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后的常服，在制度上也规定得十分考究，大致为凤冠、霞帔、玉带。清代皇后冠服并无严格的礼服与常服之分。皇后有朝冠、吉服冠。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朱纬。
冠上的饰物为凤、珍珠、猫睛石、金翟。皇后的朝褂有三种，朝袍有三种，还有龙褂两种，龙袍三种。朝褂为石青色，绣龙、万福万寿文或八宝平水。朝袍为明黄色，领分冬夏加绿，冬用貂绿或海龙绿，夏用片金绿，袍上绣龙、五色云和八宝平水。龙褂石青色，龙袍明黄色。服朝服时挂朝珠之盘，即东珠一盘，珊瑚两盘。
后宫皇后以下各有名分的嫔妃都有规定的服饰等次，她们都属于内官，在制度上占一席之地。
中国古人十分讲究女性的修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妇女修饰容貌之事被提升为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战国策》的作者又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修饰容貌不仅以情感为动机，也被理义所认定和推动。其实爱美是人特别是女子的天性，也是本能。即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妇女，稍有些钱就要买一包胭脂，而贵族妇女每日对镜梳妆是她们最乐意的必修课，至于皇宫中的女子，当然是最有条件打扮的。
古人对奇装异服的爱好远远超过今人对他们的估计。上至君主也不乏对奇装异服的闲情。
战国时的君主居然充当过服装潮流的带动者，例如邹君喜欢冠系长缨，不久，身边的人以及百姓都系上了长缨；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裳，结果全国人都争相服紫，导致紫装涨价，有人想用五件素衣换一件紫衣而不可得；楚文王喜欢戴獬冠，转眼间楚国上下纷纷效仿。以上事情令君主们十分为难甚至恼火，他们只愿独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汉唐以来，百姓不敢再效仿皇帝的服装式样和颜色，但皇帝却禁不住拿来民间的式样自己用，像朱元璋这样勇略俱全的皇帝也经不住民间异服的诱惑。朱元璋六十四岁时微行到神乐观，见路上有人头裹网巾，觉得这种式样颇好，第二天他就下令地方官推行网巾。之后，朱元璋在后宫也享用上了网巾。
女性求美求异的意识更浓。几乎每代都有流行发式和面妆的起落，潮流的源头多是宫中和京城中。东汉桓帝时，京城洛阳流行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所谓愁眉即细而弯的眉；啼妆是在下眼睛边薄施胭脂，似刚哭过；堕马髻是发髻倒在一边；折腰步是腿和身体不在一条线上；龋齿笑则是象牙痛般的笑。这种流行妆起自于当朝外戚梁冀的夫人，后来风行全国。古代文人对于女子趋从流行妆很注意，他们发现女人们在仿效中还添油加醋，如城中流行高髻，则四方高一尺；城中流行广眉，则四方眉长半额；城中流行宽袖，则四方几乎将一正布全披在身上。妇女们对宫中式样的兴趣极浓，甚至不加分辨一意仿效，如楚王好细腰，宫女们竞相节食，传播开来，倾国的妇女都面呈饥色；唐僖宗避难在成都，因为时值非常时期，宫女们为了紧急应变而简化了髻的打法，只在头顶系根丝，发式与囚徒相似，故称囚髻，未料到成都的妇女们也随之打上了囚髻。这种流行意识恐怕古今皆同，没有什么奇怪。
宫廷发式的花样
宫廷女性的装饰可作古代女子装饰的代表。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在头上打髻，不同的是，男子打髻就是束发，然后要加上冠、帽、巾、帻，而女子很少戴帽，靠髻的式样变换发型种类。在女性修饰中变化最多的就是发髻了。古代女很重视发美，发美是美色的一个显明标志。汉武帝第一次见到歌女卫子夫，就被她的美发吸引住了，“上见其美发，悦之，遂纳于宫中。”东汉马皇后初入宫时，以绝好的一头秀发令后宫粉黛一一失色，她的头发多而黑，做四个大髻后仍有余发。同样，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也是以秀发夺人之目的。
