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上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首都地区却出现了很多困难，连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特别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京师（首都地区）下大雨，发生涝灾，粮价猛涨。
玄宗为此曾几次亲自去东都洛阳了解情况，催运粮食，但都没有彻底解决，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解决首都粮食供应问题的担子，落到了新上任的京兆尹裴耀卿的头上。
裴耀卿自幼聪明，2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秘书正字”。开元初年，他任长安县令。那里过去有“配户合市”法，对农民出售自己的产品加以很多限制。裴耀卿到任后，取消了那些不合理的限制，使得公家和农民都受益。他在长安任职二年，离任的时候，这里的百姓编歌谣歌唱他的政绩。以后他又先后在几个州当刺史，政绩都很突出。开元二十年，他受命押送20万匹绢，去奖励那些在击退契丹的搔扰中立了功的少数民族首领。他想，其他的少数民族首领很可能组织武力抢劫。于是，他事先人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些绢分散开，分别以小股部队的形式悄悄地押送到目的地，到该发奖的日子，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发完毕。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调动力量准备抢劫这批绢的时候，裴耀卿已经完成任务回到长安了。
他接任京兆尹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京师缺粮。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京师缺粮，原因不只一个。当年唐太祖唐太宗的时代为什么不缺粮呢？因为那时候建国之初，从上到下都知道节俭，每年京师有20万石粮就足够了。可是现在，官僚机构膨胀了，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奢侈了，俸禄等等的消耗都大大增加，京师地区每年需要的粮食比以前成倍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常年景尚且紧张，一遇荒年，问题就很多了。
运输能力也是问题。京师地区面积狭窄，产粮不足以供应朝廷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不足部分主要来自江淮地区。江淮向关中运粮，靠的是船，就是水运，当时叫漕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而隋朝后期把首都迁往洛阳，使运输问题更加易于解决。而唐都设在长安，消费日多，运输自然就更加困难重重。
玄宗觉得，京师的粮食问题，已经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当他再一次到洛阳去解决粮食问题时，召见了裴耀卿，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有什么救命的办法吗？”
裴耀卿分析说：江南地区，人口众多，上缴的租税也多。这些租税都是用江南的船向北运送。这些船大约在一月过扬州，正逢那里水浅，要走一个月才能进入汴水（大运河从黄河到准河之间的一段），这时又正是汴水的枯水期，这些船要等到六七月才能进入黄河。可这时正是黄河的洪水期，船走不了，要等一两个月以后才能逆水西上。可是，江南的船工不习惯在河水湍急的黄河中行船，只能雇用北方人撑船拉船，这又会增加运输费用的运输成本。船到三门峡，不能再行，只好用车拉牛驼。所以臣以为应在漕运沿线多设粮仓，以为中转。比如，江南的船行至洛口，即把粮食御下，船即折回江南。而到黄河适宜行船时，再将粮食上船西运。到了三门峡，再下船入仓，然后用车转运30里，绕过三门峡，继续用船运到京师，这样，水通则运；水浅则把粮食贮存起来，便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经费，还可以大大地提高运量。
玄宗觉得这个建议的可行性，便让裴耀卿主持这项扩大漕运的工作。
裴耀卿一是充分利用旧仓，如洛口仓、含嘉仓、太原仓等，又在必要的地方新建了不少粮仓，如河阴县（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的河阴仓，河西的柏崖仓，三门峡东的集津仓，三门峡西的盐仓。还在三门峡东西之间修了一条18里长的路，方便两仓之间的陆运。
这样，江南的租税从水路通过汴水后，贮存在河阴仓，从河阴仓又可以把粮食送到含嘉仓，再送到太原仓，然后，从太原仓顺渭水一直送到京师。
裴耀卿的计划实施以后，仅三年的时间，就从江南运到京师粮食等物资700万石，这比过去每年只能运一二十万石提高了几十倍，并且还节省了陆路运输费用40万贯。有人建议把省下来的这些钱送给皇帝，以表明自己取得的功效。他说：这些钱是大家节省下来的，我不能用来为自己邀功，便把这些钱入到地方的金库里了。
（《旧唐书·裴耀卿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