市报在五羊城附近的红高粱酒店设宴为他送行。朱德付当着众人的面，特意拉着我和魏东来到当时兼管采访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触地说：“石野和魏东是我亲自挑选进来的，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他们的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把他俩托付给您啦，请帮忙照顾好他们……”
两年后，我因报道“祈福新村”那宗特大杀人案，被广州有关部门重点“照顾”，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后来我又离开了广州，北上求学，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记者。魏东运气比我好，他很快调入报社，成为有编制的正式记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将要离开《南方都市报》时，此时正担任着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后两次为我摆酒送行。第一次是在我离开《南方都市报》前，他带着南方日报的女记者金杜在广空医院的一家酒店里请我喝酒；第二次，是我离开南方都市报的第三天，他和魏东一起拉着我到了天河东一家湘菜馆里，我们仨人喝了几瓶度数较高的“酒鬼”，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2001年春，时任广州《信息时报》总编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主管发行工作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从南方“挖”到京城，出任《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得知他来京城创业，我不顾别人的劝告，马上辞去那家正干得不错的报社，加盟了其中。经过严格的考核，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张凌，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凭实力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报同事邓世祥道德败坏，流氓成性，长期披着记者外衣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多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因为这场官司困扰着我，当年6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有关详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