宫中后妃以及社会的贵族妇女喜梳高髻，以示尊贵，而属于宫婢类的宫女则梳如牛羊之耳般的双髻。高髻在梳妆上比较复杂，如没有别人合作(后、妃有服侍梳头的宫女)很难梳成。
宫中有时规定或限制何种身份的女子梳何种髻，但髻的式样变化多端也难以归类。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宫中发髻名称繁多，如无实物便难以想象其形制。
秦始皇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又令宫女在夏天梳黄罗髻；汉高祖令宫人梳奉圣髻；汉武帝令宫人梳二十鬟髻、堕马髻；汉灵帝令宫女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武帝令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隋炀帝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髻。唐宫中的发髻式样更多，名称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如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双鬟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归顺髻、闹归妆髻等等。上述各种宫妆发髻应是皇帝们所喜好或者亲自设计、定名的，其中大部分令人无法知道它们的形状。
从下述灵蛇髻的故事中，令人也许能够能够领悟到古代女子发髻种类之多的缘由：魏文帝的甄皇后梳的发髻式样一日一换，据说她每天都见到一条口含赤珠的绿蛇，绿蛇以盘卷的姿态向她传授髻的各种梳法，因此甄皇后的发髻每日更新，称为灵蛇髻。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人们仍可据此推测发髻是可以任意盘结的，只要能够固定在头上。
为了固定头发并显示头发的茂盛，古人发明了假髻，假髻是用别人的头发或自己以前剪下来的头发，做成需要的形状，衬在打髻者头发里面，做成耸而不乱的髻。古人对头发的重视过于今人，曾专设髡刑，以剃光头发作为对犯罪者的处罚。髡下来的头发估计被秃发的男子取走或用来做女子的假结。夺人美发的事也曾发生，如鲁哀公在城上见到一位美发的女人，便派人把该女子的头发剃下来，做王后吕姜的假发。假髻被编入《周礼》中，叫做“副”，规定为王后行礼时的头饰。为了固定头发，也可使用纟丽绦或丝线(带)缠缚，如飞天髻，需要三个大鬟髻耸起而不塌下，就得借用丝带缠缚。由于有了技术手段，高髻在东汉以后成为常见的宫中发式并波及民间。
高髻的许多种类，除了通称的高髻外，今人可推知形状的有：飞天髻、望仙髻等。飞天髻十分浪漫，始于南北朝，一直至明朝仍流行不衰。飞天髻显然和佛教信仰有关。起于唐初而盛于武则天时的螺髻，也是系于佛教信仰，据说释加佛的发型就是螺髻。望仙髻的梳法与飞天髻相似，打两股环状髻耸于头上，如望仙人来临，形状不如飞天髻飘逸。唐玄宗时宫女们均爱梳望仙髻取媚于玄宗。惊鸿髻起于曹魏宫中，延至隋唐，其形状是鸟欲展翅的瞬间姿态。唐宫中流行的抛家髻十分美观，两鬓蓬松向后拢，好似两鬓抱面，头上做成椎形的朵子。
与抛家髻相似梳法稍有不同的是半翻髻。宋宫中盛行朝天髻，与翅角望仙髻的不同处是前高后低、前圆后椎的两个实髻。
凡宫中盛行的各种高髻在梳法上都有所讲究。
今人所喜闻乐见、经常出现在屏幕、画页上的古装青年女子发式是古代宫中及民间常用的发式，即用本身头发分作两股，在头上盘成一个不大复杂的形状，下成两束垂于耳后或成一束垂于头后、或加垂长的两髻。
明清两代宫女发髻并无多少创新。清末慈禧太后喜好新式发髻，或梳双髻上竖，或梳双垂后如燕尾形，这种梳法和式样古代早已有之。
