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母亲
1
织巢鸟，又名织布鸟，是一种会用草和藤等物料编织巢穴的鸟。
在动物分类表上，有以下的排列：
动物界
脊索动物门
鸟纲
今鸟亚纲
雀形目
文鸟科
织布鸟属
织巢鸟属于文鸟科（Ploceidae）
拉丁学名是 Philetairus socius
别称 Weaverbird
种类约 145
常见的织巢鸟在河边树枝上筑巢，巢体悬挂在树枝的末梢，望似垂挂的大水果，似梨状居多。巢以树叶、树枝和干草等织成，采用的是纺织法而非黏合法。河边结巢可防走兽或飞禽入侵，多数由雌雄织鸟共同编织，但分别独立完成一巢，巢口较平坦的底部，向上略窄，成一锥体，即使坚固，仍可能受到喷水跳跃的鱼的袭击。的确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另一类织巢鸟则喜欢群居，往往数百只聚集在同一棵树上，或者电线杆上，编织成大型的复合社区，巢房相连，却各有间隔，每一对鸟有各自独立的单位，整体看来如同大厦，有时累累臃肿，可达三四米高，直径达四五米，比树木本身还要巨大，比蜂巢蚁巢还要壮观。这种僭建，通常在旱地上，否则大雨浸濡，会累及大树一起倾倒。我不知它们会否守望相助，但至少，它们是和平共处的。不幸的是，对农夫来说，织巢鸟由于吃谷物种子，被当成公敌。
2
法国画家德加创作了一件很特别的雕塑，名《十四岁的小舞者》（La Petite Danseuse de Quatorze Ans），有什么特别呢？本来，这只是一个年轻舞者的雕像，在秋季沙龙的展览中，她只是穿着芭蕾舞衣、舞鞋，梳着发辫，束了打蝴蝶结的缎带，芭蕾舞者那样闲闲地站着。但她这个虚拟的雕像，穿的舞衣、舞鞋，发尾的缎带，却是实物，真实的纱裙、布鞋和缎带。最初还有真正的头发。百多年来，她在不同的展览会中亮相，都穿着真实的舞衣，而且换过好几次了，因为原先的裙子旧了，褪色、氧化、穿孔、仆仆灰尘。而且，哪一个女孩子出席舞会时，还愿意穿上次的舞衣？过去的立体主义，像毕加索的作品，为画作加添时间的元素，这是空间艺术的突破，但矛盾的是，那种时间还是凝定，不再流动的。画面上出现不同的鼻子、几双眼睛，那是不同时间的并列；这么一来，时间成了绘画的主宰，但其实失去了时间本身的意义。德加的名气，不及凡·高、毕加索等大师，但他这个作品，是更大的突破，把时间归还时间，它在舞者身上，与空间结合，流动、变化，而且生生不息。
每次见到这年轻的舞者换上新衣，我总感觉惊异，文学艺术原来可以这样啊，把真实的记录与虚拟的故事熔于一炉。小说中我拼贴了母亲的自传、二姨在内地写来的长信，以及一些其他，尤其是二姨的信，我几乎不改一字，只是删减了一些过于烦琐的家事，也改了人名，她提到成都的梅园，我最近也到过，坐落在杜甫草堂里，由小矮墙分隔。在草堂里，我读到这两句：“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这是杜甫当草堂建成时的作品，他带了孩儿，在战乱后暂时找到栖身的地方，心情喜悦，却又难免有点彷徨不安。二姨完全没提杜甫草堂。此外，其中也加插我读师范学院时写的一篇小说，参加征文，居然获得首奖，生涩，但写实。另外还有我介绍香港第一影室的文字。这些，就成为《织巢》中“真实的舞衣”了。
四五十年前吧，故友蔡浩泉替一家出版社画插图，因最初每册售价三毛钱，故名“三毛钱小说”，朋友约我也写一个，按例指定是要爱情小说，四万字，当时其实已改售四毛钱了。我写了《东城故事》，因为看了电影West Side Story。那时文化人喜谈存在主义，这小说是貌似存在主义的爱情小说。
那小说的稿酬很不错，我不知道是否比其他人高，我请大家到酒楼大吃一顿。母亲知道了，提出她也要写，向我要了一叠原稿纸，她说，她也有一个爱情小说。四万字么，于是天天埋头埋脑，变成乖乖的女孩，安静地写。我写我的，她写她的。几个月后，交给我她的作品。母亲的故事，原来是她的自传，她不过把人名改了；但通篇没有标点，也有一些广东话。我没有交给朋友，看来我欠她一笔稿酬和一本书。我们欠父母亲的，何止这些？我这里抽出前半若干段落；其后的，替她续完。至于二姨寄来的一封长信，有万多言，就像她的姊姊一样，也是自传。她在河南，访港时找到我的书，大概也看过我的《候鸟》吧，竟把自己的生活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是我不知道的，我也把她编织起来，希望读者即使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仍然有兴趣知道。原来，许多人都会写，许多人，本身就是一个个故事。
