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德禄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四川苦力，当他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条野狗正在吞食尸体时，竟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跟我们说过，他的一位中文老师经常取笑自己一位死法非常有趣的朋友。而有的父母在失去孩子的时候会表现得非常悲痛。可是时间一长，他们悲伤的表情就会被麻木和呆滞取代。然而，这种沉默的悲痛与自然流露的悲痛以及粗暴的嘲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后者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在外国人与中国人开始有商业往来的这几百年中，他们的信誉程度已经得到了证实。为了使这种说法得到更准确的证明，我们可以列举事例进行说明。下面是一段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先生在告别上海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我已经说过，西方团体具有很高的商业素质；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并不落后。事实上，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但是我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来证明我所说的这一点。我在这里告诉各位，汇丰银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与中国人做了很多次大笔的交易，其总额高达上亿两白银。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遇到一个不守信用的中国人。”
也许，三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解释：汇丰银行中的一位在香港的买办，让银行蒙受了严重的损失，银行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是在没有保障的环境中，该银行每年赚取的利润从未低于一百万。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本质上是否存在区别。但是，为了让上文所述的证据更具说服力，我们的确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上文提及的结果是否真的归功于中国人相互负责的特点。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这一特征，它是西方人应该学习的优点。我们在与中国人的商业往来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信任，因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想要获得大的利润，就必须得到他们足够的信任。但是，经过长期的交往，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商业往来中所缺乏的信用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例证。
一位对此颇有研究的学者，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的主题是：商业往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实际上就是相互欺骗。一般来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好像雅各与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就像中国的俗语所说的那样：“铜盆撞到了铁扫帚。”大家最近常说这样一句俗语：“把孩子送去学做生意，实际上等于毁了他一辈子。”有些现象在中国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即使是那些有名的大商号，也会出现表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我们并不是故意要指出在中国找不到诚信，只是在我们多年的经历和观察中，在中国没有发现诚信的踪迹。在这样一个对真实毫不在意的国家，又怎么会出现诚信呢？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会在外国人面前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不识字，但是，当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时，即使这本书不值三个铜板，他也会偷偷地把书藏起来溜走。对此，他不但不会感到羞愧，而且还会因为欺骗了外国人而沾沾自喜。在他看来，外国人是多么的愚蠢，竟然会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
中国人去外国人那里买东西，总会告诉对方自己没钱了，而少付一个铜板。如果，你发现他的耳朵上夹着一个铜板并告诉他的时候，他会极不情愿地把它取下来给你，那种表情就好像你欺骗了他一样。有的中国人，为了不花钱而从你那里拿东西，会跟你兜上半天的圈子，直到最后，他才满脸愤恨的掏出一大串铜钱，极为不高兴地让你拿走他应付的钱。但是，如果他的阴谋得逞的话，他会高兴得仿佛战胜了一条蛇一样。
中国社会的团结还经常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他们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有的时候他们会征求对方的同意，有的时候他们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占为己有。而多数情况下，他们借去的东西当天就被送进当铺了。当主人要用的时候，只能花钱自己去赎了。
在教会读书的一个中国男孩，被发现是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在证据面前他无可辩驳，他哭着解释道：“我在家里经常拿妈妈的钱，已经养成习惯了。而管理员跟妈妈长得很像，所以，我忍不住拿了她的钱。”
可以肯定，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也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文已经谈过，中国人缺乏信义，这一点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也需要你时刻提防。我们在前文中谈论其他问题的时候，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例子了。
如果了解了中国人不讲诚信的事情，那么我们便可以写出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来。然而，在中国，上至尊贵的皇帝，下至卑贱的乞丐，人人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欺诈在中国，已经成为了每一个人的天性，因此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为体系，就好像人们离不开空气一样，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它的掌控。这个体系是如此的恶毒、堕落，若想铲除它并逃离出去，就必须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整顿。
就中国的现状，以中国人的性格而言，很难让外国人与他们有更多的实际往来。人们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和捐客，不论他们犯了什么罪，都应该全部杀头。这些人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特殊的。西方人宁愿忍受欺骗和压榨，也不愿因此引起一场社会风波，因为他们对此缺乏兴趣，也缺乏能力。然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如果出现有失公平的事情，必须通过社会风波来平息。
所谓的中庸之道，是指对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对人即不轻信，也不猜疑。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假如我们对不诚实的事情表示不满，中国——这一对人性最为敏感的民族，会把我们的失败都归集为这一点。对于脾气暴躁的人而言，想要时时刻刻保持佛祖涅磐时的那种平静，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平静的品质，我们就会被当作进一步肆意勒索的对象。一个被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在街上看到一个沿街叫卖泥塑的外国小人的小贩，这时，他停下脚步对小贩说道：“你玩的只不过是玩具，而我玩的可是真人。”
中国政府是我们所了解的，最能说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例证。从外国对华的整个关系史，以及中国官员与人民的关系史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告示。
这些告示比比皆是，而且篇幅冗长、词藻华美、内容包罗万象；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而皇之的命令，根本就没有人打算去实施。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并不会有误会发生。“中国政客的生平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充满了崇高的情操，但是却有着最卑鄙的行为。他引用孟子的话来讲述生命的神圣与可贵，同时又砍下了一万个人的头颅；他为人民惨遭洪灾，失去田地而悲伤；同时又把修建河堤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泛滥，全省惨遭洪水之害；当他与人达成协议的时候，私底下说，那不过是一时的哄骗而已，然后又高调声讨那些作伪证的人。”
当然，中国也有清廉、正直的官员，只是很难找到罢了；而且就他们所处的孤立无援的环境而言，他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把这些经典的教义与具有良好素质的人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进入更高标准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无能为力。
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你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有几个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这里所指的仅仅是科班出身的人。得到的回答千差万别，因为大家的经历各不相同，判断中国人的标准也就不同了。但是，大多数外国人的回答是“很少”、“七八个”、“十一二个”。当然，也有人会说：“很多，多得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敢肯定地说，只要是有头脑和鉴别能力的观察家，都不会作出最后这种回答。
在探讨中国社会具有互相猜疑这一特征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中国人的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别人。正因如此，猜疑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统治整个阶级的人，不是中国的精英分子，而是最卑鄙无耻的人。
曾经有一位聪明的官员对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的官员都不是好人，都应该统统处死；但即使把我们杀了，下一任也不会比我们好多少。”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蛇清楚自己的洞穴在哪里。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中国的官僚阶层无法得到中国商人的信任。在他们看来，所谓“改革”，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且不会实现。就好比中国的一个泥瓦匠，花大量的时间，用没有调和好的灰泥建造烟囱和屋顶。可他的心里却十分清楚，只要生火，屋内就会灌烟；只要被雨淋，屋顶就会漏水。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中国虽然有足够的资源来使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人们没有信心，所需要的资源就不会被开发出来；中国有渊博的学问来满足各种需求；中国也不缺乏人才，只是缺乏最重要的信任。如果没有真诚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中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颇有文化，善于思考的中国人与我讨论如何解决某个地方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向来都是在井内从上到下用砖头砌成的；但是，当地的土质非常不好，井建成没多久整个地面就会下沉，连同井壁也一起塌陷，只剩一个很小的洞可供取水。渐渐地，整个井也就干枯了。对直隶省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与中国用忍耐的方法治疗病痛一样，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现象，所有药方都无法将其根治。最终整个中国只能像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破车一样，陷入绝望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