鬓式与鬓饰是美发的重要部分。最简易的长鬓是不将鬓发梳上去，而垂于耳前两侧，随风飘逸。鬓上一般插戴各种花和宝钿花钗。魏文帝时的宫女莫琼树创造了一种传奇氏的蝉鬓，因此得宠于皇帝。蝉鬓“望之飘渺如蝉翼”，如果不借助某种材料，是无法随意梳成的，估计是用一种胶类物质涂在鬓上，使之薄而齐，定型拢成蝉翼状。后世皇后的礼妆两博鬓，也许用了类似的方法。缓鬓是宫女们常用的鬓式。
鞋的历史
鞋的历史，已相当久远。古称鞋为革沓(音榻)革及(音洒)或履。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即出现了兽皮缝制的最原始的鞋。3000多年前的《周易》已有履字。《诗经》上“纠纠葛屦，可以屐霜”里的“屦”，就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用麻、葛编成的鞋。
古代穿鞋还成为一种等级标志。在奴隶社会，草鞋是奴隶主贵族穿的，奴隶只能赤足，天冷了，才允许用棕榈叶裹脚。古时的官员穿夫子履，贵妇人穿珠履，老百姓穿木屐或布鞋。
每一种鞋，都有自己的历史沿革。
在古时，在最隆重的礼仪上，脱去鞋才算恭敬。萧何是西汉的开国元勋，高祖给他“赐剑履上殿”，大约是平常得解除佩剑，脱去鞋子才能上殿晋见皇上。在外国，人们曾用脱鞋子的方式来表示对上帝的尊敬。据《圣经》载，上帝出现在摩西面前时，摩西就脱下鞋子，赤足走路，表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和虔诚之心。后来，信徒们必须脱下鞋子进圣殿朝拜。
皮靴是战国时孙膑发明的。孙膑被庞涓敲碎了膝盖骨后，不能行走，就用硬皮革裁成“底”和“帮”，然后缝成高皮靴。孙膑就穿着这种皮靴乘车指挥作战，打败了庞涓。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双2000余年前的皮靴。
但在南北朝以前，汉人着靴之习尚不通行。周武王伐纣，即穿鞋踏上征途。战国时期春申君的3000宾客中，第一等人穿的鞋子是珠子嵌的。这与当时建筑及交通工具有关，其时房屋内铺席，出门坐车，尚不觉穿鞋之不便。魏晋以后，木履流行；六朝末期，南方士大夫生活更是浪漫，其木履之底加上了高跟。
隋统一后，又将袍褂改作通行的装束，自此，不论礼服或便服，皆穿靴子。只有在家闲居时才着鞋。
但到唐朝，又一度在正式的朝服上规定，皇帝是白袜黑鞋，大臣为红袜红鞋，而平常才穿靴穿袍。
清朝时，穿礼服或公服(指袍褂)时，须着靴。
鞋子是地位的象征
鞋子是人们日常穿用的东西，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我们可能见过有穿衣服、戴帽子而没有穿鞋子的半开化部族，却从来不曾见过有穿鞋子而不穿衣服、戴帽子的社会。可见鞋子是有帽子以后，文明社会的产物。在中国，戴高耸羽冠或帽盔的风气，可能是为顺应大规模的战争，为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最早有羽冠的图案见于良渚文化的石斧，鞋子的穿用既然在帽子之后，大约就不会早于公元前2800年了。
一般人想到的鞋子的最初功用，大概是可以保护脚不受到伤害。但事实上人和其他的动物一样，脚本为走路而生，皮肤自会硬化，不会轻易受路上石块的损伤。人类已经几百万年赤脚走路，不会突然为此目的而兴起穿鞋的念头。那么到底是基于什么的需要，人们才开始制作鞋子的呢，相信很多人有兴趣知道。
鞋子是衣饰之一，衣有美化的作用，是不是穿鞋子可以看起来漂亮些呢，但是鞋子穿在脚底下，地位非常的不显着。尤其在人群中，根本看不到鞋子的样子。半开化民族对身体的各部位经常作种种的装饰与纹饰，就是少有把注意力放到脚下的。譬如留下很多的雕像和图像的中南美洲的玛雅文化，以及非洲北部的埃及，他们穿戴过分夸张的帽子、珠宝，就是不穿鞋子。可见鞋子并没有装饰方面的大用途，不会因之而创制。
衣服还有政治上的作用，它可以作为某种地位的表征，鞋子似乎也可以达到此目的。但是鞋子所在的地点太不显着，材料也不珍贵，恐怕不会只为此需要而创造出来。
