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将近一百五十个中国人聚在一起开宴会。很多人是赶了几英里的路到这里来的，但这场宴会却令他们感到很失望，可又必须忍耐。他们原以为会在十点钟左右开席吃饭，所以在来这之前没吃什么东西。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宴会开始时，他们要充当招待人的角色，因为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的人数还多。自己饿着肚子，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不停地吃东西。这种被迫的从容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西方人远不能与之相比。经过长久地等待，终于等到自己的这顿饭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一次更加令人恼火。
谁会为这一百五十个被轻视的人伸张正义呢？假如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教民，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一整天你都会看到一群人怒容满面，在最后一轮宴席开席之前，一直听着他们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抱怨不止，骂声不断。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抗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就在此刻，先生们’”这样激愤的短句。但是像这样的举动，这一百五十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是绝不可能做出的。他们会一整天都平心静气的，并且十分真诚而礼貌地告诉主人：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你们谁能告诉我，哪一种西方的文明能够教导人们做到这样的忍耐呢？
中国人神经的承受能力超乎西方人的想象，但这并不表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是苦中作乐的禁欲者。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一切，不仅仅因为他们具备超强的意志力，更因为他们有着一颗忍耐的心，这一种特质更为可贵。
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向一位外国医生询问自己的视力是否能恢复，并且表示如果没有希望恢复，他也就不会为眼睛而烦恼了。当医生表示束手无策时，病人说了一句“这样我就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之时所表现出的麻木，而是我们所需要的“承受病痛”的能力。
忧愁是致使现代人失去快乐的罪魁祸首，它就像铁锈侵蚀刀锋，使刀失去使用的价值一样。中国人生来易于满足，安于现状。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从这个种族的整体情况上看，除非是遇到非常实际的困难，否则他们很少会感到忧虑。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由此造成的饥荒，或是其他令人恐怖的灾祸，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由于人们缺乏未卜先知的能力，观察者很难发觉其中的种种现象。我们经常会问中国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他的土地和房产，甚至包括妻子在内的一切被别人夺去时，他会怎么办？他的回答令人惊讶：“世道不太平了！”如果再问：“事情何时变得严重起来？”他会说：“谁晓得？或早或晚，麻烦大啦！”身处其境，逃也逃不掉，只好一味的忍受。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
在遭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时，中国人表现出了超强的忍耐力。西方人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不幸的是，这种灾难经常发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即便是外国人最为熟悉的几个大省份，也很难免于遭受天灾引起的饥荒。1877年至1878年间的大饥荒，受灾人口数就达百万之多。受灾情况十分严重，民间种种景象，惨不忍睹。
当时，黄河决堤，河水泛滥，造成了中下游地区大面积受灾。几个省中最肥沃的土地，被一英寸厚的沙石所掩埋，曾经富饶的地区现在一片荒芜。上千座村庄被洪水冲毁，幸免遇难的人失去了家园，被迫四处流浪。这些由天灾引起的家破人亡，使许多人陷于绝境之中。这也是政府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旦这些被逼入绝境的人联合起来，采用暴力的手段获取食物，那么，发生暴动也是在所难免了。
部分大城市采取了一些方式赈济灾民，饱受苦难的人也因此聚于一地。然而获得救济的人数十分有限，时间也不长，严重的灾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在安顿灾民日后的生活方面，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关灾区的重建问题，朝廷也是束手无策。倘若能够免去赋税，也算是政府为老百姓做出了一些牺牲，然而朝廷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央尚且如此，地方的官员也就更不可能做到了。
“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口号，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难耐的大量灾民，只知道游荡于遭受洪水的省份，而不是联合起来向灾区的行政官员要求救济。虽然明知道地方官员无法使他们如愿以偿，但总可以使他们迫于压力，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并为以后的官员及其他地区的官员做出榜样。倘若官员无法安抚百姓，那么他们就会被撤职查办，以待合适的人选。我曾经追问饱受饥荒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采取这样的行动。遗憾的是，我听到的仍是一成不变的回答：“不敢。”
如果我们为了反驳这种懦弱，积极地开导他们，告诉他们：“起义是死，饿死也是死，两者都是不得好死为何不选择前者呢？”尽管“起义”一词不太恰当，但也只是徒劳的。因为我们还是只会听到“不敢”一词。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人之所以不会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果看不到实际的好处，他们会凭着本能告诫自己“一切只是徒劳的”。所以也就不会和别人联手做这件事。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忍”性发生的作用。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耐性，在中国的大地上才会出现如此惊心的景象：数以万计的人在极度的饥饿中死去，而满得装不下的粮仓伸手可及。对此，中国人异常冷静，甚至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对战场没有丝毫的恐惧感。饱受苦难的人，一生都无法脱离苦海；或许他们与这些灾民相比，还算是幸福的。然而一旦不幸降临，他们也会同别人一样，只能在默默地忍受中苦苦地挣扎，而毫无反抗之力。
倘若灾民还有一辆手推车可以用来载着他的家人去行乞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倘若没有能力保证一家人的生存，他们就会各谋生路。如果饥荒过后还能再相聚，他们又会走到一起。倘若在近处无法获得救济，即便是寒冬腊月的时节，他们也会不远千里，到外省乞讨。寄希望于外省的丰收，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劳动力，因而更可能会活下来；倘若洪水退去，乞讨的灾民就会回到家园，在泥地上刨出一些沟坎，播上一些种子，然后一边乞讨，一边等待粮食生长出来。运气好的话，他就不再是乞丐，而变成了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农民。但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随时都可能再次光顾自己。
相信世间存在灵魂的人，始终相信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观点：最具才能的人，常常也是怀才不遇之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以下推论的论据——中国人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耐性一定使他们肩负着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埋头忍受一切生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一民族会以此为契机，凭借他们那非凡的活力创造一个伟大的未来？对此，我们确信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