3
《织巢》是《候鸟》的姊妹篇，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不过是广义的。当年在报上连载，是用专栏形式，每天八百字，如今回忆起来也觉神奇。这种平淡，闲话家常的写法，跟当时大多只争朝夕的连载小说，无疑显得乏味。报刊的篇幅多么珍贵呢，难得前辈编辑提供园地，并加以鼓励，这是必须肯定和尊重的。我一写，一年之久，大概读者不多，怨言却不少，不过压力也不在我身上，当编辑稍露口风，我马上知趣，草草收笔。事实上，我写《我城》时，才写了万多字，就受过毫不客气的批评；我的其他小说也有类似遭遇。说的直率，但书未写完，看的也不周全，不好妄下论断。我稍为所动，但仍然照想法写下去。最重要的是，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我的编辑。我这样再提出来，是近年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时有所见；尤其脸书之类盛行，无论褒贬都太容易了，表示一下态度，不用推理，年轻的作者，可能受不了这种冲击。一个写作的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批评，包括亲朋戚友的赞语，那是自信不足的表现。我写作超过半世纪，一直很认真、努力，是明知这回事不可不认真、努力，所以我也要求评论家不要轻率。当评论家说什么“逃避现实”，这是假定只有一种现实，责成这种现实的时候，其实也指定这种现实的写法。小说的写法，我是绝对坚持的。这当然牵涉对文学艺术的理解，甚至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秉持一种世界观去进行文学批评，只是寻找近亲。
《候鸟》在报上连载的收结，我连自己也不满意，所以只出版了上卷，上卷是姐姐素素的自述，妹妹妍妍的部分，也有十多万字，一直压在抽屉里。妍妍是以我的幼妹为原型，她几乎是我带大的，我做过她的小学老师，她结婚前什么都跟我说。她爱好运动，看来很健康，却最早离世，我很怀念她，书中泰半是她的亲身经历，那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生活。不过成为医务所的助护，却是我另一个大妹的经历，大妹一直与我同住，却染上奇怪的绝症，七年来不断进出医院，经常开刀，人日渐消瘦，我感同身受，但我看到她另一面强韧的生命的意志。反而是我这个老病号，真是久病成医。那六七年我写得很少，生活并不好过，当年一位北京的编辑，忽而造访，我拒绝她进门，当时不便解释：屋内另有一位病得更重的人正在客厅里为伤口包扎换药。我和这位编辑素未谋面，抱歉她大概曾按地址在屋邨里摸索了好一阵。
大妹过世后我收拾她的文件，找到她保存一家人在上海的身份证，我呢，原来在一九三七年生。翻开了许多年的记忆，我把收藏的《候鸟》剪报找出来。十多年来，有些朋友偶尔想起这些文字，表示关心。其中洪范的叶步荣先生和叶云平先生，从没怀疑我会乱写，近年又追问《候鸟》续卷的下落。于是，那么一个阳光猛烈无事的夏天，不宜外出，我把剪稿摊开，痛定思痛，像织巢鸟那样，找来材料，重新编织。
我很重视小说的形式，当年素素的自述，是由幼渐长的叙事；下半卷则转由妍妍自述，她们不是孪生姊妹，不应该相同，当然也不能完全不同吧。我更不想重复过去的写法。我想，《织巢》也是可以独立成卷的。在妹妹的叙述里，我尝试插入姐姐和母亲各自的叙述，这是话分三头。但问题是，在报上连载，如果用上两三种字体，会给予排字房的工友诸多麻烦。那还是铅字排版的年代。当年前辈编辑忙累了想稍作休息、旅行，就嘱我代为发稿，所以跟排字房的工友阿祥叔稔熟。阿祥叔总把我好几个专栏的版头原版送给我。这些版头，大多是蔡浩泉的设计。我不想添烦添乱，也就把其他人的说话融入妍妍的叙事里，叙事观点的转移，同样的字体，又限定字数，在报上看会感觉很混乱，我很快就放弃了计划，再变回单一的叙述。如今电脑打字，用书本的形式，我可以还原本来的构想，加上接到远亲的来信，分别用四种字体表现，清楚地让当事人自己发声；发声，并不一定要唱对台，而可以是有自己的说法，又互相补充。
这是个吵闹撕裂的年代，大家说话时仿佛都要提高嗓门，声嘶力竭，要证明关心社会，而如此这样的一套才能够改进社会。我想，生活是否只容许一种模式？我们又能否冷静下来，平实地说，耐心地听呢？
二〇一七年八月
