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昙《咏史诗》的传世，不似胡曾《咏史诗》的幸运，可谓命运多舛，不绝如缕。今传有宋刻单行本，已属海内孤本；有丛书本，收入明人编辑的《唐百家诗》，亦仅嘉靖年间一刻；有丛编本，即编入《唐音统签》、《唐诗》稿本及《全唐诗》者，幸而有三；还有两个删节本，见《唐诗类苑》卷六八、《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卷四一七史学部艺文二。案《诗源辩体》卷三一《 晚唐》云：“晚唐七言绝，周昙有《咏史》一百四十六首”。可知明时已有周昙《咏史诗》删节本，惟不知是指单行本，抑或《唐诗类苑》本？清人编《古今图书集成》收录周昙《咏史诗》恰为一百四十六首，不详是否由此而从出？这几个本子的题名、卷秩、编次、分门等，详参下节所列之表。
在以上数本当中，以自吟之诗、自注之文、自评之语集于一本而刻印的宋本最为重要，其他则为删落注评而单存诗作的白文本。宋本于一九八〇年由天津古籍书店影印出版，书名题为《周昙咏史诗》。尽管这次影印，正如周叔先生在《跋》文中所说：“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但迄未得到学界的关注与利用。如有论者谓周昙《咏史诗》的“单行本已佚”。（《论晚唐的咏史组诗》）还有论者则谓：“胡、周《咏史诗》传本虽有注或讲解，却并不是原作者所撰说白”。（《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案胡诗如此，而周诗乃自注。又《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七二二周昙《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十万如无一撮时。”注曰：“‘今来’二句：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士卒多死。鲁仲连射书城中，燕将见书自杀，遂克聊城。”案此注显然不合诗意。而据宋本自注：“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连。仲连曰：‘将军攻狄，必不能下。’单曰：‘我以（三）[五]里之城，（五）[七]里之郭，败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邦。今以十万精兵，攻狄不下也？’遂上车不辞而去。攻狄三月，不克。惧而问仲连，仲连曰：‘将军之困于即墨也，坐则织蒉，立则（杖）[杖]（捶）[插]，为士卒唱，人皆欲战，此所以破燕也。今将军东有（剧）[夜]邑之俸，西有淄上之（娱）[虞]，金玉满堂，绮罗满室，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以此不胜也。’[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单厉气（修）[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鼓之，狄人乃下。”（案底本文字讹误颇多，此据《战国策》卷一三《齐策六》略作校订。）又同书同卷《武公》：“猛兽来兵只为文，岂宜凉德拟图尊。君看豹彩蒙糜质，人取无难必不存。”注曰：“武公：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前后有九位君主号武公，此未详孰是。”据宋本自注：“顷襄王欲图周，周（被）[赧]王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夫杀其主，（距二十）[臣世]君，则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则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今周之地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之）[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致）[劲]兵。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以周为意者，见祭器在焉。今若以器传之于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臣请譬之。（人）[夫]虎（右）[由][肉]不堪食而爪牙甚利，人（由）[犹]攻之。若使泽间之麋（象）[蒙]虎之皮，人攻必甚矣。’于是楚计不行。”（案底本文字讹误颇多，此据《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略作校订。）知“武公”为东周赧王之臣，并非不明所指。此均为时贤不曾参考影印宋本之明证。故以此影印宋本为据，结合有关文献，对宋本的刊刻板式、时地及收藏、流传等情况作一介绍。
宋刻本半叶十二行，正文大字单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三十字，行有界栏，四周双栏，外粗内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板心上鱼尾的下方各题“周诗上”、“周诗中”、“周诗下”，下鱼尾的下方各记叶数。上卷首行顶格题“经进周昙咏史诗卷之上”，“经”与“进”之间空一格。中卷、下卷亦然，仅换“中”、“下”字样。又各卷的末叶亦如是题。次行低七字题“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且“周昙”二字之间及上下均空一格，中卷、下卷亦然。第三行顶格为黑盖子系以墨圈，下题“唐虞门”，又低六格为黑盖子系以墨圈，下题“吟叙”。全书所有诗题均加有黑盖子系以墨圈，且后一首诗的题目均在前一首诗的注文之下。
全书收诗一百九十五首，均为七言绝句，除过前面两首叙诗，皆以历史人物为题，始于《唐尧》，终于《贺若弼》。每诗或单吟一人，或合吟二人、三人。同一人之第二首题《再吟》，第三首题《又吟》。分十门，为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六朝、隋。诗题之下用几个字简说大意，诗后注出史事，注后为评论，多以“臣昙曰”标示。
