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容大度的心态修炼
对看不惯的事情要闭眼
没有肚量，生活处处皆是烦恼。没有胸襟，做官事事皆有所累。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高远，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人生有顺眼之事和碍眼之事。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应当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不论大事小事，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则凡事都为别人留有余地，不独自居功，有过错也不推卸责任。如果能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则可以长期担当重要职责，福祚不可限量。对待烦心的事情，最好别去细究，闭上眼想想另外一件让自己最骄傲的事情是有必要的。
曾国藩主张，对欺侮或欺骗自己的人不要轻易地去计较。在他读书期间以及在招募求才期间的两年广为传诵的事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狂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做官要有些胸襟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感，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他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那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可以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李政务又劳累过度，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尚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不队物喜，不队己悲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谦谦自守的君子，更是一个豁达坦荡之人。在他看来，人的心胸越开阔，容纳的事物就会越大，“不为物喜，不为己悲”，进入一种平淡、宁静的境界。这个时候，表面上无欲无求，内心世界也处于极为平和的状态，但正是无为才能有为。
曾国藩引用《论语》中的话，讲“不追求却能得到”的辩证法。他说：
余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尽其在我者矣。
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凡多服药饵，求祷神衹，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
曾国藩说“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时，则“思寻乐之法”，他根据自身的品格特征，总结“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谈以消伎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
看曾国藩的“三乐”，与他少年时代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难怪他的学生欧阳兆熊说他“一生多变”。曾国藩还说，达生编六字诀，有时可施之行军者，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一笑：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视《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
在生活上，他也以先人为榜样，力求放松，如每夜睡前洗澡。制一大盆，盛水极多。洗澡后，至为畅适。体会到苏东坡诗所谓“淤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的感觉。
曾国藩还以陆游每睡为乐相效法。他说，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益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以后做人，当得一“松”字意味。
由此观之，更加证明了成功之人亦当有求恬逸松适之时。如果弦绷得太紧、弓拉得太满，就容易断折。做事为人也是如此，留得分寸，即可进尺得尺，求丈得丈，方有天转地转的日子。
人不要跟命过不去
处世修身都应该有一定的遵循、一定的准则和目标，也就是要有一种精神和信仰。扩展开来，对一个团体或是一个民族、国家亦应如此。但是如果把这种精神信仰神化到迷信的地位，教条地遵循它，其实就变成了一种俗见，必将给你的人生及事业带来不幸。比如我们若把有志者事竟成当作绝对有效的信条去信奉，或者流于顽固，或者在屡次的失败中不能自拔。把“志向”当做万能的神灵，不知道去依据客观的环境、条件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或志向。再比如把慈善与仁义奉为万能的神明，那么当你面临真的凶恶和粗暴的时候，你则只能是坐以待毙的羔羊。有些俗见是自己造就的，有些俗见是社会形成的。而对社会性的俗见，就更应当有一种说“不”的精神，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国藩讲抗争，与命运抗争，与逆境抗争，甚至与生死抗争。但他也颇有一种阿Q精神，即当逆境时，回头望一望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也就增加了生存的希望。
生命不可轻，生的抗争毕竟要比死的昭示更实际，怎样才能够珍视自己的生命呢？按曾国藩的做法，就是要少抱怨客观，多从自己找不足，因而曾国藩说：“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曾国藩说：
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今吾家荣耀乡里，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类。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益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
对此，曾国藩联系到居家之道，他说：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服，兄亦时时教之。今幸未全备，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
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之间，此是缺陷，吾常常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是余之言也。
在事业上，曾国藩同样主张，不可因遭受挫折，而停止自己的努力与奋斗，他给弟弟的信中说，今受折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因心积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他说，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端，自然随之。因此，曾国藩找到了对自己负责的办法，他说：凡遇牢骚欲发之时，须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唯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些和气，可以消灭病患。他并且认为，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他最后总结道：
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杷名利看得淡一些
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急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又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最大耻辱。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取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他说：
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