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将郭子仪曾患病，不断有百官来探望他，他也从未让家人妻妾躲避。但当御史中丞卢杞来看他的时候，他却让女眷们赶快回避。卢杞走后，大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说：“卢杞这个人，面目丑陋，心术不正。你们看见他那怪样子，一定会发笑。如果这个人得势，他必然会报复我们，到那时，我们便都要遭难了。”
郭子仪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卢杞这个人，长得奇丑。脸色发蓝，人们都像看鬼那样看他。但他自己却不在乎。家境贫寒的时候，粗衣恶饭都能克服。但这个人口才很好，几句话就能把人说服。就靠着这一手，他官运亨通，一直爬到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入了宰相之列。当了大官，有了大权，且忌能妒贤。有不顺从他的，必致之死地。杨炎就是因为嫌他太丑，不愿同他一起工作，受到他的诬告，被贬而死的。像杨炎这样遭遇的人，还有不少。
唐朝代宗、德宗等中后期的皇帝，真是生不逢时，正当安史之乱以后，回纥、土蕃几番入侵，各地守将不断叛乱，黄河南北战乱不息。
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的时候，就有李正己拥兵10万据淄、青等15州，田承嗣拥兵五万据魏、博等七州，李宝臣拥兵五万据恒、易等七州，梁崇义等拥兵两万据襄、邓等六州，与朝廷对抗，被称为藩镇。那梁崇义本是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四个藩镇各自称王，拥兵造反。汉南北兵马招讨使李希烈出兵征讨这四个藩镇，杀了梁崇义，而他自己却也拥兵造反。
度支使杜佑算了一下，镇压这些叛乱，仅军费一项，每月就得100万多万贯。而当时京师的国库早已空虚，拿不出钱来。按杜佑的计算，如果能凑够500万贯，可以用半年军费，那时镇压这些叛乱的任务也许就差不多了。卢杞便派他的亲信户部侍郎赵赞担任度支使。
卢杞和他的亲信们商议进行收刮。卢杞说，天下最有钱的是那些商人，主意要在他们身上出。于是决定：商人的资本凡是超过1万贯的，留下1万贯继续经营。超出1万贯的部分，全部借给朝廷，供应军需。他们粗算了一下，这样作可以括率到500万贯，能够满足军费的需要。德宗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这个办法。并答应等平叛战争结束以后就从国家收入中退还给出钱的商人。
向商人借钱的诏书下来以后，京兆尹韦祯执行起来非常“认真”，宁多勿漏。而长安尉薛萃领着军队带着武器乘着马车，挨家挨户地搜查，如果怀疑人家报的数不实，就施以肉刑。有的人受不了这种冤屈和痛苦而上吊自杀。京师一片混乱，到处鬼哭狼嚎一般。
在收刮过程中，已经不只是针对商人。凡是富户，都要借钱。计算财产的时候，房子、土地、奴婢都计算在内。即使这样，总计才搜刮到88万贯，比预定的目标低得多。
“借”钱不够，就实行“僦（jiù）柜”。“僦柜”相当于后来的货栈和当铺，是替人家保存金钱和货物的地方。而卢杞实行的“僦柜”，就是凡是金钱债物，朝廷都要借来四分之一。在借出之前，一律加封，不得擅动，搞得长安的集市无法营业了。成千上万的市民等在路旁，想等卢杞路过时向他反映一下他们的艰难。开始时卢杞还说几句抚慰的话，后来，便让车夫扬鞭催车而去。
僦柜的结果是又“借”来了200万贯，加上括率的钱，离预定目标仍旧很远。而这时德宗也听说了百姓不堪其苦，便下诏停止了括率和僦柜。
然而，数十万在外作战的军队不能不吃饭。第二年，卢杞的亲信赵赞又提出“税间架”的办法。“间架”就是房子。“架”是房梁，两个架之间就是一间房子。他们把房子分为三等，上等每间纳税2000钱，中等1000，下等500。由各地的官吏亲自拿着笔到各家各户去登记，计算、收缴。凡隐瞒一间的，要打60大板。有揭发者赏钱50贯。
同进还实行“除陌法”，过去公私交易时每一贯的贸易额要交纳20钱的税，这一次规定要加到50钱。每个市场都设立市主和“牙子”（中间人）。市主和牙子都发给一张表格，每作成一笔生意都要随时记录，第二天统计税额。不通过牙子的，也要验看他的记录本。如果隐瞒不报，每百钱罚2000钱，还要打60大板。揭发者赏钱1万，从被告发的那一家中出钱。这个办法肥了那些市主和牙子，他们并不如实上报交易额，从中取得丰厚的利益。公家却连一半都得不到。
卢杞的这些办法，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天下人无论好与不好，都把他看做自己的仇人。“将校愿食其肉”。德宗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给他个“降级使用”，并贬到远地。后来卢杞死在澧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澧县）。
（《旧唐书·卢杞传》、《旧唐书·德宗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