论者谓此本为“宋福建刻本”，甚是。兹以四点证之。一、宋代刻书有三大中心，各具风格特点。在文字校勘上，最精审者为浙本，其次为川本，粗劣者即建本。谛审此本文字，讹误衍脱，屡见不鲜。如《夷齐》诗：“让国由哀义亦乖”，案“哀”显然为“衷”之形讹。又如《晏婴》诗：“车何必用奔驰”，案“”显然为“驱”之形讹。再如《百里奚》诗：“只击用之能不能”，案“击”显然为“”之形讹。复如《高祖》诗：“安和强啜不含悲”，案“和”显然为“知”之形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注中文字讹误致有不可句读者，以至清人彭元瑞叹曰：“多不可通，奈何奈何”。二、建本书多为书贾所刻，喜用俗体字，这个现象在此本中至为明显：“无”作“无”，“礼”作“礼”，“虽”作“虽”，“与”作“与”，“万”作“万”，“尽”作“尽”，如此等等，俯拾皆是。三、在避宋讳方面，以浙本为最严，川本次之，而建本又次之。细观此本，避讳不甚严。“弘”、“殷”、“敬”等不缺末笔，“”或缺或不缺，“匡”缺末笔，“桓”或缺或不缺，“”不缺末笔，“慎”缺末笔。虽然讳及嫌名“贞”、“侦”、“真”、“徵”等，也是或缺或不缺。四、在刻书字体上，浙本多为欧体，川本多为柳体，建本多为颜体，而此本正是颜体。合此四者综观，影印宋本之底本当为建阳所刻。不过，此本在板刻上却颇精致，疏朗悦目，不啻为建本书之佼佼者，即使与其他宋刻佳本较之，亦堪称上品。
论者又谓此本为“南宋刊本”，甚是。案此本避宋讳不甚严，前已论及。但是，书中凡遇“慎”字即缺末笔，且不为光宗以下诸帝避讳，可见此本当刻于南宋孝宗时。
此宋刻三卷本在宋元时的流传情况不详。前引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四集志三唐诗类著录《经进周昙咏史诗》之解题颇详，然而未说明是否有注评。其他各家之著录，更是语焉不详。故此本在明代流传的情况亦不详。
至清代，收藏及流传情况则较明朗。就现在所见书目文献记载，最先收藏宋刻本周昙《咏史诗》的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季振宜。观今影印本，上卷、中卷、下卷的首叶首行下方各钤一枚“季振宜藏书”印章，且下卷未叶有“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墨书一行，可见据以影印之底本即为季振宜所藏宋本。
再观全书首页和尾页的空白纸上各钤三枚同文印章，由上至下为：“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下卷末叶无字处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二枚印章。至为有趣者，上卷首叶书眉紧贴边栏处有二枚各为半方的印章，印文仅存“天继”、“乾御之”，而全幅印文应是“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这大概是因印章较大，怕加盖后，印文下半部会将书上的文字掩盖，于是用纸遮住下半部，不使印文全部钤上。看来，这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还颇惜古书。而据上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宋版集部》著录：“《经进周昙咏史诗》……册尾墨书‘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季振宜藏书’，朱文，卷上、卷中、卷下。‘唐古夫氏’，白文，卷上。”与今影印宋本同，可见宋本于乾隆时即已入存内府，成为秘籍，难得窥豹。案乾隆皇帝于嘉庆元年至四年正月为“太上皇帝”，而《后编》撰成于嘉庆三年，则此本进入清内府是在嘉庆三年之前。又案《四库全书》编成于乾隆四十七年，而《四库总目》既未著录此书，亦未存目，则此本之入内府，似又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
一九三三年编撰的《故宫善本书目》不著录此宋本，可知此前已流出宫外了。又据傅增湘先生的记述，早在一九一七年即散出内府，流入厂肆。其云：“《青山集》、《周昙咏史诗》、《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博物志》、《山谷老人刀笔》、《佩》、《国语解》八书久闻流出厂市，探询半月，苦不得耗。嗣晤蒋孟及周叔，两君皆得寓目。继而闻经手者为宝华堂张秋山，因往访之，密不肯示。继而孟还价不谐而去。闻之怅往而已。昨夜亥刻，宝瑞臣前辈以电见告，谓八书皆在渠处，遣急足往取，夜分乃至。《青山集》古雅绝伦，恐为海内孤本，《咏史诗》及《昌黎外集》、《扬子法言》均属宋刊，余皆明本，而《佩》乃以张氏泽存堂本冒充，独为可诧。因连夜将《周昙咏史诗》校勘一遍，余皆略记行格印记如右，翌日亲赍还之。”案所记行格印章均与今影印本同。《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部“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条。惟“卷之上”误为“卷之一”，又第三行顶格有黑盖子，下题“唐虞门”，而误为“三行低二格题‘唐虞门’”。又释“唐古夫氏”为“吉夫氏”，略异。另据周叔先生回忆说：“《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案此下略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语）。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书友曾携此书及宋本《寒山子诗》来天津求售。当时为财力所限，只收《寒山子诗》，而此书交臂失之。久之消息杳然，时时形之梦寐。解放后，从友人处得悉此书现存天津某家。此书除《天禄琳琅》（案指《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外，明清两朝未见传本。此书毁，则是书绝迹于天壤矣。前年余阅书于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同志出示此书，为之惊喜过望。五十年前，初见此书光景如在目前。询之从何处得来，则云收于废纸堆中。死者复生，断者复续。冥冥中若有神物护持。偶然之事，良有不可思议者。今者古籍书店拟付之影印，使人间孤本，化身千万，甚盛事也。”时为一九八〇年。影印宋本附《跋》文。可知此本先是于民国初年在书商手里转售，至三十年代由北京流入天津而为私人收藏，然后就下落不明，到八十年代前后却从废纸堆中捡回而重见天日，真可谓“不可思议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