鞋子的另一个基本作用是保持脚的干净。很可能是对某种特殊场所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这倒是适合古人的心态，而且也算是一种新的情况和要求，值得考虑。
很多商代的文字和雕刻作品，都反映中国人有跪坐的习惯。甲骨文有一字，作一人跪坐于草席之上，反映有跪坐于席上的风气。如果穿鞋子而坐上席子，就会脏污席子。对自己，对他人都会带来不便，因此有脱去鞋袜的要求。《礼记》曲礼，“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当阶”。连上堂也要有脱鞋的情况。
某些场所若不脱鞋袜，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种大不敬的行为。如《春秋》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壳(吐)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
‘必断而足’”。卫侯咬牙切齿，誓言要砍断褚师的脚，可见严重的程度。
《释名》衣服，“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末使干腊也”。在没有发明鞋以前，人们一向习惯行走于朝露上，没有必要为了保护脚受潮湿的侵蚀才发明鞋。笔者小时候赤足上学，只有在开学仪式等有限场合才穿鞋。因此很可能行“礼”的目的才是创造鞋子的真正原因。其演进的经过，大概可作如下的假设。
保持庙堂等庄严所在的干净是很多社会都有的习惯。现今还有庙堂是要脱了鞋子才许进去的。很可能起先在进入庙堂之前，有洗去足上污秽，以免侮慢神灵的习俗。甲骨文的前及湔字，都作一只脚在盘中洗涤之状。前之有前进、先前等意义，可能于上堂行礼之前要洗脚的习惯。
临时洗脚恐怕有点匆促。为了方便起见，后来就事先以皮革包裹已洗干净了的脚。于行礼时才取走皮块，以保持脚的干净。为行礼的目的，避免污秽神圣的庙堂才是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应变措施，才有以皮块包裹脚的动机。此临时的皮块就慢慢发展成缝制的鞋子。用不同的材料缝制，至于在鞋子上增添装饰的花样，则又是更晚以后的发展了。
后来大概觉得赤足行礼不雅，就缝制袜子。故《礼记》少仪有，“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行礼要雅，故需要穿袜。宴会要求舒服，故脱去鞋袜。
在古代，参与礼仪是绅士们才有的资格，故穿用鞋子的也一定是有地位的贵族。
从文字也可以看出其着重穿鞋者身份的创意。古人称鞋子为履或屦。“履”字的西周字形作一人穿着一只如舟形之鞋子状。但是此人绝不是平民的形象。它特别强调穿鞋者的具有眉与目细节的头部形状。鞋子穿在脚下，与高高在上的头根本扯不上关系。创字者不嫌麻烦地把头部的特征描画出来，一定是为了要表现穿鞋者是何种人的服饰，否则画个简单的人形就够了。
履字所表现的穿鞋人可能是个主持祭祀的巫师，脸上还有化装。一如夏字，大概是作脸部有化装的巫者在舞蹈的样子。夏天经常闹干旱，需要巫师跳舞求雨，故以巫师跳舞的形象代表炎热的夏季。巫祝在古代属于贵族的行列，主持礼仪是他们的职务，最有需要踏进庙堂庄严圣地的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最有可能首先穿鞋的人，其次是有机会参与礼仪的贵族。
汉族发式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汉民族，深知先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的训诫，所以，无论男女都蓄着长发。只有犯人因受惩罚的缘故，才被剃去须发，名之“髡首”。
虽然，头发不能毁伤，但